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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20多年的改革和發展，我國經濟社會生活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我們已經勝利實現了現代化建設的前兩步戰略目標，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過上了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好日子，並正在全面建設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不過，在人們整體收入水平顯著提高的同時，也出現了收入差距拉大的現象。一些人感到困惑，甚至心理不平衡。那麼應如何正確看待當前我國的收入分配製度和收入差距呢？
分配製度的新變化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在對所有制結構進行改革的同時，對分配製度也進行了改革與調整。主要是實行按勞分配爲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制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後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實行這樣一種分配製度，是由我國目前生產力發展水平及所有制性質和結構所決定的。馬克思主義認爲，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就是說，一個社會採取什麼樣的分配方式，取決於該社會的生產力狀況，取決於所有制性質和結構。我國是在生產力比較落後的基礎上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的。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是公有制爲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由此決定了在分配製度上，必須以按勞分配爲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勞動是創造價值的源泉。不論是體力勞動還是腦力勞動，不論是簡單勞動還是複雜勞動，一切爲我國現代化建設作出貢獻的勞動，都是光榮的，都應該得到承認和尊重。同時，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都參與了社會財富的創造，應當參與收益分配，根據它們在商品生產中貢獻的大小取得相應的報酬。
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雖然我們反對平均主義，提倡按勞分配，但在實際生活中，這一分配原則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特別是一些人還誤認爲平均主義是社會主義的一個基本特徵。結果，在這一認識支配下，按勞分配的原則得不到很好貫徹，導致嚴重的“吃大鍋飯”現象，挫傷了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另一方面，我們又誤認爲按生產要素分配是資本主義的作法，一概加以排斥，結果抑制了經濟效率的提高。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在分配製度方面進行了改革和調整，在堅持按勞分配爲主的同時，積極探索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等其他分配形式，調動了方方面面的積極性，促進了勞動效率的提高，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使社會整體收入水平明顯提高。從1978年到2001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年收入從133.6元提高到2336元，城鎮居民人均年收入從316元提高到6860元。城鄉居民儲蓄存款餘額大幅度增加，1978年只有210.6億元，2001年達到73762億元。市場商品豐富多彩，居民衣、食、住、行、用等條件明顯改善。可以說，如果沒有分配製度的改革，大家可能還依舊在平均主義的束縛下，吃着“大鍋飯”，打發着窮日子。這一點，所有經歷過這20多年曆史性變遷的人們，都能深深感受到。
收入差距面面觀
隨着以按勞分配爲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的確立，知識、技術、資本、經營管理、土地房屋等生產要素也參與收益分配，收入分配呈現出多種類型、多種形式。
在我國社會中，由於擁有生產要素不同，因而獲得的收入也會不同，這就容易產生差距，甚至逐步拉大。比如，高新技術成果作價入股，按有關規定，可達到公司或企業註冊資本的35%，只要雙方同意，還可以超過這個比例。在科研成果的轉化過程中，有關單位可以從轉化的淨收入中提取不低於20%或不低於科技成果入股作價金額20%的股份，獎勵成果完成和成果轉化的有功人員。這樣就難免會有少部分人成爲高收入羣體，而與大多數社會成員的收入拉開差距。
造成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主要還有以下幾個方面原因：
——體制不完善造成的差距。如一些行業搞壟斷性經營，取得了過高收入。
——地域差別造成的差距。由於區位環境、歷史文化、基礎條件、人口素質、生產力水平等差異以及政策因素，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從總體上看，東部地區發展較快，中西部特別是西部地區發展較慢。
——再分配手段不完善造成的差距。目前的再分配領域中，無論是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還是對低收入者的保護都還不完善，致使初次分配中形成的較大差距緩解比較慢。
——非法收入造成的差距。由於管理的疏漏和一些現行政策法規的不完善、不配套，給非法收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特別是存在着權錢交易、以權謀私等嚴重腐敗問題，以及利用製假售假、走私販私、偷稅漏稅、投機欺詐等各種非法手段獲取高額收入等現象。
面對差距如何看
應該說，合理且適度的收入差距是貫徹黨和國家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重大方針的必然要求，對形成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相適應的思想觀念和創業機制，營造鼓勵人們幹事業、支持人們幹成事業的社會氛圍，對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加快小康社會的經濟發展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具體來說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有利於克服平均主義。改變那種“干與不幹一個樣”、“幹多幹少一個樣”、“幹好幹壞一個樣”的狀況，使那些對社會貢獻較大的人得到相應的收入報酬，更好地發揮收入分配的激勵作用。
二是有利於尊重和保護一切有益於人民和社會的勞動，鼓勵海內外各類投資者在我國建設中的創業活動，保護一切合法的勞動收入和合法的非勞動收入。
三是有利於鼓勵知識創新和科技創新。允許知識、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入分配，能更充分地調動廣大科技人員創新的積極性。
四是有利於發揮多種經濟成份的積極作用。比如，改革開放後，許多先富起來的人們，大都把資本轉向投資建廠、辦企業。而資產一旦進入經濟運行的大系統，就會帶來國家稅收增加，就業渠道擴大，國家財富總量增長，從而有力地促進國民經濟發展。
五是有利於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當今激烈的綜合國力競爭，也包括人才的競爭。特別是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各大跨國公司紛紛拿出各種優厚的待遇和條件，同我們爭奪人才。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儘快採取切實可行的措施，保證優秀人才能夠獲得合理的高收入，更有效地防止人才流失。
在肯定合理的收入差距具有積極意義的同時，必須努力消除不合理的收入差距。而對於不合法的收入，則必須堅決取締。所謂不合法的收入，主要是指用不合法的手段獲取的收入。這種現象的存在，危害極大，很容易引發人們的不滿情緒，動搖對改革的信心，影響社會穩定。
調控手段要加強
黨和政府一直十分重視收入差距的調節問題，明確提出了保護合法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整頓不合理收入、調節過高收入、保障最低收入等一系列政策。同時要看到，有效調控收入差距，是一項長期而艱鉅的任務，需要我們在許多方面付出不懈的努力。當前主要應採取以下措施：
一是要加快發展，夯實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發展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調節收入差距和實現共同富裕當然也離不開發展。無論遇到什麼情況，發生什麼問題，都要集中精力搞經濟建設，不遺餘力地發展生產力。
二是要積極擴大就業。就業是民生之本。有就業纔有收入。一批人就業了，有了收入，就要消費，消費就會促進生產和銷售，另一些人的就業機會也就增多了。這是一個良性循環，更是提高收入水平、改善分配關係的重要前提。一定要把擴大就業作爲我國當前和今後長時期重大而艱鉅的任務，實行促進就業的長期戰略和政策。
三是要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社會保障體系是調節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當前，要堅持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完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和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健全失業保險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確保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和離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使所有符合條件的城市居民都能得到最低生活保障。有條件的地方，探索建立農村養老、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四是要深化分配製度改革。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完善按勞分配爲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既要提倡奉獻精神，又要落實分配政策，既要反對平均主義，又要防止收入懸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發揮市場的作用，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強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職能，調節差距過大的收入。規範分配秩序，合理調節少數壟斷性行業的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以共同富裕爲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使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社會羣體之間收入差距趨向合理，使全體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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