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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傷』也許就是『珠三角』的秘密『名片』。在創造出巨大的『中國奇跡』繁榮的背後，是千千萬萬農民工的血淚。我們可以從南方都市報袁小兵報道中看到打工者的猝死和背後家庭的艱辛；也可以從南方人物周刊譚亦飛的報道中一根根斷指和斷手讀到他們的無奈和悲劇的命運。『工傷者』互助性的『援手』漫長而艱辛。兩個『失手』的年輕人試著伸出『援手』，卻只能是軟弱的袖筒。 打開機床，放入模具，沈重地?當一聲；斷電，檢查模具。 袁雲祖已在機床前站了10個小時。他決定再堅持一陣子。如此下去，這個月的收入應該會超過700元。 工序簡單得只需重復。一天重復多少次？有人說一千次，也有人說一萬次。 這會兒是夜班，車間裡只有機床的噪音。 或許就在單調了9999次的時候，袁雲祖的拍子戛然而止——先是機器沈重的聲音，然後是雙手一熱，聲音比感覺來得早。 那一刻，他的大腦裡須臾空白，暖洋洋的感覺迅即傳遍全身。旁邊的女工尖叫起來，像一把剪刀撕碎了噪音。 『我先斷電，然後把手伸到模具』8年後，這個男人對此記得最清楚。 他真的斷了電，機器卻在斷電後砸下來。他失去了整個左手和右手的3個指頭。 第二天，有報紙說，深圳龍崗區一家電子廠發生嚴重工傷事件。消息很短，甚至沒有袁雲祖的名字。 那一年(2000年)，附近工廠裡失去手或者指頭的工人很多。有部門粗略統計過，整個珠三角2000年大約有3萬起同樣的事故發生，4萬根指頭失去了主人。 所以袁雲祖不孤獨，不久他就遇到了『左手』——祝強。 就在同一年，東莞的一個膠帶廠，18歲的祝強，在連續工作13個小時後，被機器拿走了右手。那一瞬間，他下意識地看了下表，23：17分。 這樣的故事，這些年司空見慣，它可能發生在珠三角和長三角任何一家勞動密集型工廠的任何一個角落。失手的農民工，軌跡也如出一轍：來城市掙錢，丟了手，然後是漫長的訴訟，然後是拿著賠償金回家。他們多數不足26歲，未婚。 失手後，祝強沒有回家。雲祖也是，他們留在了那個傷心的城市。直至有一天，『左手』和『右手』走在一起。他們打算乾點事，為那些更無助的農民工伸出『援手』。 失手：珠三角隱秘的契約 10年前，袁雲祖盤算著進城學一門手藝。在他的老家湖北廣水農村，很多年輕人有一個夢想，就是開一家電器修理鋪。 那兩年，村裡的年輕人為了那個夢想差不多都南下進城掙錢。1997年，他念完初中。村裡想找個打架的同齡人都沒有。 從小到大，他爸媽總是吵架，每次都是為了錢。袁雲祖試圖改變這一切。眼前的路好像只有一條，南下。 那一年，他16歲，南下東莞，那裡有他的同學。 雲祖在東莞一家偏僻的村辦五金廠找到工作，開始了打工生涯。廠裡主要生產杯子和自助餐夾子，工作簡單重復，卻要整天和機床、鍛壓機打交道。 雲祖做了3天小工，就被拉到大機器跟前。操作前，老板說，記住，不要把手伸到機器裡。 每天工資8塊，加班費一小時8毛，雲祖牢記著不把手伸到機器裡。乾了11天，在珠三角打工多年的叔叔來看他，一聽說掙得那麼少，又那麼危險，就帶雲祖離開了。 雲祖的第二份工，是在東莞的一家生產暖風機和卷發器的電器廠。他被安排到流水線，沒有危險，但工作冗長而乏味。有一個月，他每天連續工作15小時，工資卻只有620塊，平時也就三四百塊。 沒日沒夜地乾了一年，雲祖對整個流程都熟悉了。老板有意提拔他做班頭，他還是執意要走。 他有兩條路，要麼一直做流水線，雖然安全但學不到技術，而且工資低、工時長;要麼操作機器，可以學技術，而且工資和工時都相對要好，但代價是隨時與危險相伴——這差不多也是所有進廠農民工必須要選擇的。 乾了一年，雲祖終於明白出來打工還是得靠手藝，這樣纔能不被老板呼來喝去，而且有上昇的微弱可能。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雲祖回鄉讀中專兩年，專業是機電維修。畢業後，他滿心歡喜地借了三百塊錢，來到深圳龍崗區，打算找一份技術活。 打工的形勢日新月異。因為他太年輕，沒有一家工廠願意要他做技術活。