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浩文：首席且惟一的『接生婆』(圖)

葛浩文

上圖從左至右依次為《生死場》(蕭紅)、《天堂蒜薹之歌》(莫言)、

　　葛浩文：首席且惟一的『接生婆』

　　作者:南方周末記者賦格張健發自北京

　　被美國著名作家厄普代克喻為中國現當代文學『接生婆』的翻譯家葛浩文說，要想了解中國文學在美國的知名度，只要看看《紐約客》雜志上發表了多少中國作品——迄今為止一篇都沒有

　　出生於1939年，1960年代服役期間在臺灣學習漢語，後獲得印第安納大學中國文學博士學位。目前是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國文學翻譯家。他的翻譯嚴謹而講究，『讓中國文學披上了當代英美文學的色彩』。

　　葛浩文的翻譯清單包括蕭紅、陳若曦、白先勇、李昂、張潔、楊絳、馮驥纔、古華、賈平凹、李銳、劉恆、蘇童、老鬼、王朔、莫言、虹影、阿來、朱天文、朱天心等二十多位名家的四十多部作品。

　　南方周末記者在24小時內三次見到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教授。

　　第一次，是3月13日下午2點多鍾，北京故宮坤寧宮基化門內，小說《狼圖騰》英文版首發儀式。葛教授對一眾記者簡短發言，說的是普通話，流利而准確，口音如他形容的那樣，有點『南腔北調』。《狼圖騰》作者姜戎沒有露面，葛浩文一上臺就用閩南話講了一句臺灣俚語，翻譯成普通話告訴大家，意思是『沒有魚，蝦湊數』。他把作家比作魚，譯者是蝦，是配角。

　　夏志清教授稱葛浩文為『公認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之首席翻譯家』。不僅『首席』，甚至幾乎惟一。美國作家約翰·厄普代克在《紐約客》雜志上寫道：『在美國，中國當代小說翻譯差不多成了一個人的天下，這個人就是葛浩文。』厄普代克比喻葛浩文是『接生婆』。經葛浩文之手，蕭紅、白先勇、王朔、莫言……甚至『80後』的春樹(《北京娃娃》)等二十多位中國大陸和臺灣作家的四十多部名作在英語世界呱呱墜地。

　　當天晚上，記者趕到三裡屯『書蟲』書店聽葛浩文的講座。這是『書蟲』舉辦的國際文學節的一項節目，葛教授談中國當代小說。

　　之前記者到書店買這場講座的票，被告知票已賣完，只能『候補』。講座定於6點30分開場，推遲了將近20分鍾。書店裡人頭濟濟，不少人和我一樣因一票難求徘徊場外。

　　記者勉強可算葛浩文的讀者。大約十年前，不完整地看過他主編的中國大陸當代短篇小說譯文集《毛主席看了會不高興》，惟一認真讀過的葛浩文譯作是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的《荒人手記》英譯本，葛浩文與夫人林麗君合譯。朱天文的原著是一本以『文字煉金術』寫就的劃時代之作，出於對作品本身的興趣我纔買來英譯本讀。本來，除非對翻譯感興趣，一個母語是漢語的普通讀者是不會關心中國文學的外文譯本的。

　　這也是為什麼葛浩文講座的聽眾基本上是『老外』的原因。葛浩文的讀者屬於英語世界，他的事業與中國作家息息相關，與中國讀者則關系不大。

　　幸運地候到一張退票，講座也終於開始了。這是一個輕松的場合，座上不少聽眾手裡端著葡萄酒，在故宮正襟危坐烤了一下午太陽的葛浩文看上去依然精力充沛，話題就從他的個人歷史說起。

　　葛浩文年輕時不愛讀書，成天貪玩，喝酒、跳舞，『什麼亂七八糟的事都做過』。他在南加州長灘一所不怎麼樣的公立學院念書，可能是學校裡最差的學生，差點畢不了業。日後讓他覺得可笑的是，他這個差生基本上每門課都蒙混過關，惟獨一門『亞洲歷史』一點也學不下去。第一堂課，老師剛在黑板上寫下幾個漢字，這位未來的漢學家就想：『學什麼中文？！我連英文都還沒學好呢！』

