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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切實做好‘三農’工作。”朱鎔基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對今年政府工作的建議中的這一論述，受到正在此間參加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代表的高度評價。這意味着長期以來城鄉分割的發展模式正在摒棄，我國經濟社會將進入城鄉統籌發展的新階段。
“這是中國農村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突破口。”全國人大代表、水稻專家姚海根說，“實施城市和鄉村統籌發展的戰略，將推動城鄉互動、互補、互利，讓農民同步享受現代化。”
黨的十六大的報告提出了“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今年初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今後每年新增教育、衛生、文化等事業經費，主要用於農村，逐步縮小城鄉社會事業發展的差距。分析人士指出，城鄉統籌有助於徹底破除中國社會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進而實現全面小康的目標。
我國的改革始於農村，活躍的農村經濟一直被看作是中國改革的“源泉”。但在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來，當大宗農產品進入了“供給平衡，豐年有餘”的新階段後，中國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的動力明顯減弱，農村經濟生龍活虎的局面似乎風光難再，原本有所縮小的城鄉差距再次拉大。
“從某種意義看，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實際上也被強化了。”政協委員、民營企業浙江傳化集團董事長徐冠巨說，“目前城市居民的收入已相當於農民收入的三倍，而且城市居民不用考慮生產性開支，並享有多種社會福利；農民卻要用這點錢購買農資等。不僅僅是收入上的差距，與城市繁榮的局面相比，目前中國農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區農村的基礎設施、社會保障等顯得捉襟見肘。”
傳統的城鄉“二元結構”是以嚴格的戶籍制度、工農產品的價格“剪刀差”等體現的。隨着農產品價格的基本放開和戶籍制度改革的試行，支撐傳統“二元結構”的因素在弱化。但與此同時，新的固化“二元結構”的因素出現了。“比如農民工問題。”徐冠巨委員說，“農民工進城後不僅沒有任何社會保障，還要受到許多不合理政策的限制，他們在就業、醫療、居住、子女受教育等方面都受到歧視。”
金信信託投資公司總經理葛政代表分析認爲，目前在全國各城市打工的農民約有8000多萬人。“加上他們的家屬和子女，這個數字超過9000萬。”葛政代表說，“這麼多的人口，如果連最低生活保障都享受不了，一旦經濟不景氣，就會引發社會問題。”
近年來，每年春節前夕，因農民工工資被拖欠而引發血案的事件在許多地方時有所聞。朱鎔基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維護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的合法權益”。
一位代表說，城市居民大多病死在醫院，而農民大多病死在家裏。“一場大病可以摧毀一個農民家庭，讓他一貧如洗。”來自浙江衢州的農業技術專家汪惠芳代表說，當前，農民“看病難”的問題非常突出，許多農民生了病只好硬撐着。
許多人大代表列舉了一個普遍的現象：儘管許多農村的郵電通信設施落後，但農村電話的收費標準反而比城市高；農村居民用電的價格前幾年也高出城市一大截。
在江西一些地方，不少常年在廣東打工的農民工過年時往往不願回家。“不是他們不想家。”江西省建設廳廳長馬志武代表說，“是因爲他們從縣城趕回老家的時間比從廣州坐車到縣城的時間還長，農村的路太差了。”
過去幾年間，一些專家學者爲中國的農村問題開出不少“藥方”，其中較爲突出的觀點是城鄉協調發展。“現在已經初步具備了扶持‘三農’的財力。”嚴金亮代表認爲，“如果再不花大力氣解決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問題，全面建設小康的宏偉目標就會落空。”
根據政府工作報告的建議，農村稅費改革試點今年將在全國範圍推開，中央財政預算用於稅費改革的資金將達305億元。此外，農村節水灌溉、人畜飲水、縣鄉公路，農村能源、教育和醫療衛生的建設，也將成爲投入的重點。
“這些建議都很實在。”廣西侗族代表樑日春說，“一戶人家有幾頭黃牛再加一座沼氣池，就解決了脫貧和燒飯問題；如果再有一個勞動力外出打工，全家也就富起來了。”每年有600多萬外出務工農民的安徽省的人大代表則明確提出，農村家庭至少應動員一個人外出打工；政府還應在法律上體現對農民工的保護。
來自東部發達地區的實踐表明，城鄉統籌對農村經濟繁榮和社會和諧發展效果明顯。2001年浙江省在全國率先建立了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惠及34萬農村人口，他們像城市下崗工人一樣領取最低生活費。對列入最低生活保障的貧困家庭孩子，也正在逐步實施高中段以前的全程免費教育。“辦好這些事情，政府當然要花不少錢，但出這些錢完全是應該的，也是值得的。”浙江省省長呂祖善代表說，“哪怕少上幾個項目，也要讓廣大農民與全省人民一起邁向全面小康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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