工作找了一個月，沒有下落，花盡身上的錢，雲祖只得又進一家電子廠，站在大機器跟前。 簡單重復不到一年，機器還是拿走了他的手。 祝強失手之前，是四川南充一個村子裡僅有的兩個高中生之一，文憑高，心氣也很高。讀到高三，家裡對他的資助已經竭盡全力。高考近在眼前，心知考上也負擔不起學費，祝強黯然離開了學校。 他帶著課本擠上100多人的大巴，經過六天六夜的顛簸來到東莞。帶著一份驕傲，他做起農民工。他一直告誡自己，這只是暫時的，他很快就會離開，總有一天他會重返學校。 這份期盼，在五天後被撞得粉碎。 『工傷集中營』 每個『失手』者的生活幾乎相同——跟老板打漫長的官司，跟自己整天較勁。 雲祖在龍崗區中心醫院住了20多天。捧著劫後餘生的兩根指頭，在戰栗中度過。做完截肢手術，工廠就停止付費，醫院隨即停藥，讓他出院。雲祖舉著腫得像包子一樣的右手找到廠裡。廠方說，醫院讓你出院，你就聽醫生的吧。 幸運的是，出事前雲祖買了工傷保險，這為他提供了在醫院剩下的費用，並另外得到兩萬元賠償。出院後，雲祖不斷地找廠方索賠，廠方說事故原因正在調查，讓他離開工廠，打發他住在90塊錢一個月的破舊土房。 機器奪走了雲祖左手的全部和右手的三個指頭，留給他的是五級工傷的鑒定和一顆日益封閉的心。他從那時候開始習慣一個人獨處，他感覺走到哪裡都有異樣的目光在偷窺他的斷肢，身後總有人在議論。只要可能，他就躲在土房子裡不出來，那兩根殘餘的手指連煙都夾不起來。 為了得到自己應有的賠償，他又不得不舉著斷肢去面對外面的人。在工廠，他舉著斷肢喊著要見廠長；在法庭，他舉著斷肢要求賠償。每舉一次斷肢，他都感覺離自卑的深淵更近了一步。 老板從來都不見他。每次都讓一個手下來應付他，每次都談不出結果。 『失手者』不得不選擇打官司。那兩年深圳還沒有更新相關的工傷政策，打官司往往要經歷1000多天的漫長等待。這三年的時間怎麼去度過，是個問題。 2001年，民工律師周立太在深圳已經小有名氣——他在香港樂施會的資助下，一邊為農民工打官司，一邊為他們提供免費食宿。 周立太在深圳龍崗區租下一棟4層的樓房，收留那些『失手者』。這個群體傷心彌漫，成了一所『工傷集中營』。 失意的失手者聚在一起，仇世是必然的。大家分享著各自的不公，情緒越煽越旺。很多人感覺官司無望，想到綁架老板，甚至去偷去搶，用僅剩的手拿回自己失去的所有。 那段日子雲祖幾乎絕望。他只想拿到賠償，然後徹底離開這個城市。 直到有一天他遇到祝強的『左手』。 祝強屬於那種最早想得開的人。工傷讓他的右胳膊只剩袖筒，四級殘廢，完全喪失勞動能力。老板看重他是個『文化人』，失手後給他開價12萬，他沒有答應。那時候，所有的失手者都迷茫著，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得到多少，只是聽工友傳說，有人打官司，最終可以拿到百萬。 祝強沒買工傷保險，只能靠借債過日。父親從老家來照顧他，父子面臨著生活的窘迫。於是，他扔下假肢，跑去做銷售，擺地攤，收入竟比在工廠時多好幾倍。 他在一本文學雜志上看到周立太的故事，慕名找來，讓周為他失去的右手討公道。 在那所『工傷集中營』，自卑的氣氛讓祝強感覺格格不入。周圍的人要不成天在外面玩，要不就拼命喝酒賭博。官司似乎成了律師的事，偶爾想起，就問一句，『老大今天幫我又賺了多少錢？』 祝強遇到更自卑的雲祖，他們住在一個房間，後者安靜地等待著自己的訴訟結果，卻總找不到如何積極地去面對生活的理由。 四層樓裡有一間娛樂室，一張乒乓球桌從來都是空蕩蕩的。失手者們傷心彌漫，沒有人直面這張桌子。 直到有一天，祝強拉著雲祖嘗試著用僅剩的兩根指頭夾起乒乓球拍，雲祖的信心也找到幾分。 從此『工傷集中營』有了兩個愛打乒乓球的人。在那張桌子跟前，雲組感覺自己又找回了從前健全的日子。 祝強那時候閑不住，他經常從外面帶回來一些小商品原料，希望工傷者們跟他一起做點小加工，也算賺點生活費。但似乎沒什麼人對此感興趣。 下一頁：勞資『烏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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