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實行統一政策的同時,如沒有留下一些能根據實際採取靈活措施的空間,國家的創新能力便會受到影響
深圳未來的發展,最值得重視的是與香港的合作。深港兩地的合作應有戰略性大思路
除了深港,中國具備條件建設世界級大都會的還有京津和上海地區
“15年了,我確實很懷念小平同志!”和兩年前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一樣,李灝又習慣性地揮舞起右手,“小平同志高屋建瓴地看問題,的確讓我們非常受益。”
1992年1月18日,鄧小平二次南巡時,李灝任職深圳市委書記。他於1985年到深圳主政,在特區“非常時期”一度給人以“鐵腕”印象。現雖已久居二線,但他對“一都兩市”或“一都兩區”的深港一體化憧憬,對深圳經濟特區使命及前途的思考,從未停止過。
值此小平二次南巡15週年,作爲該歷史事件的重要見證人,80歲高齡的李灝再次接受了本報獨家專訪。
如果沒有15年前的講話
《第一財經日報》:1992年小平南巡時的一個大背景,是當時國內出現改革開放“姓‘社’還是姓‘資’”等爭論。當時深圳的情況是怎樣的?作爲深圳的“一把手”,您對小平南巡有着怎樣的期待?
李灝:深圳特區從建立開始到小平南巡,其間對特區的非議、反對聲音一直不斷,主要便是圍繞建立特區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特區進行的各項改革,是頂住各種壓力,冒着很大風險進行的。
這期間,我們在致力於發展以工業爲主的外向型經濟的同時,率先進行了物價、勞動工資、國有企業、外匯、證券市場、土地住房、社會保障、行政管理監督等多方面的改革探索,初步建立起市場經濟的體制框架。
但這些改革對或不對,期待着小平同志來檢查指導。當小平同志給予充分肯定,並斬釘截鐵地說特區姓“社”不姓“資”時,特區人真是感動得熱淚盈眶。當然,我們也想將今後要做的事,向他彙報,聽取他的指示。
由於行程比較緊張,一直沒有找到更多彙報的機會。在小平同志要離開深圳的前一天,我盤算了一下,還有幾個問題我還沒有向他彙報,於是在第二天去蛇口的路上,我在車上向他彙報了今後的幾點打算:
第一,進一步放開一線、管好二線,也就是要構建一個類似香港的自由港區;第二,搞產業結構調整,發展金融業、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把第三產業作爲支柱產業來抓;第三,撤銷寶安縣,建立三個區,逐步推進特區內外的農村城市化。
這三個打算當場便得到了小平的首肯。他說:“我都贊同,你大膽去幹。”現在看來,其實這幾個設想都還在逐步實踐中。
《第一財經日報》:小平南巡時曾寄望深圳“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要敢試敢闖”,“你們要搞快一點”。您當時是如何理解這一精神的?
李灝:我的理解是,這句話不僅是對深圳、也是對全國講的。大家知道,小平同志心中裝的是我們整個中國和人民,想早日擺脫貧窮落後的境況,早日實現現代化。他對深圳人的叮嚀,不更是對全國的期望嗎?
小平南巡並不是我請來的,我之前曾幾次請他來深圳看看他都沒來,這次我還未來得及邀請,他就主動要來了(大笑)。
深圳成爲小平南巡的目的地是必然的。因爲深圳是他推行改革開放的實踐地,如果實踐是成功的,也就證明了他提出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是走得通的。從創建特區開始,他時刻關注着深圳每一步的發展,關注着牽動全局的試驗。
《第一財經日報》:您認爲小平同志南巡及發表的重要講話關鍵解決了什麼問題?
李灝:南巡講話對全國而言,既是動力又是壓力。南巡講話後,市場經濟體制被正式寫入黨章和憲法。最重大的意義就在於用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是走得通的。
要處理好普遍政策與特殊政策之間的關係。任何一個地方,不統一不好,統得過死也不好。在實行統一政策的同時,如果沒有留下一些能根據實際情況採取靈活措施的空間,一個國家的創新能力便會受到影響。假如當初中央不讓廣東、福建在改革開放上先走一步,不允許特區作改革試驗的話,很難想象我們當時的改革開放將如何向前推進,也不會有今天的輝煌。
《第一財經日報》:小平南巡時在深圳、珠海等地視察的企業,大都已今非昔比,深圳更是涌現出大量優秀的民營企業,您是如何看待這一現象的?
李灝:深圳的確在之後的15年中涌現出一大批優秀的民營企業,這一現象一點也不奇怪。首先,深圳在當時產業結構、所有制結構便已開始發生改變,國有企業在進行政企分離後,也不再佔有獨一無二的優勢地位。同時,爲搞活國有企業的體制機制,我們還對國有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我們對各種所有制的企業實行一視同仁的政策。再次,1987年,我們便出臺鼓勵科技人員興辦民間科技企業的決定,鼓勵興辦各種形式的民營企業。
民營企業的發展,體制環境很重要,不是說政府下命令辦好哪個企業就能辦好。而在同樣的環境下,也不是所有的企業都能成功,還須要有一批富有才幹的管理人才和技術骨幹。這些企業能在深圳誕生,按照華爲公司老總任正非的話,是因爲深圳當時能爲他們提供“準生證”,是因爲深圳着力營造一個有利於民營企業發展的土壤和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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