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89歲的河北省勞工吳廷顯要將索賠進行到底
|
|
|
慰安婦郭喜翠抱着姐妹侯巧蓮的遺像赴日上訴
|
|
|
浙江的細菌戰倖存者柳木水露出傷腿
|
二戰時期，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犯下滔天罪行，南京大屠殺、731部隊細菌戰、慰安婦、強擄勞工……這些被稱爲“日本特色”的戰爭犯罪行爲，給中國人民留下了刻骨銘心的傷痛。如今，雖然時隔60年，戰爭的痛苦並沒有得到緩解。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那些倖存的老勞工、慰安婦、細菌戰受害者紛紛向日本政府或相關企業提出索賠。他們都已風燭殘年。現在，他們最大的願望就是在有生之年，看到官司勝訴，聽到日本政府的道歉，得到賠償。但是，索賠的路步履維艱，一個又一個敗訴判決，拷問着日本政府的良心，也消磨着這些老人生命。一個又一個人證離去了。他們走得不甘心，臨死還囑咐兒孫“家祭毋忘告乃翁”。
對話邵義誠：三審，我準備好了
邵義誠，80歲，因對日索賠二審勝訴而蜚聲海內外。
2004年7月9日，日本廣島高等法院就西松建設公司強擄中國勞工案二審判決，改判原告方勝訴，並勒令被告方賠償2750萬日元。中國勞工對日索賠案首次二審勝訴。本報及時追蹤報道了這一事件。
近日，本報再次採訪邵老得知，他正在爲三審開庭做準備。前幾天，日本友人來信稱還沒有得到開庭的消息，讓他耐心等待。邵老不希望這樣拖下去。因爲原告都年事已高，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最終結果。總這樣拖下去，對於年老多病的原告來說，是一件很殘忍的事。
記者：邵大爺，距您二審勝訴回來已經一年多了，您的身體近況怎麼樣了？
邵義誠：我挺好。日本法院一點消息也沒有。香港和臺灣地區的民主人士給日本去了兩封勸告書，勸他們承認歷史。西松建設股東會上，日本有正義感的人士也前往勸告其承認歷史責任。現在，這些材料都被寄到了我這，我正想通過媒體報道一下呢。
記者：在日本有哪些人支持您？
邵義誠：日本民間組織西松建設裁判支援會是一個，其中有人是西松建設的股東，他們把我們的事出版了一本書，讓大家都來了解這段歷史，在股東會上提出勸告的也是他們。
記者：您對三審抱有希望嗎？
邵義誠：現在還不好說，但我隨時準備出庭。如果開庭，會提前一個月通知。
記者：這次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週年，您想對人們說點什麼？
邵義誠：日本法西斯在中國犯下了滔天罪行，這次紀念活動一定要把我們這些人當年受下的苦難宣傳出去，讓日本的百姓也知道日本過去犯下的罪行，早日給我們這些受害者討還公道。
朱慶富：勞工證沒了他們也得認賬
河北省唐山遷西縣舊城村人朱慶富，現年83歲，有過兩次勞工經歷。第一次在1939年，經歷有一年多。當時吃的是小米摻草籽的稀飯，雜麪窩頭，睡的是蓆棚，沒有鋪蓋。他的腳後跟被凍掉一大塊肉，露出腳骨，還得幹活。日本人不給勞工治病，還經常毒打勞工。
第二次是在17歲那年，他在好心工友的掩護下，剛逃回家，就被清鄉的日本鬼子抓了回去。到了黑龍江綏芬河工地，日本人先對每人一頓毒打，意思是以後不好好幹活照此辦理。日本人“大老黑”玩槍走了火，打死一個工友，還哈哈大笑，把死人一腳踹下了山澗。
兩次做勞工，日本人都說給工錢，但勞工們一分錢也沒見到。一次見日本軍人原田高興，朱慶富說：“你們的心太壞了，把人累死、打死，還不給錢，良心大大的壞了。”原田氣壞了，把他吊起來毒打。1945年，日本投降後，他結束了第二次勞工經歷。日本人還發給他一個寫有“大東公司”字樣的勞工證，被他不慎弄丟了。朱慶富說：“雖然我的勞工證沒有了，但我記得當初的事情和那些日本軍官的名字，人在事在，勞工證沒了，日本人也得認賬！”
吳廷顯：人生最大願望，打贏對日官司[細菌戰]
今年89歲的河北省保定地區高碑店市李各莊村人吳廷顯，是本報曾報道過的勞工之一。他曾委託律師起訴日本政府。但因證據不足，線索不清，願望至今仍未實現。
1944年，日本人到村裏抓勞工，吳廷顯跑到一公里外的鄰村躲避，日本兵迎面走過來，吳廷顯躲進一位楊姓村民家中。日本兵舉槍大叫：“出來！”爲了不連累楊家人，吳廷顯“順從”地跟日本兵走了。
幾經輾轉，吳廷顯被帶到塘沽勞工集中營。高牆內，關押着2000多名中國勞工。牆上架着電網，站着荷槍實彈的日本兵。有人不堪折磨，夜逃，被日本兵開槍打死或被電網電死。第二天，日本兵就召集所有勞工去看同胞的屍體，“以儆效尤”。日本人不給水喝，有的勞工竟然吃別人小便後凍成的冰凌。
