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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歷了1000年的科舉、20多年的“知識改變命運”後，大學生的就業問題忽然成了頭號難題。不可避免地，這引發人們對於多少年來一直不惜工本地追求上大學本身的思考。
本刊三名記者分別對貧困的四川邛崍山區、富裕的浙江溫州玉壺鎮和大城市北京、上海展開調查，我們會看到，在鄉村和中小城鎮，人們會很現實地考量在教育上的投入產出，一旦有其他可能，就不再把上大學當成惟一的進身之階。而在大城市，人們對教育的崇拜，仍然是一種迷狂。它背後顯示出的，是中國上千年來，教育成爲獲得特權的門檻的歷史沿習。然而，在今天，這種慣例已經顯示出維持不下去的跡象。
大學，上還是不上？
“山區的農民都是非常現實的，你給他說得天花亂墜也沒用。如果他們感覺上學的錢最後收不回來，是絕對不會讓孩子去的”——一位山區教師
北京西四環外的世紀城旁，有一片綠地，50歲左右的園丁孫文強正在挖樹坑。孫文強從家鄉出來打工已經有20多年了，從每月掙200元工資幹起，現在他每月的工資已是700元。這700元錢，他每月只留給自己50元做生活費，再劃出150元，是爲將來買的一種養老保險，其餘500元，他全部寄給正在上高一的兒子，作爲學費。兒子每年的學費，是6000元。
“我曾經對兒子說，別念書了，可是他一聽就哭了”，孫文強說道。“他本來是個愛說愛笑的孩子，可是自從上了高中，跟誰也不愛說話了。”
與這位辛苦勞作的父親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一位來自貧困農村的研究生去年9月在“關天茶舍”發的一個帖子：“隨着後來大學生就業愈加困難，村民對大學生的印象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變化，我們由原來別人羨慕的對象變成了別人敬而遠之甚至是鄙夷的對象！其實村民的變化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四年大學我們花了家裏那麼多的錢，把原來還算可以的家庭變得一貧如洗。更要命的是，畢業後還沒有好工作，甚至畢業就失業，在他們看來還不如高中畢業後就出去打工……‘大學無用論’和‘大學致貧論’就這樣點點滴滴深入到村民的心中。”
這個帖子引起空前強烈的反響，跟帖多達上千條。
山區青年的憧憬與現實
從成都市往西南75公里，就是邛崍。這裏地處丘陵，除了一小塊一小塊的壩子(平地)，四周羣山環繞。特殊的地理狀況，使得這裏經濟相對落後，2005年的人均GDP是9033元，在成都所屬的19個區縣市中位列倒數第三，不足成都市區的1/4。
酒廠技術員田維和這裏的青年男子一樣，每天騎着摩托車——這裏最快捷的交通工具——穿行在鄉間忽上忽下的小道上。前面是一道山樑，翻過去又是一道，似乎永遠沒有盡頭。
田維去年剛從西南科技大學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專業畢業。他乾的工作，是負責檢查酒的裝箱，並把出貨的情況錄入到電腦中去。學了四年計算機，這工作簡直就像“玩一樣”。自從上小學時起，他就憧憬着通過上大學，找上一份好工作：像村裏以前那些大學生一樣，進一家企事業單位，工作穩定，每月拿3000多元的月薪。而今天，他在試用期的工資，每月只有800元，甚至不如那些當年沒有考上大學的同學們。他騎的摩托車，還是一個沒上大學的老同學借給他的。
