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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月，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1月9日，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長篇演講，題目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這個長篇演講，從下午一直講到入夜點起煤氣燈的時分。”“擁擠在會場裏的五六百聽衆，被他的精闢見解和生動話語所鼓舞、所吸引，聚精會神，屏息靜聽，情緒熱烈，不時響起一陣陣的掌聲。”一個月後，這篇演講首先在《中國文化》創刊號發表，稍後幾天在《解放》第九十八、第九十九期合刊上刊載，題目改爲《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自己說，這篇講話“目的主要爲駁頑固派”。但是它的意義已遠遠超出這個範圍。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開宗明義地提出“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他十分明確地回答：“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爲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鬥，而且爲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鬥；一切這些的目的，在於建設一箇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
毛澤東從中國的歷史和世界的歷史出發，說明了在五四運動和十月革命以後的中國民主主義革命已經不是一般的民主主義革命，而是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即“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衆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區別新、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根本標誌，是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問題。在中國，無產階級已經有了自己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就能夠帶領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取得勝利。這一思想解決了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同時，中國革命必須緊緊依靠農民，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開展武裝鬥爭，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這樣一條獨特的革命道路。
中國革命必須分爲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階段，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只有完成前一階段的革命，纔可能去進行後一階段的革命，不能混淆兩個革命階段的任務，不能“畢其功於一役”。兩個革命階段必須也必然是銜接的，中間不可能再插入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因爲有了無產階級的領導，已經包含有社會主義的因素，其發展前途必然是社會主義。
毛澤東還進一步描繪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的藍圖：在政治上，要建立“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在經濟上，要使一切“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這個共和國的國家所有”；“這個共和國並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並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這個共和國將採取某種必要的方法，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在文化上，要掙脫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文化思想的奴役，實行人民大衆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學的大衆的文化”。這些新民主主義的基本綱領既不同於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又區別於社會主義。
在此之前，毛澤東在總結中國革命歷史經驗的基礎上，科學地提出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主要的法寶：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他指出，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統一戰線是實行武裝鬥爭的統一戰線。而黨的組織，“則是掌握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這兩個武器以實行對敵人衝鋒陷陣的英勇戰士”。
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提出和系統闡述，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是一次飛躍，是一件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情。它不僅回答了當前時局中提出的種種問題，而且回答了中國現階段民主革命和未來建設新中國的一系列根本問題。標誌着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豐富和發展。使全黨和廣大人民羣衆清楚地看到了中國革命的發展規律和前景，極大地鼓舞了他們的勝利信心，成爲引導中國人民不斷前進的旗幟，有力地指導和促進了抗日戰爭和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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