在大海上漂泊14天后，吳廷顯和其他勞工被押到日本。吳廷顯不識字，只記得有識字的人說路牌上寫着“九州”二字，後來，他們又被運到一個叫“仁和村(音)”的地方。在這裏，他們被強迫到山上去刨鐵礦石，每天用幾十公斤重的大鋼鎬做苦力，卻吃着喂牲口的豆餅。很多人病死在日本。吳廷顯也曾大病一場，總算死裏逃生，活了下來。1945年，日本戰敗，勞工們才得以回國。
去年5月，吳廷顯委託本市明揚律師事務所楊仲凱、李明宇律師對日索賠。但是，由於其不識字，連做勞工的地點都不清楚，律師多方查找，未果，所以，至今還沒有起訴。吳廷顯說：“我最大的願望就是在有生之年，跟日本政府打贏官司。”
一次細菌實驗死了403人
|
|
日本友人提供的細菌戰老照片
|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週年前夕，本報聯合浙江《今日早報》對該省曾發生細菌戰的義烏、寧波地區進行了專訪。本報記者對日軍在浙江展開慘絕人寰的細菌戰是有心理準備的,可是連日來，記者目睹了大量的舊報紙、歷史檔案後，一張張觸目驚心的照片還是讓記者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
據史料記載，細菌戰期間義烏崇山村1236人，死亡403人，死亡達到三分之一。全村逃走了150人。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訴訟原告團團長王選就是義烏崇山村人，她有8名家人、親戚死於日軍細菌戰。
該村一位老者告訴記者，當年崇山村活體解剖的“日本大夫”，叫近食秀夫，他在印度老鼠身上進行感染實驗並用來培養跳蚤，他甚至將“研究”以論文的形式在科學雜誌上發表。當年20歲的張菊蓮從日軍手裏逃了出來，她向記者講述了親眼所見的活體解剖。一天下午她看見幾個穿白大褂的日本人、1644細菌部隊的細菌學家將崇山村王關富的未婚妻、18歲的吳小奶捆在凳子上，全身蒙上白被單。吳小奶在被單底下拼命地哀求“先生，我的病會好的……”一面大叫救命。突然，吳小奶的叫聲變了調，撕心裂肺般的。張菊蓮看到吳小奶的胸膛被活生生地剖開了，血涌了出來，染紅了被單。張菊蓮驚恐得暈厥過去。
我這一生全毀在日本鬼子手裏
當年的慰安婦萬愛花
據介紹，日軍侵華期間，至少有20萬中國婦女先後被逼爲日軍的性奴隸。雖然身心受到巨大創傷，但大部分人不願意講那段經歷。活到今天敢於控訴的，寥寥無幾。武漢人袁竹林是其中之一。2001年4月3日，時年79歲的袁大娘請武漢市江岸區公證處爲她被侵華日軍強徵爲慰安婦的悲慘經歷，進行證據保全公證。近日，已經83歲高齡的袁大娘向記者講述了她的悲慘遭遇。
1938年，武漢淪陷，我夫遠走重慶，婆婆逼我改嫁。1940年春，日軍“獵頭”張秀英在武漢“招工”，後來才得知，張和她的日本丈夫，按日軍命令，招我們做慰安婦。日本兵將我們帶到慰安所，我才知道上當受騙。
當時，老闆命令我們脫光衣服，檢查身體。我們不肯，日本人就用皮鞭抽打。老闆給每個姑娘起了個日本名字，我叫作“嗎沙姑”。每個人分到一間房，七八平方米，只有一張牀，一個痰盂。第二天，門外來了大批日本兵，每個房間門口都排起了長隊。我足足遭受了10名身強體壯的日本兵的蹂躪。一天下來，連坐也坐不穩，下身疼得像刀割一般。我和一個叫“留美子”的湖北女子逃出去，被抓了回來。日本人將我的頭死命地往牆上撞，撞得鮮血直流，從此落下了頭痛病。
日本人投降後，我回到武漢近郊。由於當年日軍的毒打，我現在幾乎每天都頭痛，安眠藥一把一把地吃。我這一生，全毀在日本鬼子手裏！
尋找天津慰安婦
和平區政協文史委員會副主任葛培林研究天津的慰安婦已有幾年的時間。據葛培林介紹，天津是強徵慰安婦的重點地區。在葛培林收集的“選送慰安妓女花名清冊”上面清楚地記載了一部分被強徵到天津的婦女姓名、年齡、籍貫。從花名清冊上看到，當時共有河北、上海、山東、河南、遼寧的20多個省市的婦女被強徵到天津，最大的32歲，最小的只有19歲。記者通過花名冊上的姓名，找到了戶籍管理部門，經過多方查找、尋訪瞭解到，大多數當年充軍的慰安婦均已過世，目前在世的也都是80歲以上的老人，從戶籍上也很難再查到她們的下落。
慰安婦·名錄
萬愛花山西人，1943年春，擔任村婦女主任的萬愛花被日軍逼做慰安婦，當時年僅15歲。1992年12月，萬愛花參加了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日本召開的戰爭受害女性國際聽證會,在聽證會上，萬愛花脫掉上衣，指着身體上的道道傷痕，揭露了侵華日軍慘絕人寰的暴行。
楊明貞江蘇南京人，1937年15日下午，日本兵闖入她家，年僅7歲的她+和母親一起遭到敵軍蹂躪。
蔡愛花澄邁縣中興鎮東嶺村人，19歲那年，她被日本兵抓做慰安婦。
符美菊現年76歲，海南儋州市人，17歲被日軍抓去被逼做慰安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