田維初中時的班主任胡明清老師對記者說：“(田維)這孩子的成績可好啊。他們那會兒的學生，每天都是5點鐘就起牀開始學習了。現在的孩子跟他們那會兒相比，可差得太遠嘍。”
功課好，是田維靠讀書來改變命運的最好本錢。但在今天，上大學光是學習好是不夠的。田維在考上西南科技大學時，計算了一下，每年的學費和生活費至少要1萬元。而學校提供的助學貸款是5400元/年，剩下幾千元錢的缺口要由家庭負擔。上到大三時，在陝西漢中打工的父親突然出了事故，不幸去世，好在田維只剩下一年的課程了，家裏勉力支撐才把他的學業供了下來。他沒有想到，今天的大學畢生就業形勢，比起幾年前，已有天差地別。
邛崍市教育局高中科科長尹全文向記者回憶：“在以前，邛崍能夠考上大學的人很少。當時孩子能夠上一個大學，親朋好友、鄉里鄉親都會來支持。”胡明清解釋道，在農村孩子的眼裏，改變自己的命運，將農村戶口轉爲城市戶口，使自己不會束縛在土地上，這是他們一輩子的願望。
實際上，上大學還不是那時候邛崍農村孩子的最優選擇。
“在過去，中等師範纔是最受歡迎的。”胡明清老師告訴記者：“在2002年以前，我們這個初中最好的幾個學生都考到了中師，比他們稍微差一點的纔會去考高中，考不上的就回家種地去了。”
“考上了中師就意味着你抱上了鐵飯碗，國家負責分配，進了這個門，你便是國家的幹部了。”胡明清說。
一切在2002年發生了巨大改變。從這一年開始，中師不再包分配，過去的門庭若市突然變得無人問津。那兩年的中師畢業生們，被田維稱作最“黴”的一代。因爲其中很多孩子在初中時都是成績出類拔萃的，而後來，他們的絕大多數只能夠成爲某所學校裏的代課老師。
2002年，也是從1998開始的大學擴招的影響開始顯現的時候。
“當年是不上大學一輩子受窮，現在是上了大學馬上就受窮”
和田維不同，田維的堂妹田宗秀從小功課就不好。兩年前，剛上高三的田宗秀退了學，開始打工。“我從高中退學的時候，一位室友對我說：‘你一定會後悔的。’可我到現在也沒有後悔。”她笑着對記者說道。雖然開始的時候，田宗秀髮覺打工比自己想像中的還要累，還要難。在火鍋店她吃過冷飯，在蛋糕店老闆拖欠了她的工資，在小吃店她每天都要工作到夜裏12點。最苦的，還是在成都郊區的一家鞋廠裏，從早上7點半一直幹到夜裏12點，中間只休息了1個小時，才最終把分配給自己的任務幹完。雖然吃了許多苦，田宗秀卻沒太把這些當回事，她覺得這都是遲早要經歷的。她記得，自己有一個月掙了1000多塊，那時每天回到宿舍累得就不想動了，但是心裏卻覺得很值。
事實上，田宗秀原來所在的平樂中學11班，在高一入學時有78人，等到高三下學期就只剩下30多人，於是學校乾脆把這個班級給拆掉了。而在這30多名學生中，也只有十幾個最終考上了大學，剩下的，幾乎所有人都走上了打工的道路。
田宗秀告訴記者，大學擴招以後，許多大專，只要交學費，即使你沒在學校，沒有成績，它都會接收你。但是，田宗秀覺得，即使自己讀個大專出來，恐怕也會像周圍許多人那樣，找不到好工作，況且上學還需要一大筆錢。
在邛崍，一名高中生一年的費用大約爲4000元，考上大學後，一年的費用將不少於10000元。而《2006年農村經濟綠皮書》顯示，2005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有3255元，邛崍的情況還要低於這個平均數字。
邛崍市道左鄉教導主任吳剛告訴記者：“在這裏，人們已經開始算計，如果考上一所很一般的大學或大專，出來找不到工作，那還不如讓孩子去打工。”而按胡明清的感覺，最近幾年回來的大學生，有40%都非常後悔讀大學。“當年是不上大學一輩子受窮，而現在是上了大學馬上就受窮。”
