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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權力與私權利在我們這兒界限不清，是個老問題了，當然，這個後果一般是導致公權力任意侵犯私權利；除了個別人，私權利倒是沒辦法傷害公權力的。界限其實不難分清，幾年前延安的警察破門捉拿看黃碟助興的夫妻，在媒體與法學家們的討論中，一個形象的標準也普及了，那就是公權力必須止步於公民的房門前面。“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也成爲最流行的引語。延安的警察後來也道了歉。
時間過去不少，GDP增長了那麼多，房價高得讓人很難有套房子，有了房子，看樣子也仍然要面對“國王”挾着風雨自由進入。公權力照樣可以隨意踢開公民的房門。近來，上海、北京高調整治出租房，邏輯很簡單，公民一躲進自己的空間，就會變成壞人。
上海表示將新增規定：“民房出租，一間房只能出租給一個家庭或一個自然人居住”，在新聞造勢中強調不足百平方米的住了十幾個人，上下班高峯期電梯擁擠，擾鄰等等弊端。
官方沒有提供更爲詳盡的數據，這點姑且不去理會，羣租者的聲音在哪裏？他們的利益誰來保護——不要告訴我租房住的人就得被剝奪權利。羣租人羣，在高房價壓力下是社會必須承受的事實，他們中不僅有低收入者，更有社會新人，他們是城市的新鮮血液，他們一夜之間失去居所，這其中的痛苦，可能遠遠大於鄰居的雜音打擾吧？爲什麼就可以忽視呢？按此邏輯，如果我買了一套小房子，住一家十來口人——上海原來、現在不是有挺多這樣的家庭嗎？——那麼，鄰居是不是也可以要求趕走我們？顯然是不能，那麼，爲什麼就可以趕走租客呢？
在公權力的潛意識裏，租房子的人，權利就低於買房子的人。難怪房價會漲翻天。
而北京近來推出的“五不租”，就更讓人哭笑不得了：“無合法有效證件的人員不租，從事非法經營活動人員不租，從事非法宗教活動的人員不租，所租房屋用於非法生產、儲存、經營易燃、易爆等危險違禁物品的人員不租，違背生活作息規律、有利用所租房屋進行違法犯罪活動可疑的人員不租。”說實話，甄別出“非法”人員，那是個技術活，小小的房東都能做到，還要那麼多警察幹什麼？至於“違背生活作息規律”，小偷固然是晝伏夜行，《人民日報》的夜班編輯何嘗不是？下半夜出來掃蕩租戶的警察作息也算不上正常，他們能不能租房住？
上海與北京的理由都經不起推敲，漏洞百出，但是不妨礙整治行動大規模開展。這就更可怕了，侵犯租房公民的權利，公權力連個圓滑一點的理由都懶得想，它要的是結果，即把一羣人鎖定爲低等人、潛在罪犯，然後把他們從暫時屬於他們的私人空間里弄走，理由反而並不重要了。
公權力始終學不會尊重私權利，不懂剋制自己的窺私慾望，以不充分的藉口強行進入民宅，怎麼可能做好正事呢？(連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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