　　畢業後，身無一技，找不到事做，只好當兵。那是1961年，越南局勢日趨緊張，誰都明白在這個時候參軍有多愚蠢。22歲的愣小伙子進了海軍學校，絕大多數同伍被都派到太平洋艦隊的驅逐艦上，他卻給派到臺灣當了一名通訊官。臺灣是個什麼地方，在哪裡，他毫無概念。

　　在臺灣服役，清閑得很，『什麼正經鳥事兒都沒乾』。但他終於被調到日本，上了一艘驅逐艦。下一個目的地，無疑是越南。

　　越南經歷可以說是葛浩文的成人禮。他猛醒過來，不能就這麼斷送了年輕的生命，於是申請返回臺灣。葛浩文講起這個決定了他一生的選擇時，借用莫言小說題目開玩笑說，留戀臺灣是因為當地女人的『豐乳肥臀』留住了他。

　　這回他『學乖了』，不再吊兒郎當。一到臺北，就請了一位跟隨國民黨到臺灣的東北人學中文，『葛浩文』就是這個老師起的名字。

　　葛浩文發現自己頗有學習語言的天分。在臺北呆到退伍，沒有馬上回國，而是進了『國立』臺灣師范大學繼續用功，直到得知父親患了癌癥，纔結束在臺灣的『留學』生涯。

　　回國後，他又一次面臨就業困惑。有一天，遇到一個大學時的老師，問他：你會什麼？他沮喪地回答：什麼都不會。老師說：那你總會點什麼吧。葛浩文便說：會中文算不算？這位識纔的老師當即建議他讀研究生，以中國研究為專業。

　　申請了25所學校，只有一家錄取——舊金山州立大學。葛浩文在那裡首次接觸到蕭軍、蕭紅的名字。他聽導師說起，東北有個『二蕭』，兩人的愛情故事很曲折。他找來一本蕭軍的《八月的鄉村》，看過覺得不錯。這是他讀的第一本中國小說。

　　碩士畢業，教了一年書，他認識到自己『除了中文什麼都不會』，決定攻讀博士。這一回，好幾個學校都要他，他挑選了印第安納大學，指導教授是柳亞子的公子柳無忌。在印第安納，葛浩文鑽研中國古典小說、元雜劇及魯迅和左翼作家的作品，既讀英譯本，也讀原文。

　　寫博士論文時，柳無忌讓他報選題。葛浩文先報了朱自清散文，柳搖頭；報田漢的戲劇，也搖頭；最終他想起『二蕭』來，告訴柳無忌，其父柳亞子跟蕭紅相熟。柳無忌一聽，來了興趣，催葛浩文『趕快寫』。

　　這篇完成於1974年的博士論文，成了葛浩文的成名作《蕭紅評傳》的基礎。調研期間，他遍讀當時能找到的所有蕭紅作品和生平資料，還兩次前往日本、香港和臺灣，尋訪蕭紅故友，搜集史料。可惜當時無緣進入紅色中國，無緣親訪蕭紅生命中的幾位男主人公蕭軍、端木蕻良、駱賓基，是一大遺憾。

　　直到《蕭紅評傳》接近完稿，葛浩文纔第一次見到蕭紅的照片。他先是被蕭紅的作品打動，隨後又為這位三十歲就去世的中國女人的生平遭際深深感動。從博士畢業至今，葛浩文和『蕭紅』這個名字相伴了半輩子，用他的話來說，他和蕭紅始終不曾『離婚』。

　　《蕭紅評傳》1979年譯成中文在香港出版，次年在臺灣再版，訊息反饋到剛剛開放的中國大陸，一個幾乎被人遺忘的天纔女作家由此重新引起國人注意。

　　1980年某天，葛浩文偶然在報上看到蕭軍的名字，異常興奮。他以為蕭軍沒能活過『文革』。當下，他給蕭軍寫信，不清楚地址，就寫『中國北京作協蕭軍收』。一個月後，他接到夫人電話，說有一封中國來信。電話那邊傳來『蕭軍』兩字，他『差點昏倒』，馬上決定去北京。

　　如果說葛浩文與中文結緣始於臺灣(『留學』臺灣期間開始學中文並對文學發生興趣，最初試刀的翻譯作品是臺灣鄉土文學作家黃春明、王禎和的小說)，其事業的高峰卻根植於中國大陸。

