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興華案受害人家屬申請救助未獲答覆(圖)

　　2006年12月28日，陝西省安康市江北沙石廠河灘邊的那聲槍響終結了特大殺人案案犯邱興華的生命，但邱興華案引發的各種影響尚未平息，案件受害人家屬在極度窘迫、度日如年的生活中，期待着缺席已久的“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

　　“今後的日子該怎麼過？”

　　2007年1月9日，陝西漢陰特大殺人案案犯邱興華被槍決後的第12天，邱興華的妻子何冉鳳在一些人的資助下，前往北京和有關的律師、專家以及記者們會面，她要上書最高人民法院，爲已經被執行死刑的丈夫做缺席司法精神病鑑定。

　　這天上午，在漢陰鳳凰山腳下平梁鎮西嶺村，尹行巧面容憔悴、目光呆滯地坐在自家門口。邱興華案中的被害人熊萬成是她的丈夫。 1971年出生的的尹行巧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要大十幾歲。她身後的四間土房是解放前蓋的，房頂在她出生那年才由茅草換成瓦片。屋裏光線很暗，站在門口，半天才能看清屋內的佈置，沒什麼傢俱，地面坑坑窪窪，整個家裏沒有一絲生氣。

　　太平村一個破落的農家小院，3間破舊土房，正中那間房頂已經見天，一側土牆上端也漏空了。韓傳鵬正在家裏發愁，他是邱興華案中被害人韓陽富的兒子。作爲這家的上門女婿，韓傳鵬照料着四個老人，岳父、岳父的兩個弟弟以及他的嬸孃。母親和韓傳鵬的弟弟一起生活，但弟弟精神不正常，常常不知道走到哪裏去了，60多歲的母親在靠揀拾垃圾生活。

　　在2006年7月16日之前，何冉鳳、尹行巧、韓傳鵬都過着雖然貧窮但還平靜的生活，但慘案打破了這一切。在何冉鳳爲丈夫奔走呼告的時候，尹行巧、韓傳鵬以及邱興華案中其他受害人的家屬對邱興華的怨恨和憤怒，已經被生存的巨大困難取代。

　　“我的天塌了，我和孩子，今後的日子可該怎麼過呀！”說起丈夫的遇害，尹行巧當即抽泣起來，她的兒子今年上小學二年級。雖然家裏有兩畝地，但尹行巧身體很差，做不了農活，她的智力也不是很好。熊萬成的兩個哥哥都已經去世了，她們在當地沒什麼親戚可以藉助依靠。她想不清楚，自己和兒子該怎樣生活下去。

　　出事前，因爲有父親的幫助，韓傳鵬還能不時出門打工，現在有岳父家的四個老人和6歲的兒子需要他照顧，要不要照顧母親是他最大的難題。“我們失去了親人，我們的損失，我們的困難誰來解決，我也跑了不少部門，但是他們都說他們無能未力。我現在很困惑，我們的困難該由誰來管？”

　　在邱興華殺人案訴訟過程中，尹行巧、韓傳鵬等向法院提起了附帶民事訴訟。尹行巧訴請法院判令被告人賠償生活費、交通費、遷墳費等損失共計4.153萬元，韓傳鵬請求賠償1.7萬元。

　　安康市中院作出的判決認爲，原告人訴訟請求符合法律規定，本應予以支持。但被告人邱興華家有5人，僅住3間土木結構瓦房，又無其他財產可供賠償，故判決免於邱興華賠償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的經濟損失。

　　對此，任邱興華案審判長的安康中院副院長趙曉旭解釋說，　“原告人在法律上有這種權利，但是這種權利能否實現還要取決於許多客觀因素。”

　　趙曉旭說，邱興華家庭經濟條件不好，負債累累，爲了躲債幾年裏面搬了六七次家。所有財產不過3間破屋，而且法律規定，執行要保障被執行人及其家人的基本生活條件，不可能把房屋賣了來賠償原告人，實際上賣了也不值什麼錢。

