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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國情問題專家胡鞍鋼教授。
前不久電視專題片《大國崛起》在央視的熱播，使“崛起”成爲近期人們關注的熱門話題。很多人認爲，《大國崛起》帶來的一個非常積極的意義是，讓中國人認真地思考：中國究竟該如何崛起？
1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中國國際展覽中心舉辦的2007年北京圖書訂貨會上，有關“中國崛起”的圖書也成爲本次訂貨會的一大亮點。
記者在展廳中發現，許多出版社都把這方面的圖書作爲重點書來推出，如新華出版社的《國富國窮》(戴維·蘭德斯著)、社科文獻出版社的《崛起？！——中國未來10年經濟發展的兩種可能》(本力主編)和《中國崛起——日本該做些什麼？》(津上俊哉著)、人民出版社的《大國崛起》(唐晉主編)等。最值得一提的是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著名國情問題專家胡鞍鋼教授的專著——《中國崛起之路》。胡鞍鋼教授在這本書中詳細探討了中國崛起的經濟基礎、社會基礎、政治基礎以及國際背景，從多角度說明了中國的發展機遇，也論述了中國面臨的各類挑戰。1月11日下午，胡鞍鋼教授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就中國如何崛起的有關問題寄語中國的“崛起一代”。
戰略性的發展決策成功是最大的成功，戰略性的發展決策失誤是最大的失誤
記者：電視專題片《大國崛起》的播出，引起了人們的高度關注，一時間形成了一個“崛起”話題熱，您怎樣看待這種現象？它與我們所處的特殊時代有怎樣的關係？
胡鞍鋼：是的。現在，中國的綜合國力大爲增強，與美國的相對差距迅速縮小，由1980年的5倍減少到2000年的2.5倍。中國今後的長期發展目標之一就是使綜合國力再上一個大臺階，進一步縮小與美國在綜合國力和各類戰略性資源方面的相對差距。
但另一方面，中國又面臨着許多發展的難題。最大的發展難題是爲佔世界總勞動力1／4的各類勞動人口提供就業崗位。中國在比工業化國家收入水平低得多和老年人口總數大得多(將近兩倍左右)的條件下快速進入老年社會，其挑戰性在人類發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同時，今後人口與資源、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矛盾更加突出，成爲中國未來現代化發展的最大制約因素。因此，在這個時期，中國將如何發展、如何崛起成了國人關注的熱點。
記者：您曾經長期致力於中國國情的研究，出版了一系列與中國崛起有關的著作，如《21世紀的大國戰略》、《中國：經濟起飛、大國興起及其影響》、《中國如何追趕美國》、《大國戰略——國家利益與使命》、《全球化挑戰中國》等，現在又推出了這本《中國崛起之路》，這本書在分析中國崛起中有什麼新特點，提出了那些新觀點？
胡鞍鋼：我對中國崛起的研究是一個長期的、連續的、開放的思考過程，實際上從十幾年前就已經開始了。我在1999年出版的《大國戰略——國家利益與使命》一書中對中國崛起的追趕模式進行了總結，強調中國追趕模式體現了速度效應、結構效應、開放效應、制度效應等。
我認爲，中國21世紀國家發展目標的實現取決於我們選擇何種發展戰略。戰略性的發展決策成功是最大的成功，戰略性的發展決策失誤是最大的失誤。可以說，“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以及人口政策的三大失誤延誤了中國現代化發展進程，而改革、發展與穩定以及對外開放的重大舉措又大大加快了中國經濟發展進程。近兩年我們對五大國綜合國力和五大資本的比較研究表明，中國過去20多年的崛起是迅速崛起、全面崛起、全方位崛起，但卻是不平衡崛起、不協調崛起、不匹配崛起。
正是基於長期地對中國國情及其崛起的研究，我力圖不斷地突破自己，以一種更爲理性、更爲宏觀的理論視角來審視中國的崛起之路，經過這幾年不斷地寫作，才完成了這部新作。本書首先分析中國崛起的理論背景，提出了國家發展生命週期的概念，這是受湯因比《歷史研究》關於文明發展週期的啓示。通過對國家生命週期的歷史分析，我提出中國國家發展生命週期的四個階段。
中國崛起不僅是經濟總量、貿易總量和綜合國力的崛起，而且是一種新的發展模式的探索、創新和展示
記者：前段時間，人們在報紙和網絡上討論最多的話題是：中國該如何崛起？請您談談自己的看法。
胡鞍鋼：中國崛起首先涉及兩個最基本的問題：一是中國能否崛起或繼續崛起？二是能否改變原有的發展模式，以新的發展模式崛起？討論這兩個問題都涉及兩方面的因素：一是國內的發展態勢，二是國際環境。提高自己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獲得其他國家的尊重，是每個國家都期望的，但並不是每個國家都能夠如願實現的。一個國家在世界體系中的地位，是與自身的綜合國力高度一致的。國力強大，就會享有在國際社會的話語權，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和尊重；相反，國力衰微，就會被國際社會所遺忘，甚至落入“落後就要捱打”的境地。
在《中國崛起之路》中，我進一步概括了中國崛起之路和現代化之路，這就是綠色崛起與綠色發展、創新崛起與創新發展、和諧崛起與和諧發展、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合作崛起與合作發展。這既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大國崛起和現代化之路，又是世界獨特的大國崛起和現代化之路。中國崛起不僅是經濟總量、貿易總量和綜合國力的崛起，而且是一種新的發展模式的探索、創新和展示，這對佔世界人口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具有極其重要的啓示作用和示範作用。
