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與農村兩部分勞動力對有限就業崗位的競爭已不可避免，其中最先碰撞的是城市弱勢就業羣體與農村剩餘勞動力中的強勢部分稅收連年大幅增加與就業形勢日益嚴峻的現實表明，政府與勞動者在經濟擴張過程中的利益分配出現了嚴重不均衡在參與全球化過程中，中國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具有明顯的國際競爭優勢，由此與同處就業漩渦中的發達國家形成就業競爭矛盾。
作爲一個有着１３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勞動力與就業之間的矛盾將始終是我國亟待求解的問題。已走出開局階段的２００２年，就業仍是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最大難題。
而從今年開始至此後的３至５年，就業中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將繼續疊加在目前已有的城市下崗職工增加、農村大量剩餘勞動力難以轉移等問題上，且呈不斷激化趨勢。這些新的深層次就業矛盾主要體現在城市與農村、政府與勞動者和國內與國外三個方面。
大規模“農轉非”與有限的城鎮就業崗位形成矛盾
“十五”期間我國將有４０００萬農村剩餘勞動力轉向城鎮和非農產業就業，其相當於２０００年我國城鎮從業人數和職工人數的１８８７％和３５７１％。
而從農村的發展需要和提高農業生產率的要求看，５年轉出４０００萬剩餘勞動力還遠遠不夠充分。要達到城鄉平衡發展，我們需要在未來５到１０年左右的週期內，每年向城鎮和非農產業轉出１５００萬到２０００萬農村剩餘勞動力，也就是說，１０年間要轉出農村剩餘勞動力１５～２億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保證留在土地上的農民的收入增長速度跟上國民經濟擴張的速度、跟上城鎮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才能保證城鄉之間的利益矛盾不至激化。因爲根據我國的可耕地和世界平均農業生產率推算，我國的種植業最多隻需要４０００萬到５０００萬人就夠了。而２０００年末我國鄉村就業人數爲４９９億人！
我們能否推遲這樣一個農村剩餘勞動力轉出的歷史進程呢？不能。在“九五”末期以來的研究中，人們已經得出一個高度共識的結論：可持續地提高農民收入的辦法只能是減少農民。從時間上說，中國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的問題已經沒有了向後推的歷史餘地。不做好這件事，中國向市場經濟轉變的改革就沒有希望，工業化、現代化就沒有希望。
在“九五”發展過程中，儘管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規模和速度已經在不斷增加，但那時城鄉勞動力所面臨的就業市場基本上是處於分割狀態的。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曾要求鄉鎮企業的勞動力“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九五”期間，一些城市爲緩解“下崗”現象帶來的壓力，也採取了很多對農村勞動力在城鎮就業的限制性、歧視性政策。由於文化水平、技能素質等方面的差異，農村進城務工人員和城鎮勞動力在就業崗位的選擇上也有比較明顯的差異。由於上述原因，前期城鄉勞動力對勞動崗位的直接競爭並不十分普遍。