　　受害人家屬申請救助未獲答覆

　　在邱興華被處決後，有關邱興華家屬因爲“名人效應”得到資助，受害人家屬無人關注的新聞一時引起了爭議。當何冉鳳再次獲得資助進京“討說法”的時候，尹行巧、韓傳鵬等邱興華案受害人家屬被忽略的情況依然沒有改觀。尹行巧的情況算是好的，兩名記者和鎮上的幹部看她“實在可憐”，自發給她捐了700元錢，這筆錢差不多相當於她家一年的收入，而韓傳鵬等人“一分錢也沒見過”。

　　尹行巧、韓傳鵬等人其實也沒指望能從邱興華家裏得到賠償，他們更希望能從政府那裏得到救助。尹行巧有漢陰縣民政局的一份文件(“漢民發(2003)08號件”)，上面寫着：“經充分考察，現在決定批准成立新的鐵瓦殿管理委員會組織，由六人組成，其中總負責兼會計爲熊萬成。”尹行巧因此認爲，丈夫在鐵瓦殿工作期間被殺害是因公殉職，要求獲得撫卹。不過，漢陰縣民政局讓她去找平梁鎮民政所，平梁鎮民政所的負責人說：“熊萬成是自己去的，我們不管，去找上級。”這個事情至此懸而未決。

　　韓傳鵬認爲：“邱興華爲國家闖了禍，政府應該對我們負責。”韓傳鵬向政府提出了三個請求：一是將父親遷葬，要求解決5000元；二是請求民政部門爲母親解決五保戶；三是解決父親死亡金1.2萬元。

　　同時，受害人韓陽富的妻子、韓傳鵬的母親吳必聯也向漢陰縣政府提出了生活救助申請。吳所在石廟村村委會出具的證明稱：“茲有我漩渦鎮石廟村一組村民韓陽富因2006年7月16日在鐵瓦殿被邱興華無辜殺害。其妻子吳必聯生於1946年7月1日，屬於體弱多病，無勞動能力。家中還有一小兒子韓傳明生於1986年7月4日，屬精神疾病，不能獨立。以上情況，請求政府民政根據國家有關政策規定，給予辦理生活救助。”但韓傳鵬說，他們的申請一直沒有得到回覆。

　　在採訪中，對邱興華的伏法，受害人家屬們似乎已經不太在意，他們沒有因此感到多少安慰，他們不知道專家和學者間關於邱興華的爭論，他們也不關心何冉鳳“討說法”的舉動。但家庭頂樑柱突然倒下後的巨大生存壓力，和對救助的期盼與失望，讓其中一些人開始有些焦灼、激憤。

　　記者接觸了一些政府部門人員，他們雖然很同情受害人家屬，但都認爲：“受害人家屬的困難政府解決缺乏依據。”其中最現實的問題是，即使政府部門有解決問題的意願，也沒有解決問題的能力。案發地安康地處秦巴山區，經濟不發達，財政困難，全市10個縣區有8個國家級貧困縣和2個省級貧困縣。政府職能部門都是吃當地財政飯的，經費包乾，本身經費就緊張，沒能力額外負擔和解決這些問題。

　　據安康中級法院一位資深刑事法官介紹，往往在山大溝深，經濟條件比較落後的地區，由於一些村民文化程度較低不懂法，容易發生爲瑣碎糾紛將人致死或致殘的慘劇。法院按照法律規定判了民事賠償，而被告人沒有執行能力，再加上執行時還要考慮到被告人家庭成員的基本生活需要。最後法院的附帶民事判決往往成了空文，當事人拿了一張兌現不了的判決書，心存怨氣三天兩頭跑法院，“既然判了爲什麼不給執行。”法院也感到委屈。而這些又不是法院自身所能夠解決的問題。

　　刑事附帶民事賠償案件執行難的問題，不僅在安康法院存在，據不完全的統計，有高達七成的被害人是無法從被告人方得到賠償的。即便在北京，有人曾對某中級法院審結的614起刑事案件作調查，結果是無法得到賠償的(包括政府協調)，也達到四成。衆多刑事案件受害人和他們的家屬通過法律獲得了道義上的“公正”，卻得不到應得的“利益公正”。用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的話說，這樣的結果令“弱者在形式正義面前很難獲得實質正義的平衡。”