　　講到文學研究，他的體會是『沒有蕭紅我什麼都不是』；講到文學翻譯，他念念不忘老一輩中國翻譯家楊憲益、戴乃迭夫婦。

　　首次中國大陸之行，令葛浩文畢生難忘。飛機降落首都機場時，他詫異地看見停機坪上人來人往，飛機不得不繞來繞去，躲避行人。走進航站樓，剛取到行李，電燈突然全熄了，一問，說是下班時間到了，關門打烊。

　　在北京，他拜訪了楊憲益和原籍英國的夫人戴乃迭。當年中國『竹幕』緊閉的時代，葛浩文在海外讀到的中國文學英譯本幾乎全是楊、戴二人的譯筆，從古典詩詞到《三國演義》再到魯迅著作，無一不是。楊、戴在當時中譯英領域的『壟斷』有點類似今日葛浩文在小說翻譯領域的『首席』地位。

　　聽說楊憲益嗜酒，葛浩文帶去一瓶白蘭地(或威士忌，他記不清了)和一本他翻譯的蕭紅《呼蘭河傳》，表示對楊、戴的敬意。那次見面的一個直接結果是，葛浩文得到了翻譯張潔小說《沈重的翅膀》的機會。這本書本來在戴乃迭手上翻譯，她誠摯地對葛浩文說，『文革』和牢獄之災使她與世界脫節多年，若她翻譯，恐怕會譯成1950年代那種老派英文，相信由葛浩文來譯會讓文字更有當代感，能更好地讓外國了解中國。

　　戴乃迭說得沒錯，葛浩文的譯筆讓中國文學披上了當代英美文學的色彩，一脫老輩翻譯名家如英國『布魯姆斯伯裡』圈中人阿瑟·韋利(《西游記》英譯者)文字中過時的翻譯腔。

　　《沈重的翅膀》是第一部得到商業出版的葛譯當代中國大陸小說。它並不是葛浩文本人鍾愛的作品，卻是他翻譯生涯上的一個重要關節。葛浩文由此接手一篇又一篇、一本又一本當代中國大陸小說。

　　步向事業高峰的契機，是翻譯莫言的《紅高粱》。在朋友家讀到這部小說時，他衝動得不能自已，對自己說：『這纔是我想翻譯的東西！』他試譯了八個章節，投給紐約的一家出版社。

　　一天，在舊金山女兒家中，電話響了，找葛浩文。『天知道他們從哪裡弄到我女兒的電話號碼』，還來不及問對方是誰，電話那邊急切地說：『這小說我們要了！』當即給葛浩文開了個價——這個窮書生從來沒見過的十分可觀的數字。

　　當時，葛浩文的好友、舊金山華人作家譚恩美正因《喜福會》文名大噪，她聽說此事，便提示葛浩文稍安勿躁。她把自己的出版經紀人SandraDijkstra介紹給他，由這位珊迪女士出面與出版社洽談。

　　珊迪為《紅高粱》爭得了比原價高四倍的版稅。

　　中國文學在美國市場十分有限。如果只靠翻譯，葛浩文一年或能收入五六萬美元，或許只有兩萬。雖是名家，他有時不得不接手翻譯一些不感興趣的作品，為稻粱謀。

　　比如春樹的《北京娃娃》，葛浩文並不喜歡，但也覺得美國年輕讀者可能有興趣，出版社通過珊迪請他翻譯，他沒有拒絕。

　　哪怕翻譯《北京娃娃》這樣的小說，他也不乏樂趣。小說中有一段高中『禮儀口訣』，全是四字押韻，『坐姿端正，兩腿莫翹，站立挺拔，收腹立腰』之類，葛浩文權當智力挑戰，殫精竭慮，反復推敲，力圖翻譯成同樣整齊押韻、四四方方的英文短語。他為翻譯這些『豆腐塊』、『狗皮膏』耗費了不合比例的勞動，每天磨到深夜，夫人再三催他，『老葛，快來睡吧』，他總回答，『再等等，再等等，最後一句了……哎呀找不著韻腳了！』

