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號脈
三號脈
可可托海,一個距富蘊縣城80公里的小鎮。它的名氣很大:聞名世界的三號礦坑償還了中國政府欠前蘇聯40%的外債,但對大部分人來說,它很神祕——從1955年到改革開放前的幾十年間,由於國防發展的需要,可可托海曾長期隱藏在深山之中;1967年之前,在共和國的地圖上,找不到可可托海的名字,它被一個保密代號“111礦”代表着。
上世紀六十年代,可可托海一方面將盛產的重要礦產作爲債物償還給前蘇聯長國人志氣;另一方面,還爲保障供應國內科研,爲我國原子彈、氫彈的爆炸成功和人造衛星的成功發射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後,以主產鋰輝石、副產鉭鈮鐵礦爲資源開發方式的可可托海礦面臨資源枯竭。 2003年,原可可托海稀有礦實施資源枯竭礦山關閉破產,這也標誌着可可托海一個輝煌時代的結束。
2006年8月23日,可可托海,新疆有色集團稀有金屬公司三號礦脈二期工程開工典禮隆重舉行,與此同時,在舉世聞名的三號脈礦坑裏,四臺抽水機正晝夜不停地將積水往外抽取——閉坑7年,這個“英雄礦”、“功勳礦”將梅開二度。
2006年11月,記者走進可可托海,探祕可可托海曾鮮爲人知的一段歷史。
神祕禁區出入礦區須開邊防證
可可托海三號礦是偉晶岩脈礦坑,盛產着目前世界上已知的140種有用礦物中的86種,其中鈹資源量居中國首位,銫、鋰、鉭資源量分別居全國第五、六、九位。其礦種之多,品位之高,儲量之豐富,層次之分明,爲世界罕見。但從1955年到改革開放前的幾十年間,由於國防發展的需要,可可托海曾長期隱藏在深山之中——1967年之前,在共和國的地圖上,找不到可可托海的名字,它被“111礦”代表着。1981年之前,可可托海礦區周圍還設有三道關卡,任何人進出礦區都必須持有邊防通行證。
“從烏魯木齊進去的,到自治區有色局保衛處開通行證,從礦上出來則在礦區開。別看一個小小的邊防證,很管用的,到口內探親即使沒有身份證,有邊防證就行。”現年80歲的王蘭璽說。王蘭璽1952年來到可可托海,退休後居住在烏魯木齊市喀什東路新疆有色黃金建設總公司家屬院。
可可托海礦區發現於1930年,當時僅有當地少數民族對三號礦脈露頭部分進行開採,產品用做珠寶裝飾材料。
1935年,前蘇聯政府的兩個地質分隊來到阿勒泰。爲推動找礦,他們隨身帶有多種有色及稀有金屬礦物標本,動員廣大農牧民在阿爾泰山區採集有用礦物,交地質隊按質論價收購。正是根據牧民的報礦地點,地質人員首次在阿勒泰地區五十萬分之一的地質圖上標出了綠柱石的礦化點八處,其中富蘊縣可可托海礦牀於1935年被阿牙闊孜拜(國籍、族別不詳)等人發現,並列爲八處綠柱石礦點之一。
這個富產綠柱石(鈹)等稀有金屬礦牀的發現,引起了前蘇聯政府和科技界及地測、採礦人員的重視,他們多次來華從事地質勘探,並在可可托海礦區以三號礦脈爲主進行試採,開採了綠柱石和鉭鈮鐵礦。
根據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1950年3月1日成立了“中蘇有色及稀有金屬股份公司阿山礦管處”。1955年元月1日,礦區全部企業移交我國獨自經營,原阿山礦管處更名爲冶金工業部有色金屬管理總局新疆有色金屬公司可可托海礦管處,直屬中央管理。1958年,又改名爲可可托海礦務局。
