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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經濟像是一個巨人，可‘三農’成了巨人的‘短腿’。‘短腿’不強健，巨人再怎麼有力量也跑不起來。”出席十屆人大一次會議的農技專家汪惠芳代表說。如何讓“三農”這條“短腿”變長，是本次人大會議最熱門的話題之一。在與人大代表的議論交談中，記者捕捉到了幾個小故事，並繼而引起一些思考和感觸。
棉花大戶不種棉花了
十年前，成央珍是以種棉大戶的身份接受記者採訪的。這次作爲浙江團的人大代表，記者遇到她問起棉花收成時，她卻笑道：“棉花早就不種了。”1989年，24歲的浙江慈溪農民成央珍到圍墾地上承包了152畝棉田。“開始收益還可以，但後來幾年就不行了。”成央珍說，“慈溪是次適宜地區，種出來的棉花成本高，在市場上品質和成本都比不上新疆棉花，沒有優勢。”
於是，她改種水稻，成了種糧大戶。“糧食市場放開後，黑龍江大米涌進來了，我們本地的水稻品質不如東北大米。”成央珍說。爲了貼補農業，她辦起一家毛絨玩具的輔料加工廠，爲當地的毛絨玩具企業作配套，效益挺不錯。“3年前，杭州灣大橋要從我家附近的庵東開建，那裏的圍墾地一下子變成了‘黃金寶地’，許多企業搬到這裏來了。”成央珍說，“我發現了一個機會，這裏大片的土地都是鹽鹼地，用內地的樹種搞綠化成活率低，耐鹽鹼的苗木很需要。”於是，她和丈夫商量後，到浙大請教專家，培育起女貞、海棠、木麻黃等一批適應鹽鹼地生長的苗木，供應給市場。
“明年就能批量上市，從目前試銷形勢看，市場沒有什麼問題。”成央珍自信地說。
(記者點評)從棉花大戶到水稻大戶，又到苗木大戶，成央珍代表身份的幾度變化，既是她執著追求效益農業的結果，也是我國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一個縮影。有意思的是，成央珍市場上遇到的挑戰都是來自中西部地區的農產品。看來，中西部地區發展農業的優勢很大，成央珍代表的另一個可貴之處在於，她清醒地認識到揚長避短的重要性，已經學會了尋找市場機遇的本領。用她自己的話說，“沒有永遠賺錢的產品，只有可能有錢賺的市場。”
海南西瓜小了，瓜農口袋鼓了
“過去的海南西瓜，可不是這個樣子。”海南省農業廳長林玉權代表指着桌上那小巧的西瓜說，“西瓜小了，海南瓜農的口袋反而鼓了。”
作爲長期從事農墾工作的農業專家，林玉權代表認爲當前解決“三農”問題最迫切的是讓廣大幹部和農民兄弟跳出傳統農業的舊圈子，突破舊思維和舊框框。他說，海南氣候得天獨厚，四季產西瓜，“海南瓜”聞名遐邇。“過去海南的地產西瓜每個至少7至8公斤重，在人口多的家庭，吃起來非常合適。”
林玉權代表說，“可實行計劃生育後，情況變了。”林玉權說，現在的三口之家越來越多了，買個大西瓜幾頓也吃不完，時間一長就只好扔掉了，老品種的“海南瓜”就受了冷落。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海南省開始與臺灣的農業科研機構實行瓊臺農業合作，其中一個課題就是引進良種，讓海南西瓜“變小”，並且實行無公害生產。“現在培育出來的海南西瓜一般只有1公斤一個，正好讓三口之家吃一頓，而且口味更好。”林玉權代表說，每年上百萬噸的海南西瓜又暢銷全國了，瓜農生產的“西瓜王”少了，但市場生意好了。
“其實，不能簡單地將農業看作是傳統的第一產業，而要延伸成高附加值的產業、綠色環保產業，甚至是休閒服務產業。”林玉權代表問：海南西瓜“變小”，你說是農業的功勞還是工業的功勞？
(記者點評)計劃生育這一國策居然讓海南西瓜也實行“生育控制”了。記者在採訪林玉權代表時，真切地感受到市場引導和高科技的奇特魔力。不少代表認爲，今後中國農業的發展，要三個產業統籌考慮。特別是應該突破就農業抓農業的舊模式，更多地依靠高科技，更多地介入流通領域，更多地與消費者面對面。雖然在糧食生產上我們已經基本解決了“多多益善”的舊思維，但在調整農業產業結構、發展效益農業過程中，我們有時還是會不自覺地以產量高低論英雄。其實，只要市場認同，少些“西瓜王”、“冬瓜王”，多些消費者歡迎的“西瓜崽”，不是更好嗎？
