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報評論專欄作者 楊耕身 英國富翁莫·易卜拉欣先是送錢做慈善,試圖以傳統援助方式改變非洲貧窮的面貌,但卻以失敗告終。痛定思痛之後,他選擇了一條史無前例的路:重獎那些在任內造福於民、到任之後不戀權棧的非洲國家元首,以期促進政府廉潔,進而推進非洲各國的可持續發展。獲獎者將得到500萬美元的現金獎勵,外加每年20萬美元的終身養老金。這一鉅額獎項被國際媒體封爲“當今世界最高現金大獎”。今年10月22日,首屆易卜拉欣獎授予莫桑比克前總統若阿金·希薩諾。 我不想僅將“易卜拉欣獎”視爲有錢人的遊戲,但我願意將其視爲民間社會對政府或元首們進行的一種獨立評價。至於獎金,我認爲除了能夠證明易卜拉欣錢多之外,並沒有太大意義。但如果說易卜拉欣真的相信“救民先得有好官、好政府”,因而打算通過獎勵非洲的優秀領導人來推動非洲各國的可持續發展,那麼,我得說,他真是一個單純而可愛的人。 在我看來,目標單純且信心勃勃的“易卜拉欣獎”,顯然忽略了國情的迥異與政治的複雜,甚至也忽略了人類歷史本身所具有的繁複與多面性的特質。更重要的還在於,易卜拉欣獎顯然也無視了一個簡單的命題:好政府或好元首不是獎出來的。寄希望於高額獎金的作用,如果不是過於相信金錢的魔力,不是過於寄希望於人治,那麼就是無視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成果。人類社會的發展,早已使得公衆不再對某領導者個人抱以期待,而轉向健全的機制尋求保障。所以在現代社會,一個政府的好壞,不是一個元首就能決定的,甚至不是一個政府本身就能決定的。它或好或壞,不僅來自於國家政體或制度的設計,更來自於包括司法、立法、行政、輿論以及各種社會組織等機制的共同作用。沒有這一切,好政府如何得來?有了這一切,對元首“懸賞”又有什麼意義?當一切變得毫無意義,這一旨在鼓勵元首個人的獎項設計,只會在客觀上強化國家治理中的人治色彩。 正如易卜拉欣所說的,“我不是救世主”。但是他還需要更加理性一些:他應當看到,在某種政治環境之下,他根本無力撼動或改變某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或運轉機制。這個時候他或許將明白,這樣一個雄心勃勃、“懸賞”好元首的獎項,其實遠不如對那些貧民的資助,顯得更加現實。 當然我注意到,在決定設立這個獎之前,易卜拉欣先前進行的慈善援助均以失敗告終。比如他援建非洲某國的抗旱工程,不僅未能發揮作用,反而只有三分之一的款項用於工程本身。類似的事情使他痛定思痛,因此轉而設立“好元首獎”。但現在看來,這真是一個很遺憾的轉向。 在任何一個國家,元首們都不是最赤貧的人。更重要的是,那些元首們可能不在乎這種“錦上添花”,但那些嗷嗷待哺的貧民卻極度渴望“雪中送炭”。因此,易卜拉欣所需要的,恰恰是改變他先前那種對貧民的捐贈與援助方式,即通過減少中間環節,保證捐款真正用於改善貧民生活。 “易卜拉欣獎”是否真正能達到易卜拉欣設獎的初衷,我們不妨拭目以待。對我們而言,對“易卜拉欣獎”的解讀,並不全在於它的成敗,而在於對如何得來一個“好政府”問題的判斷。除此之外,則是對慈善事業的另一種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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