“十五”期間，這種就業市場的分割狀態將明顯趨於瓦解。從目前的發展趨勢看，市場導向下的競爭就業已經成爲“十五”期間就業崗位配置的基本原則，城鄉戶口壁壘已經明顯鬆動，歧視性的地方就業政策正在被加快清理。北京已經明確規定，用人單位不許在招工時規定“只招北京戶口”等條件，石家莊已經出臺大幅度降低城市戶口“門檻”的規定，廣東甚至已經開始了取消城鄉戶口差別的操作。此外的一個明顯趨勢是，隨着時間的推移，一方面城市勞動力正在不斷降低選擇就業崗位的條件；而另一方面，農村進城務工人員正在通過種種就業技能的學習途徑，努力提高自己對就業崗位的競爭能力。城鄉勞動力對有限就業崗位的直接競爭已經不可避免。而更爲值得擔心的是，這兩部分勞動力羣體中最先相互“碰撞”的，很可能是農村剩餘勞動力中年輕力壯、流動性強、具有一定文化基礎的相對強勢羣體和城市勞動力中年齡偏大、勞動技能單一、文化素質較差的“下崗”職工等弱勢羣體。可以肯定的是，未來社會對勞動力市場的政策訴求中，要求“公平”和要求“保護”將成爲最明顯的呼聲。如何協調城鄉勞動力對就業崗位的競爭，避免城鄉兩大勞動者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矛盾激化，將成爲對我國正在發育的勞動力市場和正在不斷規範的就業政策的嚴峻考驗。
政府與勞動者之間不均衡的利益分配有待協調
從“九五”中期起，應當說，政府在緩解就業壓力和保障勞動者利益上是採取了大量積極措施並取得了很大成效的。這些政策包括組建“再就業服務中心”和保障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來源、普遍建立最低生活費標準和最低工資制度、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通過給公職人員加薪推動社會工資水平上升等。政府財政爲這些政策的實施承擔了很大的代價。但即或如此，目前政府與勞動者之間的利益矛盾仍在呈現爲新的激化趨勢。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利益的最基本體現形式是稅收，勞動者利益的最基本體現形式是就業。但在就業形勢不斷嚴峻的“九五”中後期，我國的稅收連續呈現爲快速增長。從“十五”開局前後的情況看，政府稅賦增長與全社會勞動崗位的增長情況更呈現爲極爲鮮明的尖銳對照。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１年，我國的稅收總額從１９９９年的１０３１２億元分別增長到了１２６６０億元和１５１５７億元，分別比上年增長２２８％和１９８％。換言之，在國民經濟年增長速度保持在７％略高的兩年時間中，政府稅收竟增長了將近５０％！而在這兩年中，全社會的就業崗位的增加則呈現爲幾乎停滯，甚至負增長的局面。與１９９９年相比，我國２０００年的城鎮從業人數只從２１０１４萬人增加到了２１２７４萬人，僅增長了１２４％；職工人數反而從１１７７３萬人下降到了１１２５９萬人，下降了４３７％，淨減少達５１４萬人；其中城鎮單位從業人員１１６１３萬人，比上年減少５１８萬人。
２００１年截至到第三個季度的情況是，城鎮單位從業人數與上年同期相比減少了４８５萬人；其中僅國有單位就減少了４７５萬人！如果從更長一些的時間過程看，在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００年的整個“九五”期間，城鎮從業人數的增長率是１１４２％，職工人數的增長率是－２４５８％；而政府稅收的增長率爲１０８２０％！
這種鮮明對照說明什麼？說明政府從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分享的利益大大超過了勞動者羣體。造成這種狀況的客觀原因主要在於中國發展與改革所處的特定階段。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由於提高國際競爭力的需要、推進集約化增長方式的需要，規模經濟的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正在加速。從改革的角度看，由於資本仍是國民經濟中最稀缺的資源、仍是支持經濟增長的關鍵要素，國企以致私人資本、外資的資本效率正在受到更多強調。從“完善法人治理結構”、““資本運營”、“減人增效”、“優化國有經濟佈局”、“債轉股”以及“推進多元化股權結構的調整”等措施中可以明顯看出政策體系的重心所在。與此同時，政府利益對資本效率的依賴程度也越來越強。