平樂中學政教主任吳忠說，爲了便於管理和保證學校最後的成績，學生一入學就會按成績分班。這樣，排名最後的3個班級到高三以後，會有大約60%的學生保留學籍去學一門技術或是直接去打工，而不再參加高考。而另一名平樂中學的老師張世蓉對記者說，“如今的家長已經基本不會因爲貧困原因而讓孩子退學，更多的家長都是因爲就業問題而同意孩子放棄學業。”
根據邛崍市教育局提供的數據顯示，2002年畢業的99級高中生，入學時的總人數是1831人，畢業人數則爲1673人，比例爲91.4%。之後的幾年，這個比例一直在呈下降趨勢，到了今年，這個比例爲79.4%。也就是說，這裏的高中流失率達到了20.6%。
從高等學校方面的反饋，也可以從另一方面說明問題。一些就業前景相對較差的學校或專業，新生報到率不足問題凸顯。
四川託普信息技術職業學院陳永芬對記者表示，爲了最大限度避免名額浪費，每次正式錄取時，學校都會打電話徵詢學生和家長的意見，願意來就讀的才予以錄取。但即便如此，該校今年最後仍有10%的學生未來報到。田維覺得，現在中學生的選擇其實是更加理性化了：“比如考大專，就一定要選擇就業前景好的專業。如果能考上本科呢，也不會隨便考一個大學就完了，不好的大學他們根本就不會去的。”
不上大學，往哪走？
在計劃經濟的年代，一個農村孩子，如果不能靠讀書考出來，出路只剩下一條：回家種地。到今天，這條路依然存在，卻沒有什麼農村孩子再願走了。以田維家所在的太陽村6組爲例，與田維年齡差距在3歲以內的年輕人，95%都是在外面打工。不過與父輩們略有不同的是，這些年輕人大多還留在成都周邊，沒有去到很遠的地方，並且不再願像父輩們那樣從事着重體力勞動。
這一代年輕人也已不太在乎有沒有城鎮戶口，因爲農業戶口已不再能把他們束縛在土地上，“雖然與城裏人所上保險的數額不同，但只要你在某個地方打工，他(僱主)都會給你上的。”田維說。
進城打工，也並非就是這些農村青年們的最高理想，田宗秀悄悄告訴記者：現在她每月至少可以存到500塊錢。她已經算好了，等到存夠兩三萬，就可以回去開一個賣手機的鋪子。
和田維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黃永科，比田維早一年就回到了家鄉。因爲功課沒田維好，黃永科最終只念了一個體育師範的大專，回到自己當年上過的初中當了一名體育代課老師，因學歷不夠還當不上正式教師。
但大專生黃永科的心要比本科生田維的更大。他對記者說，教書對於他來說，只是解決一時的經濟問題，他的目標是，在邛崍開一家健身房。黃永科算了一下，先期投資差不多要4萬，這個錢自己一時也拿不出來，準備找幾個人合夥一起幹。他現在每週都有三天到邛崍市內的一家健身房帶操，“當(健身)教練吃的只是青春飯，現在是在積攢經驗，學習更多的管理理念，爲將來打好基礎。”黃說。黃永科的“野心”還不止於此。在邛崍的鄉村，他很個別：不愛打牌，普通話說得非常流利。“我不想把自己的時間浪費在打牌上；這一年來，我上課都儘量用標準的普通話跟學生交流。我知道，我的普通話將來一定用得上。”黃永科還總是時不時地感慨道:“四川人休閒就是打牌、喝茶，不像北京、上海、深圳，一點健身的氣氛都沒有。要真的想做健身這一行，還是要去那些地方：北京、上海、深圳。”
“這些孩子幾乎都不通過高考找出路的”——對於這裏的鄉村教育來說，一旦開拓出一條低成本高收益的路子，教育這條鯉魚跳龍門之路就會被放棄
