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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夏，陳省身結束了在巴黎的博士後研究，應清華大學之聘，準備回國實現振興近代數學的夙願。他原以爲自己將在清華園終此一生，做些自己喜歡做的事，不料卻連清華的大門都沒看到———由於抗日戰爭爆發，根據校方指示，直接去長沙報到。他牽掛着災難深重的祖國，心情沉重地踏上歸途，經香港抵長沙，來到由清華、北大、南開三校組建的臨時大學任教。臨時大學由清華校長梅貽琦、北大校長蔣夢麟和南開校長張伯苓3人擔任常務委員，主持校務。一學期後長沙成了前線，臨時大學遷往昆明，改名“西南聯合大學”。陳省身從此開始了在西南聯大的生涯。
苦中作樂
陳省身來西南聯大不久，他的南開同學、北大物理系教授吳大猷也來到該校。
戰爭初期，生活已很艱苦，但教授們還能苦中作樂。每逢週末，緊張工作之餘，在吳大猷家有兩桌橋牌“牌戰”。陳省身是常客之一，在南開時他就以擅打橋牌著稱。吳大猷夫人阮冠世也是橋牌高手。唯有吳大猷的水平不及格，僅能在一旁觀戰。他自己並不喜歡打牌，只是爲了讓別人快活而已。有時“清華隊”向“北大隊”挑戰，事前說好，輸的那隊就做當天晚餐的東道主。晚餐雖無美味佳餚，但以量取勝，餐後總有剩餘，大家便讓最年輕的陳省身和大肚漢吳大猷負責“掃蕩”。
北大爲籌備40週年校慶，約請教師和校友提供論著。吳大猷開始撰寫英文專著《多原子之結構及其振動光譜》。在序言中，他對導師饒毓泰的關懷與提攜表示了最誠摯的感激。著作出版後得到好評，並獲中央研究院丁文江獎，獎金3000元。這對吳大猷是很大鼓舞。他沒想到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在如此艱苦的環境，書居然能出版，實在難能可貴。
大師奠定事業基礎
1939年7月，陳省身同鄭士寧結婚，新房就在離聯大不遠的大西門內大富春街的一座中式樓房內。這裏住着聯大的幾位教授：物理教授饒毓泰在樓上，數學教授姜立夫在樓下。當時饒毓泰去上海探親，便讓出一間廂房給陳省身夫婦。不久因日寇轟炸，陳省身和妻子被疏散到近郊梨煙村，與理學院院長吳有訓家同住一個院裏。這時鄭士寧已懷孕，陳省身又不會幹家務活兒，生活顯得很狼狽。熱心的吳有訓夫人便請他倆每天到自己家吃飯。幾十年後，陳省身回憶起這段往事，稱他與妻子曾當過吳先生家的“食客”，對吳夫人的盛情幫助，表示深切感謝。
翌年，鄭士寧回上海父母家待產。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交通中斷。陳省身的妻兒被滯留上海，他在昆明仍過着單身生活。此時吳大猷家的“牌戰”之樂也一去不復返了———因敵機空襲頻繁，吳大猷一家被疏散到近郊崗頭村。陳省身孑身一人，雖然孤寂，但卻擁有充足時間苦讀他的導師、法國著名數學家嘉當寄來的大量論文複印件。
他把嘉當的理論搞得很熟，後來這些成爲近代數學的主流之一。
陳省身每年都有論文在國外發表，他的研究成果已引起國際數學界的矚目。1943年，美國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邀請他去做訪問學者。這年7月，他幾經周折飛抵美國。由於他在普林斯頓的一系列研究，使“微分幾何進入了一個新時代”(德國數學家霍普夫語)。
陳省身說：“我一生數學工作的突破，是於普林斯頓完成的，但事前在西南聯大的準備，實爲關鍵。”也就是說，條件艱苦的西南聯大，成了這位國際數學大師一生事業的重要準備階段。
崗頭村艱險歲月