1958年8月30日,新疆有色金屬公司發佈產品代號及廠礦代字命令,規定綠柱石(鈹)爲“1號產品”,鋰輝石爲“2號產品”,鉭鈮石爲“3號產品”,可可托海礦管處爲“111礦”。
關於那個年代可可托海的神祕,著名“額爾齊斯石”的發現者韓鳳鳴這樣說:“我在冶金部長春地質學院上學期間,只聽老師講起過新疆有個叫可可托海的地方是‘天然地質博物館’,被尊奉爲地質學家的‘耶路撒冷’、‘地質聖坑’,但一直不明白教科書中爲什麼沒有具體的文字記載。1957年,我到了可可托海後,才知道是保密的需要。”
被譽爲“額爾齊斯河之父”的張學文從小就跟隨父母在可可托海礦區生活。“那時我父親是可可托海成品庫房的統計,成品庫房有四名軍人手持七九式或三八式步槍、衝鋒槍站崗看守。”
這一切,均與可可托海生產的鋰、鈹、鉭鈮、銫等稀有金屬主要用於尖端軍工事業有關。
輝煌一爆爲我國首枚氫彈獻力
可可托海礦以礦藏豐富而享譽世界地質礦產業,尤其是三號礦脈被稱爲世界級超大型稀有金屬礦。我國製造原子彈、氫彈、衛星所用的鋰、鈹、鉭、鈮、銫等稀有金屬主要來自該礦。可可托海爲我國“兩彈一星”的成功發射及國防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爲壯我國威、軍威寫下了光輝的一頁。稱三號礦脈爲“英雄礦”、“功勳礦”毫不爲過。
講到可可托海爲我國“兩彈一星”的成功發射及國防建設做出的重要貢獻,不能不提到新疆鋰鹽廠。
新疆鋰鹽廠始建於1958年12月,被譽爲“中國鋰鹽工業搖籃”,和可可托海被命名爲“111礦”一樣,它最初被稱爲“115廠”,此後更名爲烏魯木齊有色金屬冶煉廠、新疆有色鋰鹽廠,直至今天的新疆鋰鹽廠。而最初名爲“115廠”也是國防、保密的需要。
記者在可可托海採訪時,曾聽到一個有關可可托海及其礦產品代號的趣聞:一司機從可可托海拉運鋰礦石到新疆鋰鹽廠,進入烏魯木齊市區後,因不熟悉交通而違章,被交警攔下。交警問:“你從哪裏來?”司機答:“111礦。”交警又問:“車上拉的什麼?”司機答:“2號產品。”交警聽得一頭霧水,再問:“到哪裏去?”司機也不耐煩了:“115廠!”交警聽罷,手一揮:“趕緊走!”
遊清志退休前任新疆有色集團公司科技處副處長,曾任新疆鋰鹽廠總工程師。
遊清志介紹說,鋰能夠生產出重氫氘以及超重氫氚,還能製造氫化鋰、氘化鋰、氚化鋰。1967年6月l7日,我國成功試爆的第一顆氫彈,其中的“炸藥”就是氫化鋰和氘化鋰。
“1公斤氘化鋰的爆炸力相當於5萬噸烈性TNT炸藥。氫彈的‘引信’用的是原子彈,由此可見其爆炸所產生的能量有多大。”遊清志說,新疆鋰鹽廠建廠之初,所生產的氫氧化鋰只應用於蓄電池的生產,後因運輸及資金困難被迫停產,1963年恢復生產,主要是爲氫彈的研製提供原料。
“1963年,新疆鋰鹽廠生產了30噸氫氧化鋰,由國家二級部派軍隊押送到四川,從氫氧化鋰提取鋰的同位素鋰六,用來產生重氫氘。”遊清志說。
鋰鹽廠生產氫氧化鋰的原料鋰就來源於可可托海。
此外,遊清志介紹說,鋰是一種應用範圍十分廣泛的稀有金屬,其化合物多達數百種,被譽爲“工業味精”、“能源金屬”、“最輕金屬”。鋰和它的某些化合物是優質高能燃料,已經用於近代尖端技術如宇宙火箭、洲際火箭、人造衛星和超聲速飛機等系統方面。
