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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以整天帶着玩具熊貓遊走於中外的熊貓藝術家趙半狄玩出了新花樣：開了一場以熊貓爲原創靈感的時裝秀，因爲把熊貓與貪官、二奶、乞丐、三陪小姐等掛上了鉤而招來非議。幾乎與此同時，從成都傳來消息，成都將制定全球首部專門爲大熊貓“量身定做”的法律——《成都市大熊貓保護管理條例》。立法工作即將啓動，法律一旦通過，“惡搞”大熊貓很可能被認定是違法行爲。
在筆者的印象中，趙半狄就是一個“熊貓人”，人到哪裏，“熊貓”就跟到哪裏，長久以來，也許是“人因熊貓貴”的緣故，他成了藝術家。之前他與熊貓爲伴，博得了不少人的喜歡，但這一回，他不慎“惡搞”了熊貓一下，立刻招來了包括專家在內的很多人的批評。好在趙半狄的“惡搞”是在“熊貓保護管理條例”立法之前，否則可就“違法”了。
作爲世界珍稀動物、活化石，大熊貓是國寶的事實毋庸置疑。而且，大熊貓的形象一直以來以乖巧可愛而爲人熟知，趙半狄將其與貪官、二奶等掛鉤，的確有“惡搞”之嫌。不過，按照趙半狄的解釋，他並無惡意，相反，他對於熊貓“始終懷着尊重的感情”，“我寧願惡搞人，也不願意惡搞熊貓”。所以我理解，趙半狄的惡搞或許只是個玩笑，並沒有“無恥到某種地步”。
自從電影《無極》中出了個引發血案的饅頭，“惡搞”就風行起來，惡搞者風流瀟灑，被惡搞者惱羞成怒，輕則破口大罵，重則告上公堂。他們罵街和告狀的理由都很充分，比如指責對方人身攻擊，破壞形象等等。像此次大熊貓被“惡搞”，就有專家質問：“你有什麼權利用這些去污染人們心目中美好的大熊貓的形象？”似乎這樣一“惡搞”，大熊貓的形象就不美好了，就真的變成貪官、二奶和乞丐了。可是，有這種可能嗎？“惡搞”恐怕沒有這等威力，大熊貓也恐怕沒有這麼嬌氣吧。
實際上，“惡搞”有時候是一種文化，而心平氣和地接受“惡搞”，則代表寬容和幽默。達·芬奇的油畫《蒙娜麗莎》舉世聞名，畫中那位華貴婦人的微笑妙不可言，其經典地位無人可以撼動，可是偏偏有位杜尚先生，竟然給那位婦人加了兩撇小鬍子。毫無疑問，這是“惡搞”，但是在歐洲觀衆的微笑中，蒙娜麗莎仍然完美，長鬍子的蒙娜麗莎也成了一道風景。而且，正因爲觀衆的寬容，杜尚、達利們不斷涌出現，西方藝術迎來了超現實主義。
在我們中國，也有類似的“惡搞”文化。車胤囊螢、孫康映雪的故事與懸樑刺股一樣，被讀書人傳說了上千年。可是到了明代以後，一位作家卻“惡搞”了這兩個經典，他寫了篇小故事，大意是：車胤囊螢讀書，孫康映雪讀書，兩人是好友，有一天孫康去車胤家拜訪，車胤不在，書童說，主人捉螢火蟲去了。又一日，車胤回訪，見孫康在院子裏遛彎，便問爲何不讀書，孫康說，看這天兒不像要下雪的。兩位苦讀的楷模，卻被“惡搞”成沒有螢火蟲、不下雪就不讀書的浪蕩子，看似不可原諒，可仔細想想，也不是沒有道理。
名畫可以“惡搞”，古人可以“惡搞”，爲何熊貓“惡搞”不得？說是影響熊貓形象，我看未必。不過，影響“以熊貓爲名片”的成都的形象倒有可能，畢竟熊貓只在意有沒有竹子，而熊貓的存在與否，關係到不少人的前途和命運。既然如此，大家最好把眼光放得簡單些，建園子，種竹子，讓熊貓們吃好喝好戀愛好，爭取子孫滿堂，肥貓滿圈，永不滅亡。至於形象啊、二奶啊，就由藝術家們“惡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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