從1940年秋天起，昆明的空襲警報開始頻繁，生活變得更加艱苦。西南聯大位於昆明西門外，北大在距城郊五六公里的崗頭村蓋了兩排簡易平房———泥牆、泥地、紙窗，每間13多平方米，供教職工緊急疏散時使用。後來敵機轟炸的次數越來越多，吳大猷和妻子還有一些同事乾脆住到了崗頭村。這樣每天到校上課往返步行需兩個小時，很是辛苦，鞋襪消耗極快。教授們褲子的膝蓋那兒幾乎都打着補丁，可是大家覺得那是很正常的事。
一天，吳大猷上完課正趕上空襲警報，待警報解除，他想返回城裏的家睡一夜，免得次日上課還得再跑一趟。路上迎面遇到兩位同事，他們神情慌張，吳大猷這才得知自己家中了4枚小炸彈！他覺得好後怕啊，若不是搬到崗頭村，他和妻子可能就一命嗚呼了。
教授擺地攤
到了1944年，日軍自顧不暇，沒再到昆明肆虐，空襲警報停止，生活恢復了平靜。可是由於戰爭過長，消耗太大，民衆的生活越來越艱難。每人每月只供給4鬥糙米，米里還摻有大量的沙子和糠殼，簡直難以下嚥。
當時通貨膨脹，物價飛漲，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教授的月薪在抗戰初期還能維持3個星期，到了此時只夠半個月了。許多教授夫人都要爲家分憂，有的繡圍巾，有的做帽子，還有做食品的。例如梅貽琦的夫人韓詠華就做糕點———上海式的米粉碗糕，取名“定勝糕”，做好後挎着籃子，步行45分鐘，到“冠生園”食品店寄賣。梅夫人還在大西門旁鋪塊油布擺地攤，把家中一些不十分需用的衣物拿出來賣，以貼補家用。
日本投降前夕，大家都爲返回故里準備路費。不僅梅夫人擺地攤，其他人也幹起這種買賣來。吳大猷說自己在這方面是教授中最先出馬的一個。他賣掉妻子的一件短皮襖，還把託人從香港帶來的一些貴重物品也賣了。總之，把能賣的東西全都賣光。
發現奇才
1945年春天，在那人心動盪的日子裏，忽然有個19歲的學生千里迢迢，慕名前來投奔吳大猷。那學生名叫李政道，原在浙江大學讀一年級，是吳大猷的一位朋友介紹他來找吳先生的。當時正值學年中間，不經考試不能轉學。吳大猷便同幾位教師商量，讓李政道隨班聽課，參加期末考試，若及格，到暑假後就正式轉學入二年級。其他教師也都同意了。
李政道各門功課學得很輕鬆。吳大猷無論給他多深的書和多難的習題，他也能很快地讀完、做完，然後再來索要更多的書和題。
中國知識分子的奇蹟
日本無條件投降，舉國上下歡欣鼓舞。吳大猷夫婦也連忙同北平、天津的家人通信———抗戰期間平、津淪陷，不能通郵，他們已整整8年和親人失去聯繫。很快就收到阮冠世家人的信，說全家平安，他們鬆了口氣。吳大猷的寡母寄居在天津英租界耀華里二姑父家。不久也收到二姑父的信，信中告訴他：他的母親在日本投降前夕，也就是1945年春節，到離家不遠的鬆壽裏一位鄉親家拜年。恰巧一架日本飛機失事，墜落在那家的房頂上，他的母親和女主人同時罹難……讀到這裏吳大猷的心就像被蛇咬了一樣。
不過他不管遇到多大災難，都有一個“逃避”的辦法，那就是埋頭做學問，藉以解脫。
離開昆明返回北平時，吳大猷夫婦變賣掉一切能變賣的東西，全部家當僅是兩隻沒裝滿的手提箱。儘管物質上一貧如洗，他的精神卻極其富有。在艱苦環境裏，他不僅培養出像楊振寧、李政道、黃昆等一批大師級的人物，而且科研碩果累累：出版了一部專著———這本書直到上世紀70年代還在世界各國流傳使用並獲好評；另外有論文17篇和譯著一部。這就是抗戰期間，在物質條件難以想象的惡劣情況下，中國知識分子創造的奇蹟。因此，陳省身、吳大猷和西南聯大的所有師生員工不愧爲後人的楷模。他們讓每一箇中華兒女有理由相信：我們的民族是不可戰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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