從上午第一節數學課開始，除了起立，玉壺中學高三2班的宇傑(化名)幾乎像雕塑一樣，頭埋到課桌的邊緣，盯着這本在當地男孩子裏頗爲流行的魔幻武俠小說。即使老師上課巡查走過他身邊，他也一動不動繼續自己的魔幻旅程。
數學老師在講維達定理。雖然還有幾個月就要高考了，可是宇傑還不能理解這個定理，也不知道會解二次項方程，對他的未來有什麼用。被視爲玉壺精神領袖的僑領們，曾經給他們留下一句話：能寫信就可以。
玉壺鎮是浙江溫州著名的僑鄉，全鎮2萬多人口，在國外的是留守人口的一倍。大規模的出國潮從1992年開始，從此，出國成爲玉壺鎮小孩的主要出路。由於18歲以前以團聚的名義出國費用最低，大部分玉壺鎮的孩子都會在高中畢業前出國。玉壺中學初中有5個班，高三隻剩下3個班，高三2班是惟一的文科班，高一時四十幾個人，現在還剩18個人。
宇傑是班上的小說家。他學習的“教材”是《末世血皇》。這種怪誕的魔幻武俠小說是這些鄉村小鎮上男孩子最喜歡的題材。班上看過他小說的女同學評價：文筆不錯，但是看不懂。宇傑大度地說：“她們女孩子就喜歡言情，我試着寫過，沒素材。”
對這些鎮上的孩子來說，要獲得想象以外的素材很難。歐洲的繁華，離他們的年齡很近，卻離他們生活的城鎮很遠。鎮上沒有公園，沒有電影院，也沒有圖書館。一家檯球室，一間電子遊戲室，還有7家網吧，就是男孩子們常去的場所，或者是在幾分鐘就可以跑完的狹窄街道上，開着車呼嘯而過。
宇傑從初三就開始寫小說，但是他對語文讀本上的文章卻有些不能認同。很多世界名著，卡夫卡的變形記，荒誕派戲劇等待戈多……“看不明白。”他說。
實際上，他從初二開始，除了語文、歷史，其他的課程就已經聽不懂了。
他的班主任吳老師說，“這些孩子幾乎都不通過高考找出路的。”
給了你希望，又讓你失望
胡夢潔的網名叫“追夢”。這位15歲的女孩子，剛剛初中畢業。喜歡穿白色T恤，扎一束直順的馬尾，白淨的臉上透着鄉村孩子少見的書卷氣。
玉壺中學有一個傳統，每年中考的前三名可以保送文成二中——這在文成縣是一所明星學校。考進去的孩子，高考至少可以考上“二本”，即第二批本科錄取院校。夢潔考了730分，是玉壺中學第二名。
這是一個光榮，但家裏的反應很平靜。學習好在這裏不是一個引人關注的事情。夢潔喜歡數學，但是在鎮上惟一一家新華書店關門後，只剩下的一家三味書屋，書都藏在店鋪的側面和裏面，能提供給夢潔學習的教材也越來越少。夢潔還有一些和鎮上小孩不一樣的習慣：她喜歡看中央電視臺10套的《人與自然》、科學探索，還有希望英語雜誌。
經過二十幾天的考慮，夢潔決定放棄保送文成二中的機會。她的父親幾年前去了意大利都靈打工，在中考前幾個月，她和媽媽、妹妹去意大利和父親團聚的手續就開始辦理了。對這個喜歡學習的女孩來說，她看不清哪條路更好。
夢潔選擇出國後，還想去看一眼文成二中，但最後放棄了。這個遠在縣城、以高考晉級聞名的學校，據說像一個閉關修煉的祕地，大門禁閉，連家長給孩子送東西，也只能放在傳達室。夢潔有些膽怯。
她說，當她努力備考時，只是懷着一個模糊的希望：“可以考上一個好學校，以後就會更好。”而最後的結果，“就好像給了你希望，又讓你失望。”她有些惆悵地輕輕說。
教育和出國，一個是理想，一個是現實
如今還在玉壺中學高三上課的孩子，大部分是鄰村的，或者是父母沒有在國外，沒有那麼直接的出國理由的孩子。胡圓只有哥哥在國外，因此出國不是首要考慮。
玉壺鎮里長久的話題，還是在歐洲日進斗金的致富傳奇。僑領們是鎮上當仁不讓的榜樣，影響着玉壺鎮年輕人的道路選擇，甚至還可以“震撼縣領導”。2005年玉壺鎮外匯達到7個億，佔文成縣的一半。它是文成縣下轄鄉鎮裏惟一有農業銀行的鎮，排名在浙江省農業銀行的前十名。