我們不排除其中有政府從資本要素所有者那裏收取了稅賦然後再分配給勞動者的情形。但政府與勞動者之間在經濟規模擴張過程中的利益分配出現了嚴重的不均衡是不能否認的事實。“十五”計劃規定，我國仍將在計劃期內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從目前產業結構和企業規模變化的趨勢看，這種不均衡仍可能進一步擴大。當前的一個迫切之需是，我們應當採取恰當的調整對策扭轉這種非良性趨勢。如果一箇中期發展過程的經濟增長與擴張變成了勞動者不能分享利益，而政府過度地獲取好處的發展過程，那麼這個前景是很危險的。
各國對國際就業崗位的競爭更趨激烈
２００２年及此後一段時期內就業形勢的一個新特點是，中國勞動力對就業崗位的競爭正在呈現出明顯的國際化趨勢。
近年來，人們不斷討論的一個話題是，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我國能否成爲世界製造業中心。經濟全球化的本質是國際資本在全球範圍內的重新優化配置和國際間的重新分工。從一定意義上說，資本在全球範圍內的重新配置就意味着有限就業崗位在全球的重新配置。中國成爲世界製造業中心的內在含義之一就在於中國正在參與對世界範圍內有限就業崗位的競爭。
人們公認，２１世紀將是科學技術加速發展的世紀。不僅資本收益率的提高早已擺脫對勞動時間的依賴，而且生產率的提高也不再簡單依賴於以集約化爲特徵的大機器應用和生產手段的改進。對信息資源的開拓和要素重新優化組合、優化配置正在成爲全球經濟發展的主要支持動力，成爲發達國家、國際資本攫取更多國際比較利益的主要手段。在這樣一個全球化進程中，一個趨勢是，在世界範圍內就業崗位的增加速度遠遠趕不上經濟本身的增長速度、擴張速度，就業崗位正在成爲最稀缺的資源；另一個趨勢是，發達國家在爭取佔據更有利分工領域、從高科技產業中獲取更多國際比較利益的同時正在喪失對就業崗位的競爭能力。勞動密集型產業，其中包括製造業，向後起的工業化國家轉移已成明顯趨勢。
當前國際經濟形勢發展變化過程中的很多事例可以證明上述判斷。在整個２０世紀中，美國一直以高舉自由貿易大旗的“旗手”自居。但１９９９年在世界貿易組織召開會議的過程中，美國西雅圖爆發的對經濟全球化的抗議活動幾乎釀成暴力衝突。其原因就在於抗議者擔心全球化將導致美國就業崗位的減少。從２００１年末迄今，日本爲使其經濟走出連續１１年衰退的“泥潭”，從正在緊縮的世界市場中搶佔更多份額，縱容甚至推動了日元的新一輪大幅度貶值。面對國際上對日本這種“以鄰爲壑”做法的責難，日本政界、經濟界衆口一詞地強調，中國以低廉勞動力成本爲優勢的製造業競爭已經成爲了日本經濟難以復甦的主要障礙。歐盟國家的失業率長期居高不下，其從９０年代後期不斷高漲的對中國家電等產品的“反傾銷”浪潮，從深層次上說也是源於中國對這些國家就業機會的競爭。事實上，當前國際上“中國威脅論”的新表現之一就是誇大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對發達國家勞動者利益的影響。國外很多學者論證，中國潛在的農業剩餘勞動力總數比以日本和韓國爲代表的東亞、以美國爲代表的北美和歐盟國家這三大經濟區的勞動力總和還多！
從現實情況看，未來一段時期內就業崗位的國際化競爭已經不可避免。從我國的切身利益出發，我們需要高度重視這一態勢。要積極參與而不是迴避這一競爭。在世界經濟增長放緩的形勢下，我們的產業政策調整、產業結構升級以及經濟體制改革等各項戰略措施，應當有利於參與這一競爭。爭取把全球有限的就業崗位更多地配置到中國來，這應當成爲我們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一個新的戰略目標。（陳淮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新聞背景：“就業難”的幾個高發期
由於人口多，建國以來我國曾多次面臨嚴重的就業壓力，其中包括５０年代初期、６０年代初期和末期、７０年代初期和９０年代中後期。
９０年代中後期也即“九五”期間，我國就業形勢嚴峻出現一些新的特徵，其主要表現爲：國有企業職工大量、普遍離開勞動崗位的“下崗”問題，由於通貨緊縮趨勢及市場供求失衡導致的企業普遍開工不足、生產能力閒置問題和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