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代英和曹學良舉行婚禮。
黃昌其承包了村裏的魚塘，心情格外舒暢。
編者按：艾滋病是全球面臨的重大公共衛生問題。目前，全球有3300多萬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第20個世界艾滋病日到來前夕，本報記者走進昔日的艾滋病“重災區”——四川資中縣公民鎮。作爲全國艾滋病社區關懷支持模式的試點，資中縣創造了一種政府主導、多部門配合、全社會參與、感染者自救的艾滋病綜合防治模式，被譽爲“全球人類同艾滋病作鬥爭的燈塔”。
公民鎮，四川東南部資中縣一個偏僻小鎮。本來，小鎮平淡無奇，卻意外地因艾滋病而失去了寧靜。
20世紀90年代，這裏曾是賣血感染艾滋病的“重災區”，艾滋歧視像瘟疫一樣蔓延。然而，自2002年以來，小鎮的“艾滋生態”發生了奇蹟般的變化。
小鎮的災難悄然降臨。爲了擺脫貧困的命運，公民鎮一些青壯年捋起袖子，當起了“血牛”。
公民鎮有5萬多人，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這裏曾到河南地下血站賣過血的有近百人，絕大多數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自1995年6月以來，資中縣共發現128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中，公民鎮有68例，死亡32例，現存36例，分佈在15個村。
李孝春是第一批“血牛”，他的家族中曾有8人先後賣血，幾乎全部感染了艾滋病病毒。1995年秋天，他才37歲，僅靠幾畝薄地維持生活，還供着兩個孩子上學。爲了掙點學費，他想到了賣血。在當地的一個血站，他被檢測出感染乙肝病毒，獻血不合格。
這時，一個老鄉告訴他：河南有個地下血站，來了就抽，不用化驗。於是，他買了一張火車票，口袋裏揣着30多元，趕到了河南某縣一個骯髒的小旅館。
那是一個非法單採血漿站，聚集着很多農民工。獻血者一次抽兩袋血，大約八九百毫升。爲了節約成本，血站老闆把很多人的血液混到一起，共用一套血漿分離器。血漿分離後，再把剩下的血細胞輸回獻血者體內。一旦有艾滋病病毒混入，就會在獻血者之間傳播。然而，農民們並不懂得這些知識，他們只知道，賣一次血，可以得50元。很多人在旅館裏一住就是幾個月，隔一兩天抽一次，有的因頻繁採血，身體虛弱得站都站不起來，甚至猝死。
那一年，李孝春在河南住了兩個月，賣了24次血，賺了1200元，除去吃住行的費用，所剩無幾。當年底，他回到家鄉。第二年7月，他開始發燒，拉肚子，四肢無力。本來，他健壯如牛，一人能挑200斤青穀子，可後來腿軟得像麪條。1997年，他查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從此，他的命運徹底改變了。
在他的家族裏，曾經一同賣過血的人，也相繼發病。
他的哥哥李孝清，2001年病重住院，花了3萬多元，因無力繼續負擔醫藥費，只好回家。在最後的日子裏，他的半邊眼睛都爛了，渾身疼痛。村醫不願上門，家裏人只好自學打針，每天給他注射幾次杜冷丁。臨終前，他喃喃地說：“這病害人啊……”
他的侄女婿李本才，15歲就開始賣血。“有時候一天抽幾次，剛在這個血站抽了，吃個雞蛋，喝碗鹽水，馬不停蹄再趕到下一個血站。有兩次抽血，竟然當場昏倒。”回憶起往事，李本才腸子都悔青了。1995年，他和妻子李秀華到廣東中山打工。由於經濟拮据，他想再賣點血。可是，萬萬沒想到，竟查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於是，老闆立刻買了火車票，打發他們回了家。
