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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簡史》與衆生平等
王朔曾以“無知者無畏”爲旗，橫論中國文化名人，他的語言的攻擊性和恣意直率構成了那個時期的一種文化姿態。
王朔在讀着《時間簡史》和《金剛經》，人卻在2006年12月26日出現在海淀人民法院，因爲他在公衆期待中有特殊的位置，所以出庭爲朋友代理民事糾紛的事情足以引起媒體追逐，而其中的關鍵被猜測爲“王朔要再度發表作品了”。
最早利用商業傳媒和讀者輿論的作家當屬王朔，所以這種動機猜測也不算是空穴來風或小人之心，從他的小說和電視劇作爲最早的大衆文化作品廣爲傳播開始，無論他的寫作如何真誠嚴肅，如何表達他的感受和理念，解讀他這個人卻永遠是一種事件。
王朔曾以“無知者無畏”爲旗，橫論中國文化名人，他的語言的攻擊性和恣意直率構成了那個時期的一種文化姿態。如果說那時他所針對的是文化領域的權威和偶像，那麼當商業娛樂文化成爲社會生活中更有壓迫性的力量時，他原來那種顛覆權威的文化姿態將如何面對？2000年《看上去很美》之後的6年，也正是商業娛樂文化蒸蒸日上的時候，王朔幾乎退出了追蹤者的視野。6年後，當我們約請採訪的時候，期待似乎還是想聽他對文化名人們的評點，以及他那種具有攻擊性的恣意暢言，只不過，轟轟烈烈今又是，換了一茬人。
如果說他真的是把爲朋友主持公道作爲再次發表作品的一個出場象徵，拋開這個具體情景即時的故事性，這個象徵也並非沒有令人期待的深度。
可能的深度來自於王朔與社會現實的一層緊張關係，當他往文學殿堂奔的時候，他奔來的成功卻是被推進大衆文化廟會，這一方面讓他有世俗的得意，另一方面是與那個殿堂的關係緊張。他被當成大衆文化的急先鋒，吸引了一批後學者，幾年中卻很快在網絡上發揚出一種逮誰滅誰的饒舌風尚。大衆文化就這樣繁衍，生活變化給他帶出的題目與大衆文化廟會的現實幾乎完全脫離了。
當他再次露面於媒體時候，他的文化姿態顯然經過了一個調整，他迴避所有匿名的合夥人，不僅想回避殿堂的准入，也想回避廟會的喧鬧，即使是在作爲出場象徵的具體故事中，他的解說詞也指向一個新目標——衆生平等。
這是他在經歷了6年自我調整後獲得的最讓他感到安慰的價值觀，對於王朔，這個價值觀其實並不新奇，他自己反省說:“說到底，我是毛澤東教育出來的。毛澤東代表的中國革命從根兒上說，就是《國際歌》唱的，就是爲了人人平等，誰也別仗着什麼欺負誰。”他今天自以爲是的這個價值觀來得曲折，他總結他的思想武器時，開列的書名有科學化表述世界的《時間簡史》，也有宗教的哲學化冥想世界的《金剛經》，在這兩者之間他建立自己的世界觀，但這個價值觀依然極其矛盾——他忽略了佛教的普度衆生其實必須在一個特定的空間，忽略了人人平等必須將價值觀拉向一個集體的起點，人人平等的革命是要以犧牲自己的利益爲代價的。但他顯然不會也不願意犧牲自己的利益。
王朔其實永遠是一個矛盾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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