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著名的《勸學篇》序中，張之洞提出“五知”，其核心就是“知恥”、“知懼”、“知變”。“知恥”，恥不如日本、土耳其、暹羅(泰國)、古巴等國家。這些國家在落後的情況下或變法圖強或進行資產階級革命，戰勝了入侵者，保持了民族獨立，有的還走上富強道路，而大清王朝遠未做到這些。“知懼”，懼像印度、越南、朝鮮、埃及、波蘭一樣淪爲殖民地或附屬國，喪失主權獨立。“知變”，既要變其習，更要變其法，然後是變其器和政。這是張之洞“五知”的歸旨所在。“習”、“法”、“器”、“政”所指，就是風俗習慣、法律制度、器物機件、政治制度等，這不僅包含“變”的內容，更有變革需要遵循的循序漸進的原則。
張之洞在督鄂期間大力興辦實業和新學，目的也是“漸開風氣”，轉強弱之勢於無形。漢陽鐵廠是以當時世界第一大鋼鐵廠——德國的克虜伯鋼鐵廠爲藍本建設的，是亞洲第一家集開礦、採煤、鍊鐵爲一體的大型鋼鐵聯合企業。湖北槍炮廠無論從規模上還是技術上，無疑都居全國之冠。他在湖北的一切實業作爲都有一個基本主張，即“具有世界之眼光”，要求引進的設備都必須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唯有如此，中國才能逐步“挽回利權”，與西方抗衡。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是中華民族進取精神的核心。
張之洞一生倡導“通經致用”、“中體西用”，到晚年總結：“洞近年以來，於各種新學、新政提倡甚力，倡辦頗多，豈不願中華政治煥然一新，立刻轉弱爲強，懾服萬國？”“欲強中國，存中學，則不得不講西學；然不先以中學固其根柢，端其識趣，則強者爲亂首，弱者爲人奴，……”
張之洞克服新舊矛盾並做出影響和成績的是以自強爲核心的進取精神。這一精神指導着他的“新政”實踐。
“從來舉大事者，必須毅然擔當，不計小利小害，乃能成功。”“……力所能爲者必應決計速行”。“竊以爲艱鉅之事，成效則俟之於天，立志則操之在己，志定力堅，自有功效可睹”。這些言論，既反映了張之洞的行事風格，也體現着他的實幹精神，但其實幹並非蠻幹，而是以自強爲目標的進取精神支配下的“毅然擔當”、“決計速行”。
“貫通”“廣譯”“節取”的開放態度
張之洞在湖北的一切作爲，作家方方在《行雲流水的武漢》中用“開放”一詞形容。
農、工、商是地域經濟的基礎，他首先以開放的眼界看待近代產業之間的關係：“爲政以利民爲先，然必將農、工、商三事合爲一氣貫通講求，始能阜民興利。”“大抵農工商三事互相表裏，互爲鉤貫。農瘠則病工，工鈍則病商，工、商聾瞽則病農，三者交病，不可爲國矣。”因而，他着力興辦實業，扶持商業，鼓勵引進先進農耕技術發展農業。他基於對工業社會的考察，認識到人類獲得財富的手段已發生改變，中國人口衆多，僅靠傳統農業已“斷難養瞻”，必須“以工立國”，一心一意地“講求工政”，發展近代工業，這“養民之大經，富國之妙術”。爲加速湖北工業化進程，他“以湖北所設鐵廠、槍炮廠、織布局自相挹注，此三廠聯爲一氣，通盤籌畫，隨時斟酌，互相協助，必能三事並舉，各睹成功。”這種思路，是符合優先發展重工業、以輕工業促重工業的近代化規律的。
爲開闊國人眼界，張之洞積極倡導“多譯東西各國書”、“多譯外國政術學術之書”，“多譯外國有用之書”。
在用人、攬才方面，張之洞有所謂的“節取”之法，即對人才不求全責備，而是看主流，尤其是偏才、怪才，不能因其小節缺陷而失去，要麼“取其技能”，要麼“採其議論”，只要有一技之長，都“銳意接納”，形成了“現今有爲之士，不北走北洋，即南歸武漢”的局面。這些人才，都在他自主設置的新機構中各盡其用。
確實，開放的胸襟和態度是湖北在中國近代化進程中崛起的關鍵因素之一。回顧這一崛起的緣由，時代潮流應視爲歷史的必然，而如何順應潮流，把握機遇，則是種種精神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何順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