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商在柬埔寨:『黃金國』裡掘金夢
柬埔寨,盡管華人曾在此經歷過屠殺、浩劫和迫害,盡管這裡在戰亂之後百廢待興,『和平崛起』的浪潮下,帶著不同的夢想,一批批中國商人走出海外,在這裡留下了各樣的足跡。
空氣熾熱,陽光透明。在擁擠混雜中,摩托車穿過金邊郊區塵土飛揚的街道,一排排巨大的廠房出現在眼前。不起眼的大門上有不顯眼的漢字:『加華工業園』。
新東方制衣有限公司的廠房內,織機轟鳴,一排排柬埔寨女工在流水線上忙碌;二樓辦公室裡,在電腦面前忙碌的,則是中國老板,通過數字管理在電腦終端精確控制著整個工廠的生產經營。
女老板王弈來自上海,『功夫茶?臺灣的咖啡?朋友從臺灣帶來的。』沒等回答,她自作主張地為客人准備了後者。
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資本默默滲入到柬埔寨的許多角落。從剛完工的南部西哈努克海港經濟特區到北部的原始森林深處——那裡上萬公頃的森林將變為成片的橡膠林。這個巨大工程的合伙人是溫州人胡金林,他曾是溫州柳市電器行業的發起人之一,在柬埔寨做過從電器貿易到發電廠的許多買賣,2001年收購柬埔寨兩大集團公司,2007年在柬埔寨桔井省取得15萬畝原始森林的特許使用權。今天他自豪地說:『做完這個我就要退休了。』
據不完全統計,至今已有三千多家中資公司在柬埔寨開展業務。柬埔寨官方數字顯示,2007年中國憑借5億美元投資成為最大的外來投資國。加華工業園裡,約一半以上廠家來自中國內地。在金邊,無論是酒店、賭場還是餐館、超市和彩擴店,很容易從招牌上找到漢字。
這裡是柬埔寨,曾經的東南亞『黃金之國』。從上世紀70年代起,連年內戰和大屠殺毀滅了從基礎設施到幾乎每一個百姓的家庭。1993年,艱難恢復和平後,柬埔寨的經濟近乎空白的圖紙。
在大多數人用大屠殺、地雷、戰亂、貧窮等字眼聯想柬埔寨時,在少數中國商人看來,這片土地百廢待興,意味著無限商機。
香港人任瑞生1993年帶著20萬美元來到柬埔寨。15年後,他是金邊聯合商業銀行的CEO,資產過億美元。
柬埔寨華人李生(應其要求化名)渴望成為未來的任瑞生。他是一家華人報社的記者,月薪500多美元。但在業餘時間,他操作一家基金,控制約120萬美元的資金。他的理想是5年內賺足1500萬美元,『開自己的銀行,然後在十年內退休』。
1999年,柬埔寨首相洪森率龐大的代表團訪問中國,確立了兩國的友好關系。大批中國內地商人紛至沓來,他們滿懷夢想,要在這裡畫出最美的圖畫。
成功者:鍾仁(應其要求,使用化名)站在他佔地750多平方米的別墅裡,五六個僕人在院子裡來來去去,後院裡是日本產的凌志越野車。1995年,他拋妻別子來到柬埔寨,靠著懂中文、柬文,為來這裡投資的中資公司提供法律服務。13年後,他是金邊最有名的華人律師之一。
奮斗者:2003年,王弈和她丈夫齊冰接手瀕臨倒閉的貿易公司。5年後,1500名工人按他們的指令生產衣服,產品全部銷到歐美。齊冰頻繁往來於金邊和香港之間,王弈坐在廠房樓上的老板桌前,監控電腦裡近50種報表。
失敗者是無數鎩羽而歸的中國人:被中國的勞務公司騙到金邊的二十多名工人,大雨滂沱中站在中國大使館外痛哭;另一些人卻是咎由自取,他們帶著數十萬美元到金邊投資,卻在賭場裡輸到買不起回程的機票。
當華商遭遇工會
廖永興2001年開始辦制衣廠,如今廠裡已有1500名工人。他的成功得益於這裡寬松的投資環境:勞動力比中國內地甚至越南還便宜,稅收有減免,產品向歐美出口沒有任何配額限制。
對他來說,最大的困擾不是語言,不是官員貪腐,恰恰是自由民主的體現之一——獨立工會和頻繁發生的罷工。
工廠2001年剛開工,四個工會隨即成立。小的成員有幾十人,最大的青年工會有成員近300人。接著,工會代表就在加班時間、員工工資和福利待遇上提出要價。
