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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看到“許三多”在春節聯歡晚會上穿着工裝、戴着安全帽領唱《農民工之歌》的時候，張萬民覺得“格外提勁兒”。
他在北京當建築工人已經7年了，“歌裏‘身上沾泥花，臉上掛汗花，昨天我是農民，今天當工人哪，城市的新主人意氣風發’唱的就是我！”自豪之後，煩惱來了：“我娃娃該讀書了，想帶在身邊讀書又沒有北京戶口，我聽人說，‘許三多’以前也是個農民，他辦好了北京戶口了嗎？”問題在於社會福利與戶口捆綁戶口，已成爲今年兩會中熱度最高的詞語之一。
宗慶後代表建議，放寬戶籍限制，出臺外來務工人員落戶城鎮政策，讓外來工真正安居樂業。
他建議政府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制定外來務工人員落戶城鎮的政策。同時從工作年限、技術水平、對企業的貢獻等方面制定具體可行的落戶細則，使符合要求的外來務工人員率先落戶城鎮，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同城待遇”。
“國家有關部門應修訂《戶口登記管理條例》，破除附加在戶口上的各種特權與功能”，全國人大代表趙林中建議，通過戶籍改革，破解流動人口管理難題。
他說，目前，因戶籍管理制度造成的不平等現象普遍存在。戶籍改革推進過程中，與戶籍相關的教育、計劃生育、醫療、就業、社會保障、賠償等一系列配套改革亟待突破。“例如，有戶籍的人可以享受各種社會保險，甚至還能享受低保和廉租房；沒有戶籍的人在一個城市工作很多年，卻什麼都沒有，子女上學還要交贊助費，遭遇車禍‘同命不同價’，大量的民工人潮流動可戶口無法流動等，形成了戶籍歧視”。
他認爲，在現今市場經濟條件下，戶籍制度並非一無是處，造成以上不平等現象的主要原因在於，現行社會福利政策與戶口捆綁。因此，國家有關部門應該重新定位戶籍管理的職能，把戶籍制度還原爲“登記管理”，儘快取消農業、非農業戶口界限。“應該研究解決計劃生育、最低生活保障、社會保險、義務教育、農村土地承包和集體經濟收益分配等相關的社會分配政策問題，破除附加在戶口上的各種特權與功能，在公共服務、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等方面體現公平”。
打破戶籍藩籬是對農民的第二次解放全國政協委員、暨南大學教授陳偉明注意到，這兩年一些省市嘗試了戶籍改革，但只是形式上統一了戶口本，其背後附加的社會福利卻還沒變，諸如子女入學、勞動就業、醫療衛生、社保、福利、高考等，名義上有了進城的“門票”，卻享受不到實際的“市民待遇”。
全國政協委員朱征夫律師認爲，現行的城鄉二元化戶籍管理制度，違反了公民的平等權。戶籍改革打破二元化的藩籬，是對農民的第二次解放。
在他看來，我國目前的戶籍管理制度，主要是依據1958年出臺的《戶口登記管理條例》，有四大原則：以家庭爲單位、經常居住地爲依據、城鄉二元化、遷徙審批。這種二元化的戶籍管理制度，導致了城鎮人口優先享有公共資源，在招工、招生、社保、醫療等社會福利方面造成不平等。戶籍管理制度某種意義上變成了等級制度。隨着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人口流動迅速，這種制度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戶籍管理制度問題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是一篇大文章”，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公安局局長劉光磊認爲，該問題必須要儘快研究，予以解決，“長期這樣延續下去，農民老是被約束在黃土地上，兩極分化的問題、貧富懸殊的問題、城鄉統籌發展的問題就沒法解決。”徹底放開戶口將導致一系列社會問題但並不是所有人都期望徹底放開戶口遷移門檻，讓任何人都能按自己的意願到任何地點落戶。
