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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囂一時的帝國論
美國向來把自由、民主奉爲立國之本。然而，美國的外交行爲卻給人一種與其國內自由、民主原則南轅北轍的印象，說美國搞霸權主義是好聽的，有的乾脆稱它爲帝國主義，連其歐洲盟友對美國的行爲也頗有微詞，“文化帝國主義”的指控首倡於法國即是明證。
近日美國一些頗有影響的學界和輿論界精英以讚賞和自傲的口吻談論所謂“美利堅帝國”，認爲美國不僅僅是當今超強霸主，而且是一個與當年羅馬帝國和英帝國完全一樣的帝國。保守派專欄作家查爾斯·克勞薩默稱：“事實上，自羅馬帝國以來，在人類歷史上從未有哪一個國家像美國這樣無論在經濟、軍事還是在文化和技術上都處於主宰的地位。”《華爾街日報》編輯馬科斯·布特聲稱，“‘9·11’恐怖襲擊不是因爲美國對外捲入太多，而是因爲美國對外捲入遠遠不夠，美國的決心和抱負太小，解決之道是美國在制定目標時應更具擴張性，在貫徹目標時更加積極”。他甚至主張美國應該軍事佔領阿富汗和伊拉克，發揮當年英國在這一地區發揮的作用，因爲“阿富汗和其它麻煩地區需要類似過去英國那樣的開明的外國統治”。10年前曾預言美國會毀於過分的帝國式擴張的耶魯大學教授保羅·肯尼迪也認爲美國目前具有歷史上任何帝國從未有過的無與倫比的實力，至少在形式上美國與歷史上的龐大帝國沒有什麼兩樣。他津津樂道：“美國在40個國家擁有基地和使用基地的權利，在對塔利班和‘基地’組織的攻擊中，我們的戰艦從英國、日本、德國、西班牙和意大利頻繁進出。”美國著名記者羅伯特·卡普蘭出版了《勇士政治學》一書，提出未來的史學家在回顧21世紀的美國時將會發現，美國既是一個共和國，也是一個帝國，而且是一個與歷史上的羅馬帝國和其它帝國截然不同的帝國，因爲它是“良性的和善意的”。言外之意，美國不是通過殘酷的武力，而是通過經濟、文化和政治手段來管理這個帝國的。簡言之，人們久違了的字眼“帝國”又重新頻頻出現在美國媒體和講壇上，一時間“帝國論”甚囂塵上。
歷史上的帝國幽靈
美國的行爲何以如此“內外有別”？一個以自由民主原則立國的世界“最古老的共和國”（孫中山語）何以會在外交中背棄自由民主原則，甚至追求建立早已臭名昭著的“帝國”？
其實帝國論並非始於今日，作爲一種思想在美國由來已久。早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美國的開國之父們如本傑明·富蘭克林和約翰·亞當斯等人就提出“偉大帝國”的思想，認爲世界文明的中心將從歐洲轉移到美洲，美國將佔領整個北美，成爲一個偉大的帝國。傑斐遜在建國後更是提出，美國要擴張到太平洋沿岸，把歐洲的專制和獨裁製度趕出北美，因爲美國發明瞭一種前所未有的制度，在新獲得的領土上不是像歐洲國家那樣建立殖民地，而是讓新領地以平等的身份加入聯邦，因此美國的擴張就是共和制度和自由的擴展，美國將成爲一個“自由帝國”。
在整個19世紀，美國在北美大陸的擴張都是打着擴大自由和傳播共和理想的旗號，相當多的美國人也真誠相信，美國的擴張不僅僅是爲了自己，而且也是爲了擴大和傳播共和與自由理想。1898年4月，美國對西班牙宣戰，開啓了其建立海外帝國的進程，美國打出的旗號是“解放”古巴。但是美西戰爭及後來美國佔領菲律賓在美國社會激起一場空前的外交大辯論，反對者提出美國征服海外領土背棄了建國理想，也危害了國內自由。此後帝國思想一度收斂。威爾遜總統在一戰後雖然繼承了傑斐遜建立“自由帝國”的雄心壯志，但公開提出來的口號是美國“領導世界”。二戰後，美國更是把“領導世界”和“捍衛自由”聯繫在一起，帝國之夢掩藏在以“捍衛自由”的名義進行的對蘇冷戰之中。大體說來，美國把追求“帝國”和傳播“自由”聯繫在一起，這看似矛盾的做法並非完全自欺欺人或故弄玄虛，而是基於美國人自己獨特的自我形象和世界觀。
美國人自我形象的核心是“美國例外論”，這一思想在美國建國之初就已形成，在一定意義成了美國人深信不疑的“公民宗教”。美國人在很早的時候就認爲美國是一個獨特的民族。美國獨立戰爭前，這種獨特性來源於宗教上的優越感。早期清教徒爲了擺脫歐洲的宗教和政治壓迫而漂洋過海到達北美大陸時，他們
