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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前，張苗成功地由一個“單位人”轉變成“社會人”。作爲一名自由撰稿人，他成了許多年輕人羨慕的自由職業者。 然而，“有一搭無一搭的收入和工作狀態，其實並不好受。”張苗說，最主要的是沒有任何保障。 由單位人脫胎成社會人，張苗的經歷代表了許多轉型的社會人的焦慮。據最新調查顯示，33%的自由職業者認爲精神壓力很大。 由於信息零散無法共享，社區管理又沒有堅實的基礎，社會人在管理上始終處於真空狀態，“成立社區管委會是社會人管理的核心和平臺”。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說。 自由職業者的焦慮 “自由職業者”，英文是“Self-employed”，即自己僱用自己，香港人的譯法更爲貼切：“自僱人士”。 也就是說，一個完全的自由職業者是“獨立工作，不隸屬於任何組織的人；不向任何僱主做長期承諾而從事某種職業的人”。 隨着改革開放，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促進了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 同時，網絡對傳統行業的衝擊；企業爲了降低成本、增加營運彈性，將更多的業務委外，由此產生了更多的自由職業。 “市場化使得就業形式多種多樣，現在一些新興的產業以及就業形式不需要實體企業，出現了自僱人士。在國外，也是這樣的大趨勢。”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研究院院長盧漢龍表示。 然而，自由的就業方式並不代表着一切順心如意。 “我總是有一段時間處於半歇業狀態，因爲沒有太多的渠道供稿，心裏很慌。”張苗說，“有時候真的有點後悔辭了那份工作”。 張苗的焦慮並不是空穴來風。 今年6月，中華英才網針對自由職業者進行了一次廣泛調查，結果顯示，33%的受訪者認爲精神壓力很大，20%的人認爲物質壓力很大，只有三成的受訪者認爲“比較自由”。 此外，不穩定的收入來源讓自由職業者時刻存在不安全感。約有52.56%的受訪對象稱收入不固定最讓人擔憂，另有21.79%的人們最擔心職業前途渺茫。 儘管許多地方開始對自由職業者提供各種社會福利保障，但工作、收入、消費的不確定性，加之很多人無法享受到社會與組織提供的保障和福利，許多自由職業者們不得不忍受着來自精神和物質的雙重壓力。 改革析出大量社會人 如果說“社會人”是一個大的範疇，那麼自由職業者就是這個大範疇內的一個小羣體。 由於自由職業者生產產品的智力含金量比較高，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同時又具有高學歷和掌握較複雜的腦力勞動技能，因此，他們的生產、生活方式，甚至他們的焦慮，無不代表着“社會人”這個羣體的整體狀況，也無一不對這個社會的發展有着重要影響。 “所謂‘社會人’，是指沒有具體的單位管理，居住在社區中，有靈活的就業及生活方式。社區是‘社會人’惟一、固定的聯繫。 ‘社會人’的特點是沒有單位編制，生產生活方式變動不拘。”王太元給出了這樣的解釋。 市場經濟的發展，帶來的是工業化、城鎮化的不斷加快，隨之而來的則是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社會結構的變化。“經濟成分、就業方式、組織形式、利益關係和分配方式日趨多樣化，使得人員流動性大大增強，越來越多的‘單位人’變成‘社會人’”。 盧漢龍表示，“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帶來的不僅僅是經濟的繁榮，同時也帶來了由於社會資源的重新分配所引起的社會結構重組。人們的社會地位和生活機會不必完全依賴於權力(別人)的安排和他們自己在權利結構中的位置。多種資源制度化配置的結果必然導致增加個人的社會自主性———即自我獨立實現理想的可能性增加”。 “首先，我們應該看到，任何社會都必然有一部分人不受生產單位管理。”王太元說，其實社會人並不是現在纔有，但因爲以前是“單位辦社會”，因此沒有出現太多的社會人。 但隨着勞動人事制度變革，機關改革等等一系列的改革，在這個變革時代，一部分人從單位部門剝離，析出了“社會人”。這些改革使單位人流散到社區。 “單位、社會、國家是一體的。以前市場功能沒有分化，現在隨着經濟的發展，市場開始分化：一級分化，是政府與市場的分化；二級分化是政府與社會的分化。隨着這種分化，以前的結構解體，離析出來社會人這樣一個羣體。”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夏學鑾說。 然而，許多人認爲一改革這麼多人沒有單位了，所以不贊成改革。“我們應該看到，這是改革的成果，源源不斷的社會人出現，事實上體現了市場經濟的活力、多樣化，是進步的產物。”王太元表示。 從政府層面來看，爲了緩解就業壓力，政府不斷出臺政策鼓勵靈活就業和自主創業，這也是“單位人”逐漸轉向“社會人”的主要驅動力之一。 把社會人交給社區 “由於社區管理不到位，管理的‘條’插不到單位、社區底層的塊又沒有，加之部門、單位對析出人員的責任沒有盡到，比如職工下崗後，沒人管，從制度到財政上，都處於沒人管的狀態。社會人的管理始終處於真空狀態。”王太元說。 然而，“社會人”社會地位的確立，權利重新獲得，和諧穩定的生存與發展在當今和諧社會語境中顯得特別有意義。 因此，一個寬鬆的社會環境、構建新社區、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健全完善相關法制，對於“社會人”的管理無疑至關重要。 “對社會人的管理很重要，但是很複雜。需要以戶口登記、公共安全管理爲前提。也就是所謂的公安人口管理。”王太元說。 “沒有單位給個人生存權利的保障，社區可以給他們生存權利的保護。”王太元認爲，每一個社區都應該有從事社會人管理的管理體系，即社區管委會。 