當1960年蘇聯撤走專家、帶走圖紙時,一些外國人曾經斷言:“中國人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彈來。”然而,1964年10月16日,我國成功爆破了第一枚原子彈,1966年10月又成功實現了導彈與原子彈的結合,1967年6月成功爆破第一枚氫彈。
從原子彈到氫彈,美國用了七年多的時間,前蘇聯用了四年時間,法國用了八年多,我國只用了兩年零八個月!這些成績的取得,可可托海三號脈功不可沒。
航天大國可可托海礦區功難沒
1970年4月24日21時35分,我國自行研製的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由我國自行研製的第一種運載火箭長征一號成功發射升空。一時間,東方紅一號衛星播送的《東方紅》樂曲響徹蒼穹,震動了世界。從此,不僅開創了我國航天事業的新紀元,也使我國成爲世界上第五個能夠獨立研製和發射人造衛星的國家。
消息傳來,可可托海一片歡騰。這是中國人第一次激動地仰望着太空,那裏有一顆屬於中國人自己的衛星,可可托海職工們的臉上洋溢着作爲一箇中國人的自豪和驕傲。
“東方紅一號衛星使用了可可托海提供的銫!”原新疆有色集團黨委副書記阿不都熱依木·那瓦依自豪地告訴記者。
在自然界裏,銫的分佈相當廣泛,岩石、土壤、海水以及某些植物機體,到處都有它的“住地”,可是它沒有形成單獨的礦場,在其它礦物中含量又少。
而在可可托海礦區,銫的儲量居全國第五位。那裏的人們稱含銫的礦石爲“銫鎦石”。
上世紀五十年代,人們根據銫原子最外層的電子繞着原子核旋轉一週的時間總是精確在幾十億分之一秒的特點,製成了一種新型的鐘——銫原子鐘,並據此對“秒”作了最新的定義。
有了像銫原子鐘這樣的鐘表,人類就有可能從事更爲精細的科學研究和生產實踐,比如對原子彈和氫彈的爆炸、火箭和導彈的發射以及宇宙航行等實行高度精確的控制。
住地窩子鬥嚴寒,餓着肚子建設我國“功勳礦”
自制磚坯建住房
站在“三號脈”上,可可托海礦區盡收眼底,其中最醒目的是幾處紅頂的建築,這是可可托海最早的樓房——1954年興建的礦區辦公樓和1958年興建的俱樂部。
張學文說:“俱樂部建起來後,工人們下班後都在這裏跳舞,特別是到了星期六和星期天,人們精心打扮後來到俱樂部,手拉手唱歌跳舞。
“俱樂部裏還引進安裝了蘇聯弧光放映機,每到放映時間,附近礦點的工人都要騎馬走5個小時的路程來看電影。”
在當年,作爲新疆首府的烏魯木齊市,樓房也是少見的,可是可可托海卻聳立起了幾幢蘇式樓房,成爲大山深處一道亮麗的風景。爲方便礦務人員的出行,中國民航於1965年在富蘊建立了航空站,專門開闢了一條航線,截止到1994年停航,共運送人員數萬人次。
如今,當年工人居住的平房早已坍塌,當年全阿勒泰最先進的放映機也多年不用,但那幾座樓經過多次裝修,煥然一新地聳立着,訴說着歲月留給可可托海的滄桑。
可可托海最多時有職工、家屬47000多人,90%在額爾齊斯河南岸住,岸北是現在的礦區辦公樓所在地。
“最早是在大河南面挖半地窩子,當時住房密度相當大,每家只有一扇小窗戶,採光主要靠屋頂的一扇較大的窗戶。職工集體宿舍也在那裏,40多人住在一間房子裏,很擁擠,牀鋪像貨架子一樣。”張學文說。
冬天的夜裏,室外特別冷,有的人就在房子裏摸黑撒尿,“經常有人被半夜淋醒”。爲了照顧已婚職工,帶有家屬的工人可以單獨分到一個地窩子,如果分配不上,有的夫妻就在半山坡自己挖地窩子住。