85%：高的升學率，低的普及率
在上海市政府工作過多年的黃奇帆代表到重慶市擔任副市長不久，就被一個數字嚇了一跳：2002年重慶市高中畢業生的大學升學率全國最高，達到85%。“上海也不過80%左右。”黃奇帆代表回憶說，“開始以爲這裏的高中教育非常好了，其實恰恰相反。”
黃奇帆代表是個細心的人。在比照了重慶所有適齡青年的數量後，他發現，重慶市當年適齡青年的大學入學率實際只有15%，不到上海市的三分之一，比全國平均水平低了5個百分點。
“85%的大學升學率是在高中生數量少的前提下形成的。”黃奇帆代表說，“原因在於初中畢業升高中的學生太少太少了！”
在重慶市的3000多萬人口中，農村人口占三分之二。黃奇帆發現，儘管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的效果明顯，但西部農村接受高中教育的青年非常少。“那麼多初中畢業生，其實是低素質的。”黃奇帆說，農村經濟要發展，青年人如果光認識幾個字，那怎麼行？更令他擔憂的是，許多農村青年因爲文化低打工不着而遊手好閒。“多讀一點書總是好的，至少給社會減輕一些壓力。”
黃奇帆代表說，“我建議農村在‘普九’基礎上加強高中段教育，以適應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
(記者點評)全面建設小康的難點和重點在農村，而當前農村最突出的一個問題在於高素質的農村青年的嚴重缺乏。有代表將時下的“三農”稱爲“三弱”：農業是弱質產業、農民是弱勢羣體，農村是“弱要素彙集地”；所謂的“弱要素”就包括素質低下的農村勞動力。提高農村勞動力的素質，除了增強農業生產本身的吸引力外，農村教育的鞏固和提高勢在必行。
誰給“失地農民”一根保險帶？
浙江省農工民主黨副主委姚克代表在一次下鄉調研中，發現某地有個“富裕村”的村民也在鬧上訪。一瞭解，原來是村民對土地徵用款的去向有意見。由此，他作了專題研究。“在城鎮化過程中，‘失地農民’的問題越來越大。”姚克代表說，“要儘快給他們一根保險帶！”
根據姚克代表的調查，目前僅浙江省“失地農民”的數量就至少有88萬。他們都是因爲城市建設需要，或興建工業園區，或擴建基礎設施和公益項目等而被徵用了土地，一般是一次性拿到每畝3000-30000元不等的土地徵用款，然後自謀出路。“但事實上，這裏埋藏了很大隱患。”姚克代表說，“不少農民拿到錢後不久就花完了而且沒有工作，成了完全無地無業的遊民；而有的村集體留下一部分後，因爲管理不善等原因，也被揮霍一空，引發了不穩定因素。”據調查，目前東部沿海地區的“失地農民”中，約有五分之一以上的農民生活水平已經明顯下降。
姚克代表認爲，隨着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失地農民”的數量還會增加。“政府必須把他們納入社會保障體系。”姚克建議，除了進一步規範農村土地的出讓市場外，要採取強制性措施，通過政府和農戶共同出錢的辦法，解決“失地農民”的後顧之憂。社會保障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可以先從醫療保險開始，並逐步推廣養老保險。“解決他們的問題，事不遲疑！”
(記者點評)“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這是誰都明白的。試想，一旦無地無業的遊民成羣結隊地出現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時，你感到的是擔心還是同情？在此次人大會議上，無論是黨和國家領導人，還是基層幹部羣衆代表，“善待農民”的呼籲一次次響起，的確令人感動。請給農民一點關愛，請爲他們辦點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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