很奇異卻很真實:柬埔寨擁有東南亞國家最完善的勞工權益保護體系。上世紀90年代柬埔寨通過《勞工法》,規定工人可以自由成立工會。這部法律對工人權利和福利的規定比中國更全面、嚴格:工人工作一年以上有16天的假。工廠不能隨意開除工人,不能隨意延長加班時間。稍有違反,將面對工會代表的交涉和罷工的威脅,甚至巨額經濟賠償。
面對工會,來自中國內地的老板們的反應,就不僅是不適應了。『我們從一開始就有防范。』來自浙江寧波鴻美進出口有限公司的一位副總經理說,『將工會消滅在萌芽狀態。』2005年工廠開工,有工人到車間裡發傳單組織活動,廠方二話沒說,把幾個領頭人全部開除。
結果,工人們罷工,工廠因此停產一周。
王弈一開始也非常討厭工廠裡工會的頭頭,認為他們喜歡鬧事。但後來也接受了他們的行為方式,『現在大家關系處得還不錯』。
『在這裡開工廠,你一定要明白,勞資雙方是相互依存的平等關系,不是敵我關系。』加華工業園經理李偉明說。
柬埔寨人李偉明對柬埔寨的勞工法非常自豪。他贊同中國最近通過的新勞動合同法:『中國企業的利潤一直來自對工人工資福利的控制,而柬埔寨早已經過了那種掙血汗錢的階段了。可以說中國的勞工權益保護,比柬埔寨落後了十年以上。』
他的話遺憾地在中國來的『指導工』身上得到了印證。這是一個工人群體中非常另類的群體——既不代表資方,也不代表勞方。他們技術熟練,工資要高於當地人,但他們從不加入工會。實際上,他們完全享受不到柬埔寨工人擁有的許多權利和福利。
一群中國東北的指導工來到柬埔寨後,護照上繳,統一吃住在工廠裡,一天工作16個小時,周一至周六不准出門,周日也只能團進團出。他們沒有加班工資,一個月只能領到一百多美元的零用錢,其他工資全部被老板『保管』,到年終或回國時一次性發放。
這種管理方式在中國企業裡是普遍現象,王弈的工廠也不例外,指導工們的護照被『統一保管』。『我們主要是怕他們在外面弄丟了。』齊冰解釋說。
國內『老習慣』與當地『潛規則』
指導工們在貧窮自由的柬埔寨仍然擺脫不掉中國工人的『特殊待遇』,內地商人們來到這裡,也擺脫不掉鮮明的中國烙印。
權力是一些中國商人的通行證。翻開一些中資公司的宣傳冊或者廣告,免不了會在上面看到企業老板和柬埔寨官員和軍隊司令的合影。2000年11月,在江澤民訪問柬埔寨同洪森見面時,一個商人專門站到洪森身邊,讓人拍了一張跟洪森的合影,合影很快就出現在企業宣傳冊裡。
柬埔寨剛進入和平年代,貪污腐敗、敲詐勒索屢禁不絕,連中國駐地機構和政府援建項目也會受到刁難。坐落在金邊一條安靜街道的新華社金邊分社,2007年一個當地節日前,來了一個警察,拿著張印了公文抬頭的紙,要求他們捐助兩箱啤酒。中國工作人員給了他一瓶價值相當的紅酒,對方竟然還在紙上簽名接收。
一些中國商人懷著優越感,對柬埔寨市場和政策法律環境不甚了了,盲目投資或與當地人合作,粗心大意亂簽合同,結果受騙上當,也因此對權力產生依賴。
受到檢驗的誠信與效率
1999年後,柬埔寨政府官員急於吸引投資,有中國商人前來考察,官員們准備了厚厚的材料,高官也親自接待。有一些商人實力不夠卻誇下海口,想先把項目定下來,再回去找其他的人一起來合伙。回國沒找到合適的,承諾就成了空話。
在開放自由的柬埔寨,中國商人的誠信備受考驗。『狼來了』一般的假話多了,柬埔寨官員對『來路不明』的商人也就謹慎起來。
在柬埔寨,中國內地企業與港澳企業在管理水平上的差距暴露得明顯。『內地公司管理粗放,喜歡靠經驗,效率低,接單無計劃,飽一頓飢一頓。』王弈說。
王弈最看不慣有幾個中國指導工老把『差不多』掛在嘴邊。一次柬埔寨女工拿著布找指導工,得到的答復是差不多,不用改了。
有些內地國企還把國內的習慣帶到柬埔寨:企業還沒開工,先拼命裝修辦公室,買十多美元/平米價錢的高級地板漆,這讓王弈很心痛:『我這裡地板纔幾美元一平米呢。』
王弈很善於自省,出於向香港同行學習的目的,她剛剛加入港澳商會。在她的努力下,過去公司只有5種數字報表,現在增加到了50種。
需要適應的自由
