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爲國事操勞，爲民生呼籲。社會困難羣體的生產生活問題，是“兩會”代表委員們最關注的話題之一。他們認爲，破解“失地農民”、進城務工人員、城市貧民和農村貧困戶這四大困難羣體的民生難題，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不得不攻克的四大“堡壘”。
“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姜吉初代表說，當前我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出現了多樣化的利益羣體、多樣化的生存格局、多樣化的社會角色。執政爲民，就是要特別注意關注困難羣體，爲他們撐起一片天。
誰爲2000萬“失地農民”找份活兒？
來自重慶的張明樑代表來京開會前調查發現，有一個鎮的幾萬農民土地被徵用後，沒有任何社會保障。不少人找不到工作，還在靠僅有的那點土地徵用款過日子。“這些錢總要花完的，他們以後的生計怎麼辦？誰給他們找份工作？”
在東部沿海省份，隨着現代化、城鎮化步伐加快，“失地農民”的生計問題更加突出。因徵地而引發的上訪事件已位居農村各類上訪的前列。人大代表提供的某省抽樣調查表明，在被調查的455戶“失地農民”中，被安排就業的只佔總人數的1.1%，參加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也分別只有6.2%和8.1%。“這部分人羣的現狀是：打工沒人要，經營無門路，辦廠缺本錢，就業難度大。”浙江衢州市農科所所長汪惠芳代表說，“特別是那些年齡偏大、文化不高、沒有什麼技能的純農業戶，他們失去土地後的日子非常令人擔憂。”
政協委員段應碧說：“農民失去了土地就失去了最根本的就業崗位，在其它工作崗位上的競爭一般又都處於弱勢。找不到工作，基本生活就難保障。今後的生活，憂！憂！憂！”據瞭解，我國目前“失地農民”的數量超過2000萬人，而隨着農村城鎮化的推進，這支隊伍的人數還會不斷增加。
“必須儘快研究‘失地農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問題。”姚克代表說，“失地農民”如同城市的下崗工人，政府有責任把他們安置好。他認爲，“失地農民”基本上是爲了城市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等而讓出賴以生存的土地的，他們已經做出了貢獻，必須善待他們。“如果越來越多的‘失地農民’生計惡化，勢必影響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
張明樑代表提出，就業是失地農民最好的保障。他建議政府規定從土地出讓金中劃出一定比例的資金用於“失地農民”的就業培訓，爲他們再就業創造條件、提供機會。他還認爲，農村土地的出讓必須防止“暗箱操作”，地價要公開競標，農民的利益不能受損。土地出讓金中留在村集體的那一塊也應該加強管理，不能糊里糊塗就變沒了。
1.2億農民工的權益誰來維護？
“農民連廠門還沒進，七費八費就已經掏空了他們的口袋。”翁禮華代表說，“進城民工的處境非常令人同情。”
據安徽有關部門的調查，一個農民工要到沿海地區打工，從出村到進廠，中間至少要辦10多種手續，繳10多種費。有的民工好不容易上崗時，口袋裏除些票據已經身無分文了。
政協委員靳輝明說：“民工羣體之所以是弱勢，不僅僅體現在他們的低收入上，他們的個人權利、醫療、教育等得到相應的權益保障。”許多民工家庭因交不起“自願贊助費”，孩子不得不失學。
目前在全國各大中城市打工的農民約有8000多萬人，如果加上在鄉鎮企業就業的農民，人數達1.2億。葛政代表認爲，民工權益保障已成突出問題。
周旭代表預測，民工隊伍在今後幾年還將迅速擴大，“就西部地區而言，當前解決農民致富的主要手段是動員他們外出打工，一戶人家有一個勞動力常年在外打工，生計就不愁。救貧幫困只能是一時的，關鍵要讓他們有出路。”
不少代表和委員認爲，應制定相關法律維護民工羣體的合法權益。比如，香港對隨意拖欠剋扣員工工資的業主可以追究刑事責任，內地應該借鑑；對那些侵害民工合法權益的當事人，必須嚴加懲處。同時，各地應該多設立一些提供勞動力就業信息和服務培訓的中介機構，防止民工流動的無序和盲目性。當然，這些機構最好通過政府資助的方法，儘可能免費或低收費。東部地區各級政府特別是勞動、公安、教育等部門，應當爲外來務工人員提供各種保障，尤其要取消現有的各種帶有歧視性的“土政策”。
怎樣讓農村近3000萬貧困人口早日摘掉“貧困帽子”？
“目前我國農村還有近3000萬人處在貧困線上，沒有解決溫飽問題。這已成爲我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大障礙，必須早日讓他們摘掉貧困的帽子。”“兩會”上，許多代表委員發出了這樣的呼籲。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重點、難點在農村，而農村的重點、難點是在中西部地區的貧困人口。統計資料顯示，佔我國六成以上的農村人口中，目前貧困人口近3000萬，還有6000萬人徘徊在溫飽線上，這些人大部分生活在中西部地區。他們除了經濟收入低外，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是當前農村的教育、文化、醫療等社會事業方面，與城市居民比，有更大的差距。
“對貧困地區來說，修公路就是修‘財路’。‘財路’不通，哪有出路？”張社年代表說，國家對貧困地區、革命老區應加大扶貧力度，對鄉村公路、小水窖等小型基礎設施建設，國家應投入更多的資金。只有基礎設施條件改變了，才能爲貧困農民早日脫貧奔小康提供條件。
“提高農民的素質纔是脫貧致富奔小康的長遠之計。”邵喜珍代表說，現在越是貧困地區的家庭，孩子越是上不起學，這個惡性循環狀況必須改變。如果現在農村出現一批輟學兒童，幾年後、十年後就會出現一批新的文盲，何談實現小康？因此，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國家必須加大對農村特別是貧困地區的教育、文化、醫療等社會事業的投入，真正造就一代高素質的農民。
如何爲2000萬城市貧民消除後顧之憂？
“生活上沒有安全感，是貧困市民最大的憂慮。”肖紅代表談起城市困難羣衆，怕失業，怕生病、怕孩子失學這“三怕”時，心情沉重。相比較“農”字頭的其他困難羣體，生活在城市裏的2000多萬困難居民，境遇稍好一點。
近年來，由於積極實施國企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失業保險、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這“三條保障線”制度，爲城市低收入者構建了一道道“安全網”，向困難羣衆傳遞出黨和政府的溫暖。目前，全國人均每月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約爲152元，首次實現了對城市貧困人口應保盡保。特困職工、失業人員和因病殘失去勞動能力的市民，在生活保障上已沒有太大的問題。
來自重慶的劉中慧代表對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進一步做好擴大就業和社會保障工作的建議極爲贊同，認爲要通過深化改革、促進發展，破解城市貧困難題，防止困難下崗失業人員和殘病人員“邊緣化”趨勢。
“解決城市貧困問題的關鍵在於新增就業崗位，要進一步在政策上鼓勵包括民企、中小企業、第三產業的發展，使有勞動能力的下崗職工能謀到職業。”肖紅代表說，改革的配套措施也十分重要，醫療、藥品、教育等行業的管理體制改革，要注意兼顧困難羣體，使他們能得到優惠待遇，感受到社會公正，這樣羣衆纔會有信心戰勝困難，通過自己勤勞的雙手，創造美好未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