“我的天呀，要是人再多點，以後可怎麼出門呀？”3月10日，走出擁擠的地鐵車廂後，北京市民胡女士對中國青年報記者抱怨，如果把北京戶口徹底放開，一下子增加很多人，“本來交通壓力就很大，北京怎麼吃得消？”陳舒代表認爲，寄望於戶籍改革一下子完成不可能，只能逐步試點，逐步縮小城鄉經濟差距，纔有希望完成真正意義上的戶籍改革。“取消農村戶口容易，但要實現自由遷移，享受城市真正實惠，短時間內難度很大，這源於城鄉差別難以在短時間內消彌。”在陳舒看來，下一道城鄉戶籍統一的政令是容易的，但要把戶籍制度背後的利益關係理順卻不容易。比如低保，政府需要補給多少資金？比如農民子女的教育，城市財政是否承受得起？
2003年，重慶主城取消了“農業、非農業戶口”二元結構。實行城鄉戶口一體化管理，所有人都具有“重慶市居民戶口”，在教育、參軍、就業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而爲此設置的門檻較低，只要具有合法固定住所和穩定的職業或生活來源即可。
劉光磊表示，重慶的戶籍制度改革的方向仍將堅持下去，但這不等於現在就徹底放開所有門檻，“我們將在堅持中去完善”。
他說，必須有序、合理地解決戶籍問題，如果農民都把土地扔掉後進城了，解決不了生計問題，住在窩棚裏，完全靠城市養，也是不行的，城市將不堪重負。此外，還應該考慮到社會的結構、分工問題，不能沒有人從事第一產業，非讓農民到城市裏來，又將滋生新的社會問題。
“適度放開是對的，但要防止一風吹”，他說，人們在遷移時，也不要一味地盯着大城市，也可以考慮落戶到中小城市和城鎮。
全國人大代表、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桑海分局局長萬凱認爲，目前，戶口問題的癥結並不在於戶口本身，而是在於城市功能的限制。“一旦徹底放開戶口遷移，城市承受不了，必然就會用其他的手段設置門檻，戶口只是個擋箭牌而已。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關鍵是看國家的發展，發展水平沒上去時，盲目地放開戶口，是不現實的，將會讓更多的人受累。”很多人大代表認爲，解決戶口問題要以經濟發展的現實條件爲基礎，戶籍管理制度必須與城市的工業化、現代化水平相適應。否則，大量外來人口涌入城市，帶來的必然是勞動力就業、基礎設施容納、失業救濟、交通出行、社會保險等方面出現問題。其結果是城市化甜頭尚未嘗到，反而迎來“城市病”。
戶籍制度改革不會一刀切有媒體報道說，鄭州曾經嘗試“基本磨平城市入戶的門檻”的戶口新政策，被認爲是迄今爲止全國各地戶改政策最寬的，但新政策實施後，帶來很多問題，給城市帶來很大壓力。
生源爆滿成爲近年來鄭州市各中小學的普遍現象，有的班學生人數高達90多個。一些學校操場站不下全體學生，竟然在做課間操時實行每週一、三、五和二、四分班輪流做操制度。一些學校的學生下課上廁所，竟然還要排長隊。
這種現象耐人尋味，折射出戶籍改革的艱難。顯然，在各種社會事業的承受能力有限的背景下，戶籍改革需整體推進。實現遷徙自由的理想不能超越現實可能，解決戶口問題必須有更宏觀的視野，單純靠取消遷戶門檻並不現實。
劉光磊算了筆賬，我國農村有3億富餘勞動力，城鎮有8000萬，如果這3.8億人口全部轉成市民，按修建一個城市容納100萬人口計算，就需要修建380個城市，“戶籍制度改革不能盲目地搞，還得設置一定門檻。”“事實上，公安部一直都在積極推動這個事(戶籍改革—記者注)，並不像有些人想象的我們在拖延。”公安部新聞發言人武和平日前表示，由國務院牽頭，包括公安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等14個部委正在積極協商戶籍改革的事情。
據透露，戶籍改革的目標是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放寬戶口遷移限制，引導人口的合理有序流動。
日前，全國人大代表、公安部副部長白景富表示，戶籍制度改革不會一刀切，大中小城市肯定會有區別。他稱，戶籍制度改革牽扯到住房、教育、醫療等方方面面的利益，並非一蹴而就的事情。
而戶籍制度何去何從，百姓依然在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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