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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我國信息產業尤其是電信業的發展令人矚目，電信業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關係愈加密切。但是，電信行業壟斷、電信改革、競爭和資費等等問題又讓人們議論紛紛，成爲社會關注的熱點和焦點。“兩會”期間，信息產業部部長吳基傳就這些問題接受了記者的採訪，暢談了他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和理解。
記者：近兩年，許多百姓對電信方面的意見較大，主要集中的一點是反映電信價格較高，您對此怎麼看呢？
吳基傳：電信價格既然是價格就最終應該由市場決定，以正確反映供求關係。形成一些人對電信價格意見很大的原因，我看有幾點：
首先，股民和消費者是兩個人。由於移動和聯通的股票在香港和紐約等地上市，使得國內消費者與股民分離。而在其它國家股民和消費者是統一的，許多人既是股民又是消費者，就可以得到平衡－－一方面股民希望價格上漲爲自己的股票帶來更好的收益，而另一方面自己又是消費者，不希望價格太高，因此在這樣的矛盾中就可以形成一種理性的認識。而國內消費者購買不到移動和聯通的股票，因此就希望電信價格不斷下降。
其次，我承認２００１年部分城市的市話是漲了，但是國務院批准的電信資費調整是一種結構性的調整，既然是結構性的調整就可能存在有升有降的問題。尤其是市話資費國家規定允許省市在規定的高、中、低三檔中選擇。這樣也就會出現部分城市選擇高檔的問題。本地電話網投入大、成本高，在取消交叉補貼和低價格等條件下會出現虧損。承擔市話最多的中國電信２００１年的收入僅增長約５％，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最低的。但是本地電話涉及面廣，目前有固定電話１．７億戶，約有１億是私人用戶，而１部電話往往是一家人用，因此就可能會涉及２、３億人，上漲一點就會使許多人有意見。
按照國際慣例，電話普及率達到１０％左右，人均ＧＤＰ就應達到１５００美元，我國電話普及率已經達到２４％，而人均ＧＤＰ才８００美元。這一組數字說明我國百姓錢還不多，支付電話費覺得較貴，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相信隨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人民收入的不斷增加和電信競爭的引入等，這個問題會逐步得到解決。
記者：２００１年年末，國務院批准了電信體制改革方案，中國電信被一分爲二。請問您對近年來的電信體制改革有怎樣的評價？
吳基傳：２００１年電信改革力度是比較大的。從１９９８年移動從電信分離、聯通重組開始，我國電信改革逐步加快。２００１年中國電信分成南北兩大公司，以形成比較競爭的格局。競爭將會促進電信的發展。我們看到由於移動市場上已經有了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兩大公司，２００１年在移動通信市場上中國移動與中國聯通兩家的競爭就“爭”出了 ６０００萬用戶。現在將北方十省電信公司地面網加網通和吉通組成中國網通集團，其餘２１個省電信公司保持中國電信的品牌，並允許兩家公司相互在對方開展本地業務，我相信可以相互競爭，促進發展。
由此，電信運營的大格局已經確定。未來長期的改革設想是，這四大家發展全業務的競爭，當然還有鐵通利用富餘通信能力提供的通信業務和中國衛星的衛星通信業務。
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原來也是從政企合一、郵電合一逐步實現郵電分離、政企分離、逐步引入競爭的。他們大約用了７、８年時間，而我國僅用了３年時間。這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集中管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我認爲，取得這麼大的成績主要靠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民經濟健康、快速發展，爲電信業的發展和改革創造了一個好的基礎；二是國務院對打破電信壟斷有明確的要求；三是廣大職工顧全大局的理解和支持。
經過精心組織，我相信電信改革將會是順利的，會取得成功的。
記者：外國有些輿論擔心：中國曾經清理過聯通的“中中外”問題。今後在中國電信業引入外資問題上會有政策風險。您對此怎麼看？
吳基傳：聯通的“中中外”本來就是非規範行爲，不是公開的，是暗箱操作，違背了當時的政策和法律規定，所以國家一定要對其進行清理。而現在新出臺的各項決策都會依據電信條例及外商投資電信企業管理規定等法律法規辦理，並遵守世界貿易組織的各項規定，還將會受到各方面的監督，外界對此不必有絲毫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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