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建丞先生二三事
文鍾桂松
被稱為20世紀中國畫領域中藝擅四絕的最後一位大師譚建丞先生誕辰110周年即將來臨時,忽然發現時間過得真快,譚先生仙逝也已十多年!但譚先生生前那種豁達樂觀、積極向上的精神,待人和藹的態度和藝術上卓越的大家風度,依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記憶裡。
譚先生,名鈞,字建丞,號澄園,1898年5月26日出生在浙江湖州馬軍巷一座叫春暉堂的老房子裡。家學淵源的譚建丞4歲便進私塾求學,接受啟蒙教育,並開始臨習書法和繪畫作品。清末新式學堂興起,譚先生進縐業小學和湖州府中學堂就讀。在湖州府中學堂求學時,與文學巨匠茅盾同學。14歲那年,譚先生由其大伯父引導去見在上海的一代書畫大師吳昌碩。吳昌碩讓譚先生握筆試畫,結果譚先生接過吳昌碩手中的筆,放到小缽裡蘸了蘸水,又往硯臺舔了舔墨,不假思索就完成了一幅玉蘭圖,深得吳昌碩大師的激賞,認為『小子不用乾筆頭作畫,又蘸水又蘸墨,用筆濕潤,日後必定成為大家。』16歲那年,譚建丞先生正式拜師湖州書法名家宋勉成學習書法,同時為湖州珠聯室筆扇莊書寫對聯,從而結識李叔同、丁紫卿、戚紀唐等。中學畢業後,譚建丞先生考取東南大學文學系,並獲文學學士學位,曾受到近代實業家張謇的指教。1922年,25歲的譚建丞東渡日本,經日本著名畫家橋本關雪的介紹,成為東京美術專科學校的研究生。1929年譚建丞考入上海法政大學法學系,畢業後獲法學學士學位和律師資格。抗戰期間,譚先生流寓上海,供職於湖州菱湖金融家唐伯耆辦的振業銀行。期間,譚建丞仍一直致力於書法繪畫的創作和研究,與鄧散木、趙叔孺、黃葆戍、張蔥玉等金石名家交往密切,藝術上取精用宏,日臻完善。
建國初,譚建丞在杭州市工商局工作,工餘與黃賓虹、潘天壽、吳茀之、諸樂三、餘任天等談書研藝,西子湖畔留下了他頎長的身影。但1954年譚建丞遭人告發『裡通海外』,而被解職回到故裡湖州。從此至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譚先生長期蒙受苦難,過著底層貧苦的生活,但他對藝術的孜孜追求,始終不改。
1957年,一心向藝術的60歲的譚先生以花甲之年拜大他16歲的張宗祥為師,民間一時傳為佳話。『文革』十年中,譚先生的生活跌入深淵,被羅列了一大堆如『歷史反革命、右派、敵偽分子、CC派頭子的秘書』等罪名,掛牌游街、批斗,清晨掃馬路,晚上寫交代,過著非人的生活。直到改革開放之後,歷史纔還譚先生一個公道,洗去強加在他身上的不白之冤,他在藝術上也重新煥發出青春,篆刻、書法、繪畫、詩詞都達到從心所欲不愈矩的地步。1980年,當代國畫大師李苦禪先生為譚建丞先生題詞:『江南書畫第一擘』,給予高度評價。後人曾這樣評價晚年的譚先生:『譚老平日陳書綴卷,置酒撫琴,居備勤儉,躬兼勞辛,晨煙臨課,暮靄挑燈,酷暑「揮汗」,嚴冬「呵凍」,評品山水人物,鑒別金石彝銘,閑吟得句,采輯詩文。時而捧硯席而筆走龍蛇,意欲所到與意所不及,全不暇顧,如魚相忘於江湖,樂而不知老之所至。誠哉斯藝,進乎道也。』確是寫出了譚先生的坦蕩心情和卓越藝境。1995年5月他百歲生日時藝術界和當地政府為他舉辦了『譚建丞先生詩書畫印學術研討會暨譚建丞先生百歲華誕慶賀會』,劉海粟、劉開渠、王朝聞等藝術大師聯名慶賀,稱頌譚先生是『烏程耆宿,光耀吳越』。12月8日,經歷百年的歷史苦難滄桑,90高齡加入中共的新黨員,與書畫纏綿近一個世紀的譚先生與世長辭。據說,譚先生臨終前親自修改訃告,專門關照家裡人,不驚擾親朋好友,待火化後將骨灰撒在他故鄉湖州的道場山上,書畫精品和一生積蓄錢款贈與浙江省文史館、西泠印社、湖州博物館等單位。
