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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昆明先後出現兩大個人合作建房聯盟。當溫州、深圳合作建房最終實現突破，在合作建房理念上原本領先一步的昆明仍然無法殺出重圍。他們與衆多城市的合作建房面臨着相似的困境，在重重阻力與困惑中徘徊掙扎。
曾經的激情
2005年3月-5月，雲南首個合作建房聯盟發起人崔建羣的旗下匯聚了500多名會員，由於通過成立社團拿地建房無望，崔直接與5位主要成員投資100萬元成立雲南仁聯房地產開發公司，以企業身份運作個人合作建房。
仁聯地產先後相中7-8塊地，但拿地必須首先解決資金問題。崔認爲資金來源有三種：用別人的錢拿地、施工，最後再行回報；用別人的地，與地主合作開發；最後一種纔是先集資，再拿地施工。三種方案各有風險，第一種需考慮回報投資問題，第二種要防備地價高出市價，第三種需考慮資金安全。
這幾乎是所有合作建房組織面臨的難題。崔選擇了第一種。2005年5月，他南下香港、廣州之後充滿信心地宣稱，已經物色到有意向的投資人……但整整一年半時間過去了，仁聯房地產公司偃旗息鼓。崔建羣彷彿人間蒸發，電話已成空號……
另一名合作建房發起人：前雲南師範大學心理學副教授王義祥於2005年也在短短几天內招集了近500人。他的模式與崔建羣不同，他首先倡導集資300萬元，會員們在銀行各自開戶，委託銀行管理，之後，他希望找到“有良知”的開發商以最低成本進行開發。另一方面，他一直沒有放棄自行拿地的努力，以便把成本降到最低。但一年半過去了，王義祥及其會員們仍然被地塊、資金攔在門外……
就差一步？
63歲的王義祥至今壯心不已。他告訴記者，地塊是核心問題。他說，個人合作建房在法律法規上沒有碰到麻煩，理論上也完全可行，但爲什麼就是沒法捅破那一層窗戶紙？關鍵是獲得土地之難遠遠超乎想像。
獲得土地無外乎三條途徑：第一，參與招拍掛。合作建房聯盟也只能通過競拍方式拿地，但其高昂成本實在難以承受。王義祥的合作聯盟原本已經與兩家土地持有者談好價格，但最終卻被房地產商以更高的價格搶走。
第二條路是與有地單位商談，用他們的地、參與他們的集資建房，這顯然無法照顧到所有會員；而單位的土地性質也是大問題，在其他性質土地向住宅用地的變更中，有地單位往往要求聯盟支付中間的變更成本，聯盟實在無力應付這樣的變數。
第三條路看起來最簡單：直接與開發商合作，全權委託開發。
王義祥在嘗試三條路同時走，他相信必然有一條能走到底。但無論走哪一條，資金都是大問題。現在他和崔建羣殊途同歸了：找到兩家省外的投資公司，目前對方表示出一定興趣，但具體運作仍然在進一步商談之中。
“什麼時候談成？我也不知道……”王義祥一聲長嘆。
期待援手
個人合作建房僅僅在溫深兩地取得初步成功都向人們展示出它的悲壯色彩，而業內認爲這樣的悲壯甚至悲劇原本就是合作建房的先天不足。昆明市國土資源局地籍處處長周子龍認爲，招拍掛方式即使能成功突破，但正如聯盟自己物色投資的之路，後期的資金又如何管理？項目開展之後又如何讓各個環節減少開支？怎麼樣才能真正做到低價？太難了。僅僅技術環節就不具備操作性。
但合作建房者面臨的遠非單純的技術問題，也不僅僅只有“土地”這一步之遙，而是面臨市場環境、稅收、房地產大環境、法律法規等一系列障礙。
一直對此給予高度關注的雲南大學法學院教授宋笛分析，全國個人集資建房之所以難產，它突出顯示了目前民間參與房地產開發的巨大困惑――民間力量一旦介入原本單一的房地產開發模式，必然遭到後者既得利益集團的重重打壓，如果現有的開發商體系勢力不被削弱，政府沒有積極的扶持政策，個人合作建房就很難勝出。
“最關鍵的因素是地方政府、職能部門如何對待這種降低房價的民間呼聲――尤其在土地問題上，土地的財政化政策其實並沒有形成真正的土地市場化，實際形成了政府與民爭利的局面，這也是導致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的關鍵因素。
作爲一種經濟適用房與廉租房之外的一種新的補償機制，個人合作建房突破單一的房地產開發的壟斷局面，讓更多中低收入家庭真正居者有其屋，其積極意義恐怕將遠遠超過它的負面影響。“觀望、打壓都不對，政府應該在老百姓最需要的關口搭把手。”宋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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