就自信自己是上帝的選民，北美是上帝賜予他們的一塊淨土，遠離歐洲的專制、狡詐、腐敗、墮落和無休止的爭鬥，他們要在此建立一個“宗教理想國”。美國獨立後這種優越感轉移到世俗方面，美國成爲有別於歐洲君主專制社會的共和國，它聲稱要摒棄歐洲的君主制、貴族制、等級制、貧富分化和階級衝突，“宗教理想國”演變爲一個世俗的理想國。當成千上萬的歐洲移民逃離歐洲的壓迫和貧窮，在美國找到了他們嚮往已久的機會的時候，美國人認爲，整個世界最終採納民主制是不可避免的，美國的經歷就是一個極好的樣板，美國負有傳播自由與民主的特殊使命。
伴隨這種獨特性產生的是一種“道德優越感”。很多美國人認爲不能用衡量其它國家的標準來衡量美國，而必需用一套完全不同的標準，美國對外所扮演的角色與其它國家也是大不一樣的。
歐洲攫取海外領土是爲了征服，而美國攫取海外領土並不是帝國主義，“美國將以善良的方式照顧這些不幸者”。美國人被告知，1898年美國對西班牙宣戰是爲了把古巴從西班牙“屠夫”的殘暴統治中拯救出來。而一戰中，美國從中立轉向參戰是爲了“使民主更加安全”。二戰後，美國的這種獨特性的自我認知促使美國要承擔所謂的“世界責任”。早在1927年，參議員海厄姆·約翰遜就曾這
樣說：“在其充滿鮮血和征服的骯髒國際生涯中，歐洲國家從未有過一次理想主義的、利他的和無私的國際行爲。”言外之意，只有美國是無私和利他的。直到今日，美國仍然宣揚自己是“例外的”。一位美國政治家曾這樣說，“在人類歷史上從未有哪一個國家扮演承擔世界責任的角色但卻不是爲了保衛和維持一個世界帝國。我們發現我們在世界歷史上處於一種獨一無二的地位。”一位學者曾這樣概括美國對自己外交行爲的評價：美國是清白無辜的，美國是樂善好施的，美國是例外的。美國的自我評價與別國人對它的看法可謂有天壤之別，但這卻成爲支持“帝國夢”和“領導世界”的理由。
帝國論剖析
很多美國人認爲上述言論並非自欺欺人，但事實卻提供了相反的例證。美國在向西擴張過程中對印第安人的驅趕和屠殺是人類歷史上最悲慘的篇章之一，美國的西進對白人來說是“自由的擴大”，而對印第安人來說則是家園的譭棄。菲律賓人在美國佔領初期也是飽嘗了殺戮和歧視。越戰更是美國外交史上最可悲的一頁，它幾乎摧毀了美國的立國基礎和道義神話。其實，帝國就是帝國，不論它是以“捍衛自由”的名義還是聲稱爲了完成所謂“白人的責任”，必然伴隨着征服、奴役、殺戮和歧視。
美國例外論和道德優越感還導引出一個災難性的“理論”：目的總是能爲手段提供合法性，儘管美國也經常使用不道德的手段，但都是可以原諒的，因爲“美國的事業是高尚的，它的心靈是純潔的，它的願望是好的”。這一“理論”爲美國在追求帝國目標過程中的橫行霸道大開方便之門，爲美國在“自由”的名義下侵犯他國的自由找到了藉口。對此，保羅·肯尼迪指出，無論美國與其它傳統帝國有多大不同，美國的行爲經常與征服性帝國沒有什麼兩樣。他說：“從第一批移民從英格蘭抵達弗吉尼亞和開始向西遷移之日起，美國就是一個征服性的民族。”肯尼迪說的無疑是事實。不論美國人多麼想建立一個帝國，也不論19世紀“帝國”一詞是多麼榮耀，但當人類進入20世紀下半期的時候，“帝國”一詞早已聲名狼藉。第三帝國和大日本帝國的惡行早已把“帝國”一詞與野蠻、殘暴聯繫在一起。正是有鑑於此，美國一般不再提建立帝國之說，而更多是自稱“自由世界的領袖”，相反，倒是常把蘇聯稱爲“帝國”。里根總統將蘇聯斥爲“邪惡帝國”，其意與不久前布什總統在國情諮文中提出的“邪惡軸心”差不多。
在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帝國不是曇花一現，也沒有一個帝國不留下罵名，在這一點上美國決不會是一個“例外”。歷史上龐大帝國興衰的教訓尤其值得沉醉在“帝國之夢”中的人汲取。當然，美國是一個多元社會，各種奇奇怪怪的聲音都可以有一席之地，相信大多數美國的政治和知識精英對美國的走向會有一個清醒的認識。世人對“帝國論”雖然需要警惕，但也不必過分憂慮，畢竟時代已經發生鉅變，人類早已邁出帝國時代。在這個問題上，美國人倒是應該溫習一下他們的一位先賢、前總統約翰·昆西·亞當斯說過的話：“美國恰當的外交政策應該是真誠希望所有人都獲得自由，但只能是自身自由的捍衛者，美國不能到處去尋找惡魔加以消滅，如果那樣美國就會捲入因爭奪利益、陰謀、個人的貪婪、忌妒和野心而導致的，卻以自由的名義或盜用自由的名義而進行的戰爭之中，美國可能會贏得這些戰爭，但結果卻成爲整個世界的獨裁者，甚至連自己的自由都無法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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