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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薩達姆，我們可以在他蓋棺之後繼續爭論他到底是個英雄，還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暴君；我們也可以重新檢討一個國家入侵他國爲民除害是否合法合理的種種論據；我們還可以回顧他從美國的朋友變成布什仇敵的整段歷程；我們更可以用他的死當樣本去辯論死刑之必要與否。但要是說到他的死會對伊拉克局勢產生什麼影響，答案或許就只有一個了，那就是沒有。
理由很簡單，因爲曾經效忠於他的社會復興黨殘部，及當年共和國衛隊系統的遊擊武裝實力早在他被捕之日，就已失去了最後的希望。雖然大家都知道薩達姆的執政班底以伊斯蘭教的遜尼派信徒爲主，但是在伊拉克只佔人口少數的遜尼派，如今根本不會再爲他那種大伊拉克的理想而戰；他們的主要目標就是在未來伊拉克的政治版圖裏保存位置，不致被什葉派打壓至幾無立錐之地。換句話說，即使舊政權的既得利益全體也放棄了回覆昔日美景的希望，轉而爲今日的實際處境奮鬥。
同時，我們還要注意在當前伊拉克遜尼派的遊擊武裝分子裏面，其中一支主導力量即是阿爾蓋達號召的國際聖戰士，這批人固然不滿什葉派(因爲他們在教義上追隨的是遜尼派裏的瓦哈比主義)，但他們同樣討厭薩達姆執政時的西化風格(例如准許女子不蒙面紗)和他的民族主義精神(他們要的是更伊斯蘭化的政權)。所以他們也沒有必要去爲薩達姆報仇。
至於受到最高宗教領袖西斯塔尼(Grand Ayatollah Ali Sistani)指導的伊拉克什葉派，和曾慘遭前政權鎮壓屠戮的庫爾德人，就更是興奮莫名，乾脆上街慶祝獨裁者之死。
由於薩達姆的存歿對上述幾個派系再也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影響力，伊拉克政府纔敢在法庭判刑之後的短短數天之內就處死這位過氣人物。剩下來的唯一問題是他的死會不會成爲各派勢力利用的藉口，成爲他們對抗美國以及爭取各自更大利益的籌碼。從薩達姆的臨終遺言來看，他自己是想往這方面推動的，希望自己死得像個烈士，好喚起伊斯蘭信徒和阿拉伯人這兩個並不完全重疊的羣體的反美情緒。所以他一方面要手執《古蘭經》高呼安拉之名，另一方面則至死不忘替巴勒斯坦人的處境申訴怨仇。恰巧他行刑之日又是伊斯蘭教的“宰牲節”，於是世界各地果然有零星的示威和小規模的衝突陸續發生。可是，中東地區的整體利益區劃與戰略焦點和伊拉克戰爭發生之前的情況已經大不相同，薩達姆代表的那種伊拉克民族主義早成爲明日黃花，故此這些零零碎碎的火花也只不過是爲他吹奏的最後輓歌，根本不成氣候。縱是一代梟雄，也逃不過樹倒猢猻散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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