麪廠的老闆嚷道：“別把艾滋病傳給我的機器！”一位鄉村醫生說得更邪：“艾滋病，風一吹就傳染；人埋了，挖地三尺也傳染。”
卿舟維，一個老實巴交的農民。他是小鎮最早暴露身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歧視，曾像噩夢一樣糾纏着他。
1995年，他來到河南一家地下血站，總共抽了4次血，卻釀成了一生的悲劇。1997年，他到吉林省延吉市的建築工地打工，想再靠賣血掙點錢。化驗之後，血站工作人員告訴他：HIV陽性。
“那時候，根本不知道啥子艾滋病。”他說。
當天，警察到建築工地調查，問他在哪裏賣過血，他如實回答了。晚上，有位老鄉說：“趕緊逃吧，警察會把你抓到深山老林裏，連親人都見不到了。”老鄉的話讓他驚恐萬分，於是，他匆匆借了500元，連夜坐火車往家跑。下了火車，他不敢走大路，抄小道溜回家。
然而，人還沒到家，消息卻早就飛回來了。一同打工的老鄉紛紛給家裏打電話：“卿舟維得了艾滋病，離遠點！”年邁的父親聽說兒子得了“髒病”，氣得直撞牆，只想一死了之。父子見面後，抱頭痛哭。父親哽咽道：“聽說得了這個病，沒幾年活頭了，這一家老老小小指望誰呀！”
而村民們的態度，更令他失望。他想把糖果分給鄰居，可孩子們一見他就跑。村民寧願繞道，也不從他家門前過。他到堰塘裏洗衣服，別人提起衣服就走。有一次，他到村裏去磨面，看到老闆人手不夠，他便上前幫忙。誰知，老闆一看他站在機器旁，立刻嚷道：“快放手，別把艾滋病傳給我的機器！”一名鄉村醫生說得更邪：“艾滋病，風一吹就傳染；人埋了，挖地三尺也傳染。”
這是當地人最初對艾滋病的態度。莫名的恐懼，像陰霾一樣籠罩着小鎮。一名感染者痛心地說：“我怎麼活不重要，只要把我當人看就行。”
李孝春還記得，當他染病的消息傳開後，地裏種的小菜、穀子都賣不掉了。他掏錢買東西，誰也不敢要，怕沾上“艾滋錢”。走在街上，對面的人遠遠看見他，馬上閃到另一邊。他給村幹部遞煙，村幹部先裝在口袋裏，等他一走就扔掉。那幾年，他覺得“天都垮了”。他鬍子拉碴，頭髮又長又亂，因爲沒有一家理髮店肯給他修。於是，他只好借三個月到成都取一次中藥的機會，花10元錢的“高價”理個髮，而村裏只要1.5元。他到茶館裏一坐，喝茶的人立刻起身，一個個往外溜。而他一走，老闆就把他用過的“艾滋茶杯”扔掉，甚至連他坐過的凳子，也一同甩到垃圾堆。
2001年，公民鎮的感染者相繼進入發病期。由於貧病交加，其生存狀況更加惡化。據當時對25名感染者家庭經濟狀況調查表明：人均收入在400—1500元之間，戶均負債4640元。大部分人對生活前途感到悲觀失望。
感染者林騰全的妻子因無法承受壓力，喝農藥自殺，留下一個未成年的孩子。還有的感染者乾脆破罐子破摔，甚至威脅報復社會。資中縣衛生局局長印永彬說：“有一年，公民鎮幾名艾滋病人跑到我辦公室，揚言不給錢就去炸大橋。有的還揮舞着刀子，聲稱要以血相見。”
這些舉動，並非源於艾滋病人的天性，而是他們對冷漠社會的本能迴應。艾滋歧視，成爲催生怨恨的溫牀。
專家掏出麪包，衆目睽睽之下，讓感染者掰開面包，一人吃一半；專家拿過感染者剛剛用過的杯子，毫無顧忌地喝了兩口。
2002年2月8日，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日子。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項目在資中縣啓動。作爲全國艾滋病社區關懷支持模式的試點，資中縣開始了破冰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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