盧漢龍建議，對社會人“可以通過戶籍制度或者居住證制度來進行管理。對自由職業者的管理是一個系統的東西。國外針對自由職業者，主要是通過稅收進行管理”。 按照城市一老一小的模式，來解決自由職業者的各種保障。“政府的管理責任其實就是福利責任。讓各種保障有歸屬。”夏學鑾說。 他認爲，對他們進行管理首先要明確這個新的社會階層的社會地位，即它的出現是有利於社會發展和穩定的，所以要持積極歡迎的態度。要有觀念的轉變。對於他們的管理應該是“予管理於服務中”。 “以前是條條管理，比如教育系統、衛生系統等，現在是塊塊管理。也就是說現在的社會結構已經不是等級結構，而是網絡結構。所謂網絡結構是網格式的結構。這種轉變是社會的一大進步。”因此夏學鑾建議，社會人應由社區管理，實行屬地化的管理制度。 王太元表示，對於社會人的管理，社區是整個社會人管理的托盤。“管理的根本思路其實就是‘社會治安綜合治理’。” 社區管委會是核心 對於社會人的管理，王太元認爲“首先要從觀念上轉變，要承認改革是進步，必然會析出一部分社會人。同時，社會人的管理不是哪個部門能夠單獨完成的”。因此，要加強各部門的綜合管理，各部門要承擔一定的責任。 “成立社區管委會是社會人管理的核心和平臺。事實上，社會人的管理，是人口基本信息管理，即各種信息的彙集。”王太元說。 因此，“環境需要改善。” 現在各部門掌握的信息非常零散，王太元形象地稱之爲信息孤島、信息沙漠。這些信息沒有系統地統一到一起，形成有效的管理信息共享體系。各部門基本都是在自己的業務範圍內辦事。 因爲沒有從法律上規範，因而社會人的信息並沒有放在社會信息共享的範籌內。這是管理上最直接的障礙。 另外，檔案信息的管理都轉移到社區，但管理的相關費用卻沒有。“社區沒有財政支持。因此社區的管理經費，也是問題。” “財政支持應該加到社區，否則社區無力管理起來。”王太元說。 第三是法律沒有規範。社區出具的證明沒有法律效力。 如果一個人從原來的單位辭職，在家呆了一段時間後，又出去工作，那麼這個時間空檔是應該算到工齡裏的，這就需要社區的有效管理以及出具的證明具有法律效力。那麼這個斷檔就可以累積起來，聯繫起來。 第四是人員。對社會人的管理不是司法、公安領域的工作。 王太元表示，民警的任務就是指導社區管委會做公共安全之外的基礎社會管理工作。 僅僅靠民警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這需要社區警察、社區人形成有效的管理體系，羣防羣治的力量不可忽視，同時要有專職輔助警力力量。還有公共服務人員，比如電梯工，這些人都可以提供相關信息，這四大網絡可以使接觸面大大增加。 王太元多次強調，各部門的協調非常重要。從社會人到居民，與他們生產生活緊密相關的有五六個部門。首先是城管、其次是民政、勞動部門、計生、防疫等衛生部門。這些部門參與管理，相關部門串起來，形成網絡化，便於管理。 “社區管委員只是一個鬆散機構，而實體部門就大不一樣。如果協調不起來這些部門，管理不會有效。”王太元說，目前的問題是各部門不協調，要將各種力量綜合起來，加強日常工作的契合，信息的高度共享。 “要有統一的信息共享，統一的法律、統一的規範、統一的管理。同時，制度協調、信息共享、有相應的財政支出，這幾個要協調起來，這是社會人管理的基礎。” 人口管理理念開始轉變 “我們現在一提到社會人，就想到流動人口。”王太元說，有些人總是認爲流動人口存在的問題太多，“但是如果沒有流動人口，城市就無法發展”。 一個可喜的消息是，11月20日，在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2007年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公安部副部長張新楓介紹了《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關於進一步加強流動人口服務和管理工作的意見》(審議稿)起草的相關情況。 張新楓提出，要統籌考慮長期在本地就業和居住的流動人口對公共服務的需要，逐步建立和完善覆蓋流動人口的公共服務體系。 《意見》的具體政策措施主要包括： 在子女教育方面，要堅持以流入地政府管理爲主、以全日制辦公中學爲主的方針，把流動人口子女入學工作納入流入地義務教育總體規劃統籌安排。 在放寬落戶政策方面，要逐步地、有條件地解決在城市有穩定職業和固定住所的流動人口的戶籍問題。 在改善居住條件方面，要考慮農民工的居住需要，在符合城市規劃和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前提下，集中建設面向農民工的集體宿舍。 在社會保障方面，根據農民工最緊迫的社會保障需求，堅持分類指導、穩步推進，繼續推進農民工參加工傷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逐步解決農民工的養老保障問題。 在衛生醫療和計劃生育服務方面，要在國家規定的傳染病防治、兒童預防接種、婦幼保健、計劃生育等方面，向流動人口提供與戶籍人口同等的免費服務。 在保護農村留守兒童方面，推動構建學校、家庭、社會相結合的教育監護和關愛網絡，切實保障農村留守兒童各項權益落到實處。 在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方面，加強救助管理機構設施建設，完善救助服務功能，創新救助工作方式，強化工作人員業務培訓，提高救助服務質量和效率。 值得一提的是，對於流動人口的管理，各地都在轉變管理理念。“流動人口管理工作由以管理控制爲主向服務管理並重的轉變，努力做到在服務中實施管理，在管理中體現服務。” 這種提供服務的理念，不僅促進了人力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合理流動，更爲經濟快速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撐。(廉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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