爲了緩解住房壓力,礦管處領導指示新疆建工一師工程第五團在額爾齊斯河北岸開始修建房屋。新疆有色金屬工業集團稀有金屬有限責任公司黨委工作部主任高新吉介紹,當時職工們自己打製磚坯燒磚,用拱窯燒磚,窯址在可可托海附近的鐵麥克鄉原氣象站附近。“直接架火燒製,拱窯全部燒柴火,所以礦區周圍以及附近山上的植被被砍伐。這些燒製出來的磚塊興建了可可托海10餘座建築,多數是職工住房。”張學文說。
當年,可可托海還建有全阿勒泰最好的醫院——X光機是從蘇聯直接運來的。“醫院建在現在的可可托海鎮一中的位置,還殘留有一間病房,那是當時的特護、高幹病房。”張學文說。
身背礦石戰嚴寒
可可托海被稱爲新疆的“冷極”。1965年元月,在伊雷木湖上曾測得-57℃的最低氣溫紀錄。在這樣的冬季,工人們可以聽到自己呼出的氣凍成冰的唰唰聲。
現年78歲的孔古爾拜老人從11歲就開始在三號脈工作,退休後還住在可可托海。他告訴記者,爲了完成任務,在這樣的環境下一天干15個小時到18個小時是常有的事。
當時,三號脈還沒有進行露天開採,孔古爾拜和隊友們就在礦區附近撿來柴火點上火,先把冰雪和凍土層融化,再用鐵鍬將泥土挖去,然後用隨身攜帶的鋼鑽和榔頭挖出5米深的大坑,最後打炮眼裝炸藥進行爆破。由於沒有山路,運輸車輛也上不來,孔古爾拜和隊友們就把礦石裝到馬拉雪橇上,或者捆到毛驢背上馱下山來。等在山下的解放車將這些礦石拉回可可托海3號脈附近的倉庫,這種情況到1960年纔有所改善。
孔古爾拜老人說:“條件改善後,我們在平洞裏鋪上鐵軌,裏面的工人將開採的礦石裝在礦車裏,順着鐵軌拉到洞外。礦石都倒在選礦場裏,白天就由選礦場的工人們用手一點一點地篩選。
“工人們穿着皮大衣皮褲,腳上穿的都是氈筒,全身捂得嚴嚴實實,只露出眼睛和嘴,行人即使不帶工具也顯得十分臃腫。爲了防滑,人們在氈筒底釘上輪胎片。汽車的擋風玻璃都是雙層的,還要另加一個防寒保溫套,否則都要凍裂。
“我們手裏拿着‘螞蝗釘’一樣的工具,將礦石放在硬石上,用‘螞蝗釘’敲去礦石周圍的廢料,剩下的真正的礦石就裝在背在身後的牛皮袋裏。”
這種牛皮袋是用生牛皮縫製的,相當結實,能抵禦礦石磨損,並且撿到的礦石能隨手扔到背後的口袋裏,相當方便。
撿拾礦石,手套很容易磨破,幹上一兩個小時一雙新手套的指頭部分就全破了,而手早已被凍得沒了任何感覺。
在可可托海礦史陳列館,記者看到了一篇介紹獲得“自治區先進生產者”稱號阿不都熱衣木的事蹟:1959年在一礦工作期間,帶領清沙組全體同志,月月完成清沙和選礦任務。他多次創造手選02號產品(鋰輝石)的新紀錄(當時02產品定額爲300公斤,他經常超過五六倍),被授予“自治區先進生產者”稱號。
餓着肚子搞生產
72歲的江鐵開老人從礦上退休後也住在可可托海,回憶起當年,老人的臉色凝重起來:“當時都在食堂吃飯,早晨工人都是喝糊糊、奶茶,中午就是饅頭、黃蘿蔔或者白菜湯,抓飯很難吃上。晚上最多換成青蘿蔔。冬天吃得最多的是白菜、蘿蔔和土豆。”
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供應給礦區的麪粉裏面摻雜着麥殼、沙子。這樣的麪粉被工人們戲稱爲“高標麪粉”,這樣的麪粉蒸出來的饅頭用手輕輕一捏就會散開,但即使是這樣的麪粉到後來也很難吃上了。