　　很多法律專家都表示了對此類現象的擔憂。由於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與補償，那些遭受犯罪侵害而不能從加害方得到賠償的被害人，面臨生存危機，要麼一次次上訪，要麼用違法亂紀等手段獲得生存，無論哪一種，都成爲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政府又不得不花費更大的成本來化解這些因素。而長期不能通過法律渠道，令貧困階層受害人的合法權利得到彰顯，法律也會淪爲滋生反社會力量的溫牀，喪失應有的尊嚴。

　　法律專家呼籲儘快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

　　早在上世紀60年代，國內就有人提出過“犯罪被害人是被刑事司法遺忘的人”的觀點，但始終沒有采取有效的救助措施，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各方面都認爲“這將是一筆難以承受之重的財政支出”。

　　西北政法大學刑事法學院副院長、刑事訴訟法學教研室主任張處社副教授介紹說，目前我國在刑事被告人因經濟條件差無法給予被害人及其近親屬經濟賠償的情況下，尚未建立有效的補償制度。刑事被害人獲得補償的途徑主要有兩種：一是刑事被害人及其近親屬與所在地的民政部門取得溝通，爭取通過民政部門的救助來解決經濟補償問題。二是通過社會捐助和相應的救助基金來解決經濟補償問題。但這兩種解決辦法並沒有相應的制度保障，實踐中也難以操作，因此很可能會出現刑事被害人得不到補償或者補償很少的情形。

　　那麼究竟應該由誰爲刑事被害人及其近親屬解決經濟賠償的問題，張處社表示，目前國外有許多經驗和做法值得我國學習和借鑑。新西蘭是第一個建立了刑事損害補償法庭，對被害人進行補償的國家。此後，英格蘭、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國家，通過立法建立刑事被害人補償制度，陸續開始對暴力犯罪的被害人實行國家補償。1985年，聯合國通過的《爲罪行和濫用權力行爲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則宣言》第12條規定，當無法從罪犯或者其他來源得到充分的補償時，會員國應設法向遭到嚴重罪行造成重大身體傷害或身心健康損害的受害者或者其家屬等提供金錢上的補償。

　　國際上關於犯罪被害人救助(補償)的問題目前已經有了最新發展，2005年12月，世界被害人學會召集世界各國的被害人學專家，起草了《爲犯罪、濫用權利和恐怖主義受害者取得公理和支持的公約(草案)》。該公約草案規定，當被害人無法從犯罪人或者其他渠道獲得賠償時，締約國應致力於向遭受嚴重罪行造成的重大身體傷害或身心健康損害的受害者，以及由於這種受害情況造成死亡或身心殘障的受害者的家屬特別是受扶養人補償；鼓勵創立、加強、擴展國家的、區域性或地方性的被害人補償基金等等，但是我國目前尚未加入該公約。

　　張處社副教授說，在一起刑事案件發生之時，刑事被害人處於弱勢地位；在刑事案件追訴過程中，犯罪嫌疑人處於弱勢地位。但在刑事案件追訴過程中，社會輿論往往更關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保障，而在某種程度上忽視了刑事被害人及其近親屬的權利。目前法學理論界、實務界均呼籲儘快推動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和社會救助體系，加強對被害人的人權保障。當刑事被害人從加害方無法獲得賠償，家庭陷入生存危機，精神遭受沉重打擊時，國家應擔負起它的責任，不要讓刑事被害人遭受多重打擊。加強對被害人的人權保障，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和社會救助體系，對於構建和諧社會，體現憲法規定的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原則，實現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權相統一的刑事訴訟目的均有積極的意義。

　　值得欣慰的是，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在部署2007年人民法院工作時提出，要完善司法救助制度，彰顯司法人文關懷。其中最爲引人注目的一項任務就是要“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這項缺席許久的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或許不久後就能出臺。

　　也許，在不久的將來，尹行巧、韓傳鵬就可以在政府的幫助下，擺脫他們目前所面臨的生存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