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緣何總盼強人出現:“自我”軟弱而逃避選擇

　　日本緣何總盼強人出現：“自我”軟弱而逃避選擇

　　日本這個民族有個特點，就是總盼着強人的出現，只要有強人登高一呼，後面的就會緊緊跟上。戰後日本社會心理學界領袖南博(1914-2001年)對這種民族心理有精闢的分析。

　　讀南博，最好先讀他的《日本人的自我》。在這本書中，他從個人的自我認識入手分析日本民族。他認爲，人自我可分爲兩個部分，一是自己認識到的自己,這個自己叫“自我”。另一個自己是他人認識到的自己,這個自己叫“他我”。不論什麼人的自我認識,多多少少都包括這兩個部分。

　　一個人如此，一個民族對本民族的認識也同樣存在“自我”與“他我”這兩個部分。只不過,世界上有些民族“自我”傾向較強，如美國人，而有些民族“他我”傾向較強，如日本民族。本來,“他我”部分較強些的，多是那些弱勢民族，但日本民族不同，即使自己已經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具有強大的軀體，但其“自我”部分並未強大起來。

　　這種對“他我”的重視，讓日本人形成嚴於律己的集團主義。每一個人對於未曾被允許過的事情，不敢越雷池一步。我們看到的日本人，總是那樣謹小慎微。而對儒家學說，日本更加重視形式的“禮”，也是因爲他們覺得循規蹈矩，會減少來自“他我”的壓力。

　　“他我”造成的強大規範力量，是日本社會保持凝聚力的重要心理原因。在日本社會，即使一個富人，他也往往不會去炫耀財富。這倒不是他們沒有那種衝動，更多的是因爲， “他我”壓力的沉重，無法讓日本人過於張揚。當然，我們也常在電視中看到那種暴發戶炫耀自己的臥室、財富，但那僅僅是一種廣告行爲。

　　這種文化導致日本人很在意他人的目光，筆者覺得，這是好事。因爲，爲了避免被世人嘲笑，日本人發奮敬業，精益求精，能工巧匠輩出。爲追求精緻世界，日本人往往都將工作對象限制在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內。這就是日本人創造出如此衆多“小而精”物品的原因。

　　但是，我並不是說日本人不能建造更大規模的作品，事實上他們建造的巨輪、跨海大橋、新幹線都很有創意。但有一點要注意，即日本人的創造，往往都是相對靜態環境下的產物，一旦目標處於動態環境之中，日本人往往很難適應。在一個瞬息萬變的世界中，日本人往往不知所措，這是因爲歷史給日本人提供的，是一個外部環境相對安定的空間，尤其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社會經歷了一個長期固定身份的時代。

　　在大變革時期，“自我”的軟弱摧毀了日本人的判斷力，於是，日本民族傾向服從。隨風倒，“大勢順應主義”，是日本“自我”軟弱的結果。把判斷託付給某個貌似果敢堅毅的政治人物，其實是對選擇的逃避。這種“自我”的軟弱，也造成社會輿論一邊倒的現象。當某種聲音成爲社會主流時，表示異議的聲音很難出現。這種從衆的心理，也讓一些日本國內外學者爲日本的民主制度擔憂。

　　日本民衆“自我”的軟弱，導致他們渴望一個強有力人物的出現，只要這個人物表現出一種“堅毅”“果敢”的品質，表示出某種“反抗”，他們就會將自己的未來交付此人，而不看此人將他們引向何方。歷史賦予這個民族如此文化基因，他們逃避選擇，等待被選擇。例如，戰前戰中，他們集體放棄自我判斷，將決定權交給一小撮軍事冒險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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