　　對他來說，『翻譯永遠意味著「未完成」』，沒有一部譯作不是修改了四五遍以上纔定稿的。一旦交付出版社，他就不敢重看自己的翻譯，生怕忍不住動手修改；他甚至拒絕在新書發布會、讀者見面會之類公眾場合朗讀自己的譯作，免得讀了一兩句就不滿意而卡在那裡。

　　這個認真的翻譯家，經常看出原著中的各種錯誤，以至於抱怨中國文學編輯總體素質欠佳。他力求自己的翻譯『不比原文更壞』；但若有人說葛浩文的翻譯比原文更好，他也會不悅。他不願越俎代庖，替原文潤色，改變作者的表達。他只想老老實實地盡一個譯者的本分：『我葛浩文做翻譯一點也不馬虎。我不馬虎的。』

　　第三次見到葛浩文，是以南方周末記者身份對他專訪。3月14日下午1點，按約定時間到達采訪地點，葛教授卻遲到了。在北京的兩天裡，他不停地接受媒介采訪，包括多次打斷談話的電話采訪。南方周末記者到的時候，前一輪采訪尚未結束。

　　葛教授是『性情中人』，健談，詼諧，煙癮很大。

　　記者知道他也是個感情深厚的人。《蕭紅評傳》序言裡有這樣一段話：

　　『有好幾個月時間，蕭紅的一生不斷縈繞在我腦海中，寫到這位悲劇人物的後期時，我發現自己愈來愈不安，蕭紅所受的痛苦在我感覺上也愈來愈真實，我寫到她從一家醫院轉到香港臨時紅十字會醫院，我只需寫下最後一行，便可加上簡短的附錄和我的結論。

　　『但是我寫不下去——那一刻，不知怎的，我竟然覺得如果我不寫這最後一行，蕭紅就可以不死。』

　　提起近三十年前的這本名作，葛浩文輕描淡寫地說，寫得不夠好，中文版翻譯得也不夠好。可是他接著又調皮地說，盡管別人寫的蕭紅研究著作都比他寫得好，但是都比他的『h?u』——後面的後，不是厚薄的厚。語畢，哈哈大笑。

　　談話的氣氛是輕松的，但是，說起當年訪問蕭紅舊友和故裡的往事，他竟然十分傷感。

　　1980年，葛浩文初訪中國大陸。在北京見到蕭乾，他對葛說：給你安排一個可以見到很多熟人的場合。葛浩文想，我在大陸除了你蕭乾誰都不認識啊，哪來的熟人？按蕭乾的安排，他去了王府井的烤鴨店，一見面，吃驚得說不出話來：舒群，羅烽，白朗，馮牧，蕭乾……全是老一輩的作家，其中好幾位是蕭紅舊識，他們就像和老友重逢一樣，坐在那裡等他！

　　不用說，在中國大陸，最讓葛浩文魂縈夢繞的地方是東北，那是蕭紅出生和成長的地方。然而1980年哈爾濱仍未對外國人開放，更不用說呼蘭縣了。葛浩文便請作協幫助疏通關系，對上面說，有這麼一個美國人，是個熱心的蕭紅研究專家，很想去東北實地考察。

　　沒想到哈爾濱向他亮起了綠燈。

　　飛機降落在哈爾濱機場，葛浩文下了飛機，站在停機坪上，遠遠望著航站樓上『哈爾濱』三個字，眼淚忽地就流了下來。因為蕭紅的緣故，哈爾濱這個城市他在紙上認識了多年，讀過，也寫過，卻從未想到有一天能真正踏足。從他下飛機的地方到『哈爾濱』那三個字所在的航站樓大約需要走五分鍾，他邊走邊想，一路走，一路落淚。

　　在哈爾濱，葛浩文參觀了蕭紅讀過的第一女子中學和道裡商市街等與蕭紅有關的地方，到呼蘭縣拜訪蕭紅故居，甚至到了小興安嶺、黑河、加格達奇等地，差不多走遍了黑龍江省。

　　他對關內則興趣一般，旅行得不多。去了蕭紅生活過的上海，也到了廣州銀河公墓拜謁從香港淺水灣遷去的蕭紅之墓。

　　此後幾次重返中國，他遍訪蕭紅舊友，與蕭紅研究者和傳記作者交流。1984年，葛浩文的好友、黑龍江省社科院的王觀泉編輯的《懷念蕭紅》文集出版，收進丁玲、許廣平、蕭軍、靳以、白朗、梅林等人的紀念文字，葛浩文就拿著這本書一個一個地請所有寫過蕭紅並且健在的作者在書上簽名。