“最困難時,領導幹部一天只能喝四碗糊糊,也就是早上喝一碗糊糊,中午喝兩碗,晚上再喝一碗。職工一天六碗糊糊,而乾重體力工作的工人待遇自然好點,後來連這樣的糊糊也喝不上。”高新吉說,職工們的雙腿開始浮腫,在這種情況下,可可托海礦務局決定開荒種田。
1960年12月,可可托海礦務局向阿勒泰地委申請在礦區增墾5000畝至10000畝土地,用來種植糧食和蔬菜,以解決礦區副食品供應緊缺的困難。
在伊雷木湖附近,至今保留着這些開墾的土地,這些土地就在進入可可托海的路邊,相當平整。
中國工程院院士、現任北京礦冶研究總院院長的孫傳堯曾任新疆可可托海礦務局選礦廠副廠長,他是1968年從東北工學院(現東北大學)選礦專業畢業後分到可可托海礦務局選礦廠工作的。他說:“那時,礦區相當艱苦,冬季-40℃的低溫是家常便飯,-60℃的天氣也常遇到。除了漫長的嚴冬令人難熬外,當年物質生活的貧乏也令人難以想像。剛去的10年內沒見到商店賣過雞蛋,也沒見到葡萄乾,多少年沒買到過植物油,每人每年定量供應的帶骨肉也就五公斤左右。僅此而已,其它的也就可想而知了。”
額爾齊斯河的魚類多達35種,其最大的支流——布爾津河上游喀納斯湖的大紅魚聞名遐爾,這裏至今還流傳着喀納斯大紅魚“一口吞食一頭牛”的傳說。傳說雖然無考證,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額爾齊斯河的魚,讓可可托海人度過衆所周知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卻是不爭的事實。難怪至今還有不少可可托海人說,是額爾齊斯河給予了他們第二次生命。
那年那月
不安期加強警戒保生產
可可托海身處深山,在解放之初,曾經歷過一段不安的歷史時期。
記者在可可托海採訪時,許多老職工都對記者談到了這樣一個問題:當時的蘇聯專家素質特別高,他們住在礦區跟前,工作很嚴謹,贏得了所有人的尊敬,但自流而來的一些前蘇聯人卻經常酗酒鬧事。
時任可可托海礦管處保衛科副科長的祝天學對此印象頗深:“他們住在河對岸,跟其他同志合不來,不說話。我們這邊的同志到他們那邊去,喝過水的碗都要被他們砸掉。
“1956年,我們抓捕了一名自流來的前蘇聯犯罪嫌疑人,所有自流來可可托海的前蘇聯人手持各種工具圍攻礦務局辦公大樓,驚動了自治區公安廳。後來,我們採取果斷措施才阻止了事態的發展。”
除此之外,雖然1951年發生的烏斯曼武裝暴亂已經平息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但這裏的鬥爭形勢依然十分嚴峻。
孫漢章對發生在1958年9月的加米西提汗叛亂記憶猶新:“叛亂髮生時,我正在從烏魯木齊回可可托海的路上。礦上打電話到我途經的奇臺縣政府,讓他們通知我,但我已經從奇臺縣城出發了。路上,司機發現行人的神色言語不對勁,感覺可能是可可托海發生了大事,問我走不走。我身上帶着槍,而且坐着車,考慮了一下,我決定走。”孫漢章說。
安全返回礦區後,孫漢章立刻組織力量加強警戒。後來,在新疆軍區的幫助下,很快將這股叛匪擊潰,礦區的秩序徹底好轉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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