我與譚先生相識於上個世紀80年代初。當時我在桐鄉縣工作,桐鄉與湖州相距不到百裡,所以我知道譚先生與桐鄉上上下下的許多人熟悉,桐鄉的不少年輕人還拜他為師,學習書畫。譚先生待人十分和藹,鄉鎮乾部乃至鄉鎮企業家,想請他題個廠名,求幅畫什麼的,都有求必應。而譚先生也十分樂意到桐鄉小住幾天,說古談今,十分達觀。記得1984年春天,浙江省書協和桐鄉縣文化局發起,邀請浙江篆刻名家到水鄉烏鎮,以茅盾125個筆名以及本名為題材,鐫刻茅盾筆名印集。譚先生以他德高望重和精湛的篆刻水平,理所當然地成為領刻者,並篆刻了『沈德鴻』、『茅盾』兩方印章。當時我們都不大清楚譚老先生豐富的人生閱歷和深厚的藝術造詣,只記得嘉興市和桐鄉縣的領導與譚先生等藝術家交談時,譚先生講的都是當下改革開放的話題,而且思維敏捷,對黨的政策,改革開放的要求清清楚楚。當時我曾很驚訝:87歲的譚老先生怎麼這麼時尚和進步呀!後來與譚先生閑聊時,我們曾問他:您80多歲身體還這麼好,養生有什麼秘訣?記得當時譚先生淡淡一笑,不假思索地說:『吃粥』。他說老年人吃粥好,有利消化。事後我們纔知道,譚先生在粉碎『四人幫』之前,生活常常困頓,有限的定量糧食,無法滿足掃大街的體力需要,只能吃稀飯,一點米放許多水,南方人叫『粥』,水多叫『薄粥』。改革開放後,條件改善了,譚先生卻保持了艱難困苦時期吃粥的習慣。譚先生輕松回答的後面卻有著何等心酸的記憶啊。當時,大家知道譚先生與茅盾是中學同學後,便請他介紹茅盾在中學讀書時的情況。雖然這件事已相隔70多年,但譚先生依然清晰地記得茅盾在湖州府中學讀書時的情景。後來,我專門列了幾個問題去函湖州,向譚建丞先生求教,承譚先生不棄,他於1984年8月23日專門復函,回答我的求教。茲將當時譚先生給我的信公布如下,供文史愛好者和茅盾研究者參考:
只憑記憶謹答如下:
1.茅盾在(進)湖州府中學堂是春天(那時以陰歷正月底邊招生為主,後稱『春季始業』)直到民國改元後,約民三四年始有暑假後進校的,稱『秋季始業』了。
2.那時學堂規模外貌像衙門,大門豎匾(藍底金字)一塊,兩邊木柵欄,上馬石,石鼓凳,前面大照壁,左右兩環洞門,門上磚刻四橫字曰『為國植賢』。招生錄取後『放榜』,就貼在五六丈闊的照牆上,學生名(字)寫得比拳頭還大,榜末一個徑尺餘大榜字大紅筆一圈,學生名上紅筆一點,最末一行『實貼本堂大門』則紅筆一鉤,皇哉堂哉,十足封建。放假或祀孔,考期及學生記過等事則牌示,懸掛門口柵欄內。堂臺、堂長來到乘兩人轎。太尊(湖州府知府)開學時必四人轎來。大廳上排椅桌列坐,教師稱教習也坐。學生立兩邊,後來兩旁排凳也得坐了。滿洲老爺藍翎花翎在堂中立講幾句官話先打轎而去。號房(後稱門房)及齋夫(後稱校役、校工)早備好一頂大帽(冬稱暖帽,夏用涼帽,沒頂子的),在門口執役堂上獻茶站立時都得戴上。唯這位校長沈毓麟年最輕不喜這一套,雖是前清舉人出身卻不受拘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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