留在玉壺的人，也常用歐元來度量生活。玉壺中學的老師周裕勝被學生們追問工資是多少。周裕勝說1500元左右。小孩子們驚歎一聲：只有150歐元啊。我們到國外，一人給你寄一歐元，就是五六百歐元呢。
而胡圓對自己學校的評價是，雖然想學的孩子不多，但“如果你要學習，環境很安靜，同學不會去打擾你。”胡圓想考音樂學院，有時候課間也會弔吊嗓子。有一次，一個男同學大叫，不要唱了，我受不了了。旁邊就有孩子說，你讓她唱吧，她要考大學。於是男同學轉怒爲喜，笑嘻嘻地說，那考上要請吃飯哦。
這種兩種出路的互不干擾也反映在他們的分座上。高三2班的學生們自動將座位分爲三組，第一組挨窗戶坐的看小說的是6個男生，第三組最靠裏，是愛講小話的。中間最好的位置則留給了要聽課的孩子。
教育和出國，在當地分別佔領着兩個位，一個是理想，一個是現實。人們站在遠處用尊敬的目光看着教育，胡全金的兩個孫女在外地讀書，都考上了名牌大學，當地人見他會伸出拇指說：你們家祖墳埋得好啊。
但縣城占主導地位的榜樣依然是僑領。玉壺中學的周峯老師正在籌劃將玉壺小學牆上的畫像都換成僑領，以激勵小學生們向他們學習。
爲什麼教育如此容易放棄
下午3點多，沿着玉壺鎮的河邊走——實際這已經不算河了。玉壺鎮連遇了40多天無雨，整個鎮惟一一條河——芝水已經乾涸。在玉壺鄰近的鄉鎮，農民們爲此焦灼。但是玉壺鎮的人仍是怡然自樂的樣子。在這個人均土地擁有面積不到0.3畝的地方，從來無法依靠農業過活。
早在20年前，出國路徑還沒打通的時候，玉壺鎮和中國其他農村沒有兩樣：耕地爲生，收入微薄，讀書是離開這裏獲得好生活的惟一路徑。周峯還記得，當時他兩個哥哥，每天除了完成農活，就是看書。
周峯的父親是自學成材，先是在農村當了會計，最後成了玉壺鎮的鎮委書記。周峯的媽媽則在周峯上瑞安師範的時候，跟着去那裏進修了幾個月。這樣的家庭在當地算是知識階層。這使得周峯在當年的選擇上，成了班上的一個異類。“當時我和玩得比較好的兩個朋友約定，他們都出國了，我們就不出去，我們在國內也要幹一番事業。”
當時國家還實行就業分配，那時通過讀書，確實可以得到國家資源的一些分配。周峯當年約定不出國的同學，現在都在公務員系統，有穩定的收入。
可在一個地處偏僻的小鎮，通過讀書進入行政體系，並分享到國家資源的數量畢竟有限。玉壺鎮歸國華僑聯合會主席周育朋曾經擔任過鄉長。他眼見着從1992年至今，這裏共有24個鄉級幹部拋棄在內地頗受青睞的鄉官烏紗帽，去了歐洲，其中有的還是鄉長。“留下來，最多工資不超過2000元，加上獎金不到3000元。靠工資就能蓋起房子，靠正當收入能蓋新房子的，說不出5個。”周育朋說。
當年同班的班長回國來，看見周峯騎了六七年的摩托車，說：“我在國外奔馳都好幾輛啦。”他現在在荷蘭法國交界處的阿爾卑斯山腳下做酒店老闆，資產上千萬。
周峯說：“每個玉壺人心裏都有本賬。”按中國行政資源從上到下的分配體制，通過讀書進入大城市，更多地分享國家資源，這是一條太遙遠的路徑，你看不到終點，像一條黑洞洞的甬道；而圍繞你的現實是學費、生活費、垂老的父母，還有幾乎沒有升學希望的教育質量。相比之下，在玉壺鎮，出國前輩們給後代一個一眼可見的光明未來。
但玉壺鎮的經驗並不具有普及性，實際上，就在與玉壺相鄰幾十公里的鄉鎮，那裏的人並沒有近水樓臺搭上這條出國的致富之道。這些以務農爲主的鄉鎮，讀書還是跳出龍門惟一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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