　　『我是不大去打擾名人的，他們有自己的生活。』因為蕭紅，他還是去拜訪了因癌癥剛剛動過手術的丁玲。他尊稱她為『丁玲先生』。

　　沒過多久，丁玲去世。《懷念蕭紅》這本書，葛浩文至今像寶貝一樣保留著，只是為他簽名的老人都不在人世了。『最後一個走的是端木蕻良，每一個人都不在了。』

　　『我是一個重感情的人，那些往事我都不大敢再想了。』葛浩文說，『現在我再來中國已經沒有什麼意思了，他們一個一個地都走了……』

　　這次從美國來中國宣傳《狼圖騰》，日程緊鑼密鼓，而且光是在路上就要花掉60個小時。夫人也不願讓他這樣奔波，打電話來：『家裡的貓像瘋了一樣，是不是因為家裡少了個人？』

　　『我不是一個愛出風頭的人，對這些采訪也沒有什麼興趣。』輪番的媒體采訪並沒有讓他感到疲勞，而是太耽誤時間。『我應該趴在桌子上翻譯纔對。』

　　葛浩文今年68歲了。『如果戒了煙，或許能活到八十，只要腦子還行，也許還能再翻十幾二十本書。要是遇到像《尤利西斯》這樣真正的傑作，為一本書花個五年十年我也乾。』

　　宣傳新書、接受采訪盡管耽誤時間，葛浩文還是不遺餘力地去做。『如果對銷書有用，能更多地把中國小說介紹到國外』，他甘願犧牲自己的時間。

　　美國人不大讀翻譯作品，讀中國小說的就更少了。中國作品散落到世界文學的海洋中，不可避免成為『邊緣』、『小眾』一類。

　　葛浩文這個『接生婆』有時會到書店看望他的孩子們。『基本情況是根本找不到，偶爾可以找到一本已經非常意外了。我還從來沒有見過中國文學作品能被擺在最顯眼的位置，從來沒有。』他偶爾能在書架上姓氏字母『M』處看到一本莫言小說，或在『S』找到蘇童的名字。美國人往往不清楚中國人是名在前還是姓在前，因此葛浩文也會轉到『T』一帶看看蘇童是不是被人按『童』的讀音擺在了那裡；假如蘇童錯誤地出現在『T』，葛浩文會有『與有榮焉』之感——『Tong』的附近，是佔據了整排書架的托爾斯泰。

　　俄蘇、拉美文學的讀者相對較多。東亞文學也並非乏人問津，村上春樹近年在歐美持續走紅。

　　英語世界裡，有一位華人可以說是真正的名家：哈金。但哈金小說是英文寫作，准確說來屬於美國文學。

　　中國文學受冷落，使葛浩文這位首席翻譯感到『不舒服』。他認為，要想了解中國文學在美國的知名度，只要看看《紐約客》雜志上發表了多少中國作品——迄今為止一篇都沒有。而村上春樹發了不下十篇。在美國讀書界，『《紐約客》能賣得動書，《紐約時報》什麼的不管用。』

　　葛浩文不同意顧彬『中國當代沒有好作品』的看法。他認為中國並不缺乏好作品，而是翻譯得不夠，合格的譯者太少。他不願意繼續佔據孤獨的『首席』位置，希望年輕翻譯快速跟進，多出些高質量的譯文。在『書蟲』書店，聽眾席上坐著幾位有志於從事中國文學翻譯的美國小伙子，葛浩文像父親般鼓勵和忠告他們：『尊重原著，但不必畏懼原著』；『讓母語是漢語的人為你的譯文把關』；『學好中文固然重要，但別忘了加強英文寫作』……

　　講座結束後，葛浩文破例為大家朗讀自己翻譯的《狼圖騰》片段。有人計算，讀書聲持續了8分鍾，掌聲持續了62秒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