金界娛樂城和柬埔寨皇宮遙遙相對,巨大的霓虹燈在夜色中閃爍。3月2日是周日,這裡生意興隆。下午六時左右,一輛旅游車在門口停下,香港旅游團的老人和孩子們魚貫而入,『一小時後在這裡集合』,導游話音未落,所有人消失在賭場裡。
金邊有數十家賭場,顧客主要是外國人——柬埔寨人不允許進去。一些賭場裡,八九成賭客的嘴巴裡,蹦出的是中國話,賭場的門牌到牌桌說明上也都有漢字。
賭客中不僅有中國商人,還有月薪四五百美金的中國指導工。『我想不通,一個指導工在國內可以很勤奮,到這裡來後好像失去了所有的束縛,什麼都不顧,去賭錢,去吃搖頭丸。』王弈感嘆。
王弈和她的愛人齊冰在工廠裡嚴查賭博,發現工人賭博,第一次警告,第二次開除。對於幾個國內來的男青年,『我每個月都要找他們談話,你最近沒出去玩吧?』
『我在這裡像媽媽一樣管著他們,一個月給他們發一百多塊零用錢,其他的等他們回國時結清。我常說,你不要嫌我多事,我是怕你們把錢都送到賭場去了。』
一位香港商人的理解是:在中國內地,似乎永遠有一個保姆在檢查,人們被強制安排接受某種秩序。而一旦來到這樣自由的環境中,過去的禁忌大多沒有了,『你突然發現自己除了殺人放火之外,幾乎可以無所不為』。
適應自由也是一種能力,人需要用頭腦來選擇自己的生活。胡金林和許多在金邊成功的中國商人一樣,滿意於自己的自制力,他僅陪客戶去過幾次賭場參觀。
王弈認識一個小老板,熬過一段苦日子後開了個工廠,但好景不長他就迷上了賭場。『早上10點鍾前,下午5點鍾後,他電話基本不接,去賭場和卡拉OK玩了。』一年不到,工廠只能關門大吉,那老板偷偷把機器搬走後溜回了國,結果柬埔寨工人搶衣服,搶機器,鬧得不可開交。
尋找新方向
鍾仁從一無所有變為『成功人士』,只用了十年的時間。
他很早就意識到了一些中國商人的缺陷。『新一代中國商人和老一代華人有巨大差異。』他說,『老一代勤儉持家,靠勞動一分分賺錢。新一代野心勃勃,是標准的經濟動物,渴望一夜暴富,喜歡各自為戰,就像一盤散沙,缺乏社會責任感和道德感。』
李偉明在加華工業園裡,看慣了中國企業來來去去。『大浪淘沙。』他說,『適應當地政策法律環境就能生存,否則只能卷鋪蓋回家。』他認為,即便是成功的中國企業,從管理到對人權的價值觀念上,都需要向先進國家的同行學習。
十年前中國大使館把中資企業聯誼會改成中國商會。用鍾仁的說法,『他們就像一串散亂的珍珠,需要用一根線串起來。』港澳商會也於1998年成立了,而在更早的時候,柬埔寨當地華人華僑成立了華人華僑理事會。鍾仁希望商會能多組織活動,改變中國商人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
目前,三大商會經常組織會員們在節假日聚餐、鼓勵會員參加社會公益和慈善活動,資助貧困學生和家庭。活動較多的港澳商會還擁有內部會刊。今年中國南部雪災,港澳商會捐款額近20萬美元。
許多港澳商人已在這裡落地生根。港澳商會會長、銀行家任瑞生早被封為勛爵,而幾個副會長都在這裡有了自己的別墅,孩子在當地華文學校上學。
內地商人卻想著『落葉歸根』。王弈的丈夫齊冰說:『我現在40歲了,再乾十年,可能就要退休回國了。』
胡金林32年前在溫州柳市鎮街上擺地攤賣五金電器,從溫州到上海再到新疆,又闖蕩柬埔寨,即便今天生意做遍了中南半島,仍然在感嘆自己『流落他鄉』。
隨著國內勞動力價格提高和人民幣昇值,仍然不斷有商人前來考察。3月4日上午,記者在加華工業園遇上一對深圳過來的男女,要到這裡投資生產內衣。男的是韓國人,一樣雄心勃勃,『勞動力價格比國內低了25%以上!』新的夢想在醞釀。他們和記者開玩笑,『開業時幫我們做做宣傳吧。』
(IPS對本文研究和采訪提供支持與幫助,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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