記者：那麼，具體來說，中國應該選擇什麼樣的崛起模式？
胡鞍鋼：中國必須擺脫和拋棄黑色發展之路，既不能沿襲傳統的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蘇聯式的重工業化模式，也不能模仿和採用高消費、高消耗、高排放的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模式，必須選擇適合國情的發展模式，充分利用豐富的人力資源，有效利用和節約稀缺的自然資源，大力引進和開發知識資源。中國需要選擇非傳統的現代化發展模式。這一發展模式應該是：較高的人文發展指標水平和居民生活質量；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消除生活貧困和知識貧困，避免在經濟財富和知識資源的貧富兩極分化；走綠色發展道路，建立資源節約型的國民經濟體系和適度消費、公平消費、綠色消費的生活體系；確保增長的可持續性和公平性，實現充分就業，促進人類發展。
記者：中國與其他西方國家的崛起會有什麼不同？
胡鞍鋼：首先，中國與其他西方國家的崛起模式不同，她是先衰落後崛起，或者說先衰落而後重新崛起。其含義是，1500年到1820年是中國農業文明和農業經濟的高峯，出現了長期的停滯；1820年到1949年，中國農業文明進入迅速衰落期；1949年到1978年，中國開始進入準備成長期，1980年到2020年，中國進入現代經濟起飛階段，即中國經濟的起飛階段；2020年之後中國將進入經濟強盛期。確切地講，中國的崛起可能不是崛起，而是重新崛起。
其次，與西方和日本崛起的特點不同，由於中國人口占世界總人口五分之一，中國的現代化必然是從人口大國到綜合國力強國的崛起過程，無論是現代化發展模式還是崛起方式，都不僅影響中國自身的發展，而且也會影響世界的發展。
第三，崛起的道路不同，不是戰爭式崛起，而是和平崛起；不是舊殖民主義或新殖民主義方式崛起，而是合作與援助崛起；本質上還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崛起，而不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崛起。
中國崛起既面臨機遇，也面臨挑戰，但機遇大於挑戰
記者：國際上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是中國機遇論或中國貢獻論，大多數人認爲中國崛起爲各國發展提供了機遇，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對世界發展做出越來越重要的貢獻；二是中國威脅論或中國風險論，有些人聲稱中國的發展壯大會構成某種威脅。您怎樣看待這兩種觀點？
胡鞍鋼：我十分有信心地說，中國崛起會給中國和世界帶來難以估計的發展機會，但我也十分坦率地說，中國崛起必然伴隨着極不確定的難以解決的重大發展挑戰。可以說，中國崛起速度太快，崛起規模太大，崛起環境太複雜，不僅我們中國自己沒有來得及準備好，世界各國也沒有預想到更沒有對此做好準備。中國發展的成功就是世界發展的成功；反之，中國發展的失敗就是世界發展的失敗。中國崛起只能成功不能失敗，不僅我們自己而且全世界都不能允許中國發展失敗。
總體上看，中國的機遇與挑戰並存，但機遇大於挑戰；原有的矛盾與新產生的矛盾並存，但新產生的矛盾多於原有的矛盾；有利條件與不利條件並存，但有利條件多於不利條件。這與1949年建立新中國的基本條件和1978年改革開始的初始條件大爲不同，我們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
作爲“崛起的一代”，青年人既要了解中國如何崛起，還要了解在崛起中他們是如何受益的，更要了解他們在其中的歷史作用
記者：中國崛起是歷來中國仁人志士追求的一個夢想，今天的青年人將有幸並經歷這一激動人心的實現夢想的歷史過程。您認爲，青年人讀一讀“中國崛起”的書有什麼好處？您對當代青年有怎樣的期望？
胡鞍鋼：從歷史上看，新中國成立以來出生的人口根據特定的時代，大致可以分爲三代：1949年至1959年出生的人口，總計有2.6億人，我稱之爲“文革一代”，因爲在他們最寶貴的青年時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度過的。我把1960年到1978年間出生的人口稱之爲“改革一代”。同樣，我把1978年以後出生的人口稱爲“崛起的一代”，即目前的中國青年一代，他們正趕上中國崛起的時代。這一代人是新中國成立50多年來人力資本水平最高的一代，也是競爭意識最強的一代。他們和“文革一代”最大的不同點就是從“大革命”的歷史舞臺轉換爲“大崛起”的歷史舞臺。這一代人在這個歷史舞臺比我們這一代有更多的發展機會，有更大的選擇空間，有更高的成功概率。爲此，他們就更需要了解這一歷史舞臺背景，既要了解中國是如何崛起的，還要了解在中國崛起中他們是如何受益的，更要了解他們在推動中國的崛起中如何發揮更大的歷史作用，扮演更重要的歷史角色。
因此，我這本書是面向廣大中國讀者的，既爲我的長輩們而寫，也爲我們“文革”這一代以及改革這一代人而寫，但更多的是爲“崛起的一代”而寫，把我對這一問題的思考以宏觀的視角、國際的視角、歷史的視角分享給大有作爲的“崛起的一代”。
一個人的成功存在是天時地利人和的問題，中國崛起就是最大的天時和地利，所謂人和，就在於每一位青年人能否順應天時，利用地利，與中國發展同行，與中國崛起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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