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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醫療糾紛頻發的今天,一邊是受害患者的憤怒與痛苦,一邊是院方因患者開出的天價賠償金不滿,雙方都自稱是“弱勢羣體”。
於是,一場激烈的爭論在中國各階層中間展開:醫患之間的矛盾究竟該怎樣化解?雙方的權益又怎樣才能得到保障?
出席此間九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的代表們認爲,隨着中國各項改革進入新的時期,“就醫難”已上升爲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問題。去年,發生在重慶等地的患者因不滿醫生的工作而進行報復的事件,引起了人們的進一步深思。
來自廣西的副主任醫師張月英代表爲醫生辯護。她說:“每個醫生都希望把病人治好,但患者的個體差異、對藥物的反應以及治療過程中出現的未知因素經常會使治療效果不盡人意、甚至導致患者死亡。一些患者不能接受這個事實,便開天價索要賠償。”
張月英說,如果硬要醫生掏自己的腰包補償患者的損失,醫生會覺得很冤。大多數醫生是靠工資吃飯。如果要支付一單賠償金,一個醫生就算是工作一輩子也還不上那筆債。這樣下去,誰還敢做醫生?醫生纔是弱勢羣體。
而張廷登代表則認爲,醫療工作者應該把風險控制在自己的能力範圍之內,如果不能,則應該向病人或家屬說明,提出相應的建議,以免延誤治療。
他說:“畢竟患者是因病而就醫的,無論是身體上還是心理上,他們都是天然的弱者。對於那些居住在偏遠山區,收入微薄的患者,這種弱勢就更加明顯。根據已有的案例分析,醫生的‘弱勢效應’大多是因爲其醫術差和服務態度惡劣造成的。”
中山醫科大學葉煜榮教授舉出了一個例子,他說,廣州市衛生局一位副局長在一次講話中說:“2000年除衛生系統外,廣州市各行業就業者年均收入1.9萬元,醫療行業4.4萬元,請大家看看這個數字,就知道老百姓應該對我們有多高的要求!”
不少代表認爲,醫生們當前亟需改變的是醫德醫風,而不應以“弱勢羣體”作擋箭牌。周英明代表指出,由於患者在向醫生求診過程中具有有明顯的“權威依賴”心理,“如果道德滑坡現象在醫療界普遍存在並且得不到及時治理,那將是對民心的巨大傷害。”
近來,重慶成爲醫療糾紛的焦點,媒體對醫護人員冷漠的“黑幕”屢屢曝光。來自重慶醫科大學的姚珍薇代表認爲,要緩解醫患之間的矛盾,關鍵就是要增進醫患之間的瞭解,並大力提高醫療從業人員的業務和作風素質。
她說:“21世紀的治療強調心理診治。醫生要面對的是一個人而不是一個病。瞭解患者的心理,對其綜合治療不是幾粒藥片所能完成的。只有醫生主動、及時和病人溝通,使病人蔘與到治療過程中來,矛盾才能得到有效的預防。”
她呼籲國家出臺《醫療事故鑑定法》,設置特定的醫療鑑定機構,組織專家進行異地鑑定,增強鑑定報告的權威性和客觀性。此外,她還建議國家儘快創辦醫療事故風險保障基金,使醫生能夠擺脫經濟賠償的壓力,敢於承擔醫療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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