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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這些‘怪現象’能不能少些？”出席“兩會”的人大代表在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對剎住形式主義之風頗有共鳴。代表們“會診”了時下頗有代表性的三種形式主義表現：
“城市廣場”越建越濫
(代表舉例)地處大別山區的某偏僻鄉鎮，新近以城市化爲由造了一個華麗氣派的現代化廣場。廣場佔地100多畝，中央是一根20多米高的照明燈柱，周圍是大理石和草坪相間。原本種莊稼的土地被改成了混凝土地，可農民連生計都發了愁，叫苦不迭。
(代表會診)建築設計專家馬志武代表：古代西方最早是爲了議論國家大事才修這類沒有樹的廣場，現在國外除了有些大城市還搞些廣場，人家早就不幹這個了，因爲使用價值並不高，可我們卻時興起來了。聽說北方有的城市一下子建了十幾個廣場，要知道中國是個缺水的國家，你北方搞那麼多廣場，光澆灌草坪的一項花費就夠受的了。我們的農村小城鎮把人家首都纔有的廣場搬進來，那更是滑稽，放在那裏養牛？其實，人居和諧的自然風光有什麼不好？
浙江省衢州市長厲志海代表：城市化與城市建設是兩個概念。城市是產業、人口、環境等多種要素聚集的區域，城市化的進程首先要抓的是產業積累，而不是建什麼廣場。如果產業功能弱化，建設再多的廣場也成不了“市”。
財經專家翁禮華代表：這其實是現行幹部制度弊端的體現。毋庸置疑，城市廣場是最容易被人看見的“政績”。我們的領導幹部，三五年打一槍換一個地方，要作出點耀眼的政績，就不得不動些“形式主義”的腦筋。現在經濟發展了，人們對生活質量要求高了。在人口密集的城市或者旅遊城市，城市廣場之類的東西適當搞一點是必要的，但是，不管經濟能力，遍地開花就是歪了。有些地方，經濟發展很差，老百姓日子不好過，政府領導不去動腦筋解決實際困難，而是去搞花花草草，到頭來就會引起民心失衡。
“大樹進城”害死古木
(代表舉例)西南某城市爲了創建國家園林城市，花巨資從山區農村購買古樹名木。數以萬計的珍貴古木被移栽到了城裏，城市綠化率一下子達到40%，人均綠地12.6平方米。這個城市自然變成了鬱鬱蔥蔥的“園林城市”。可時隔不久，大批古樹名木因“水土不服”而死亡，一年後的死亡率居然超過了70%。
(代表會診)林業專家嚴金亮代表：我堅決反對這種“大樹進城”的歪風！從實質看，這與亂砍濫伐沒有什麼區別。此風現在已經遍及大江南北，建議立即予以剎住。原因有三：其一、現存的古樹名木大多分佈在江河源頭，一旦挖走，勢必造成水土流失。其二、大樹古木樹齡長，像年邁的老人，生命力脆弱，不能隨便“挪窩”。根據調查，它們的成活率一般只有30-40%左右，而且樹齡越高越難成活。大量的古樹在遷移後死亡，實質就是人爲破壞。其三、古樹名木在維護山區生態環境中具有獨特的作用，挖走它們也等於破壞了山區的生物多樣性，這是對整個生態環境和植物資源的破壞。
西南政法大學教授陳忠林代表：一個缺錢，一個有錢，此種“大樹進城”的現象就在貧困山區和城市之間上演了。市場經濟的等價交換是對的，但也有一個倫理標準，比如說不害人，這是起碼的標準。落後地區有些幹部羣衆求富心切，幹些傻事還情有可原，爲什麼發達地區的有些人也不以爲然，或者將計就計呢？
財經專家翁禮華代表：“大樹進城”其實就是對政績急功近利的典型表現。樹長得慢，種小樹，等一屆領導當完了，樹還是小樹。於是有些“聰明”的人就想到了“大樹進城”的招數，給大樹“農轉非”。一些子女不孝順或者生活困難的老人感嘆：“做人不如做樹，做老人不如做老樹”！
“領導小組”越設越多
(代表舉例)華東某省一名交通廳長兼了20多個領導小組組長之職，連他自己也記不清準確的數字。而另一名財政廳副廳長兼着100多個領導小組的職務。有些工作已經結束好幾年了，“某某領導小組”或“某某辦公室”的牌子還掛在那裏。
(代表會診)嚴金亮代表：時下重要一些的工作好象都要搞一個“領導小組”，以示重視。結果領導小組越設越多，組成機構動輒十多個甚至幾十個部門。當然，適當的領導小組還是需要的，但那些完全屬於做表面文章、主要用於應付上級的，設在那裏有啥必要？
財經專家翁禮華代表：“領導小組”在各地各級政府中是普遍現象。究其原因，很簡單，一是部門林立；二是缺乏溝通。既然部門林立又缺乏溝通，實際中遇到問題，由上級部門牽頭的五花八門的領導小組就應運而生。比如在河道里挖沙這件事情。地礦部門說，這是非金屬礦，要管；管理部門說，挖沙的是農民，屬於鄉鎮企業範疇，要管；土地部門說，挖沙動了國土，要管；水利部門說，挖沙的地方是河道，自然也要管。矛盾就產生了。至少要催生一個由副市長當組長的“河道挖沙整治領導小組”。說到底，“領導小組”的大量存在，是政府部門辦事效率低下、辦事作風扯皮推諉的副產品，是一種無奈。什麼時候“領導小組”精簡了，什麼時候機關的效率就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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