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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談壺藝名家
文康 爾
中國的民間藝人，大多隱姓埋名。民間工藝界的行規，也使得民間藝人習慣了默默無聞。比如說，你脖子上掛著塊翡翠，你不知道是誰雕刻的；你腳上穿著雙繡鞋，你不知道是誰的手藝；你吃飯用的青花碗，你不知道是誰制作的；你家裡有張雕花大床，你也不知道那是誰的作品。古往今來，民間藝人大多不在作品上署名，誰知道他是何方高人呢？可是紫砂界卻不一樣了。在一把紫砂壺上，我們至少可以在三個地方看到作者的簽名，一是壺底，二是壺蓋，三是壺把的下方。除了在『文革』那樣的特殊年代，紫砂壺的制作者，從來都是要鄭重其事地署名、不厭其煩地落款的。
雖然，紫砂壺在清代也成了皇家供品。但是，紫砂壺藝界從來就沒有官窯這一說。因此，也沒有出現過用『大清制造』、用『乾隆御制』這樣的官印來取代個人落款的行規。
雖然，紫砂界存在過『合作社』、『紫砂廠』、『紫砂集團』這樣的組織形式，但是，紫砂壺的創作與生產，從來都是以某個人為中心的，海內外的買家、炒家和藏家，也從來都是只認名頭不認單位的。
這一現象，這一工藝美術界的例外，說明什麼問題呢？它至少可以說明，紫砂壺藝界自古尊重壺藝家的個體勞動，自古重視作者意識、責任意識與品牌意識。而對於這些意識的重視，其意義是深遠的。依照魯迅先生的說法，那是『人的自我覺醒』的標志。
在中國，每個行業都有供奉祖師爺的習俗。例如，木匠供奉魯班，郎中供奉華佗，紡紗女供奉嫘祖。如果，某一個行業原本就沒有祖師爺，那也得找一個出來予以追認。
紫砂界追認的祖師爺，特別有意思。那位祖師爺，絕對不會做壺，甚至都沒有到過陶都丁蜀鎮。那個人叫范蠡，就是幫助越王勾踐滅吳復國的范蠡。范蠡跟西施私奔之後，在浪跡江湖的歲月裡，曾經用過一個化名，叫陶朱公。就憑這一點，紫砂人就決定，將范蠡先生追認為祖師爺了。
史學家們普遍認為，陶朱公的陶，與陶器沒有什麼關系。『陶』在春秋戰國年代，是一個地名。那地方，應該在現今的山東省境內。所謂陶朱公，就是生活在『陶』這個地方的朱先生。迄今為止，沒有任何史料能夠證實，范蠡，或者西施，做過陶器，販運過陶器或是開過陶器行。即便如此，紫砂界還是選擇了范蠡擔當祖師爺。
這是行業心理在起作用。紫砂界之所以選擇范蠡當祖師爺，起碼可以說明一點，這一行的老少爺們，對於范大將軍愛美人不愛江山、愛自由不愛王位的浪漫情懷，不僅是認同的，而且是贊許的，甚至是羡慕不已的。正因為紫砂壺藝界自古就有尊重作者、崇尚自由的傳統，在這個行當裡出類拔萃、叱吒風雲的人物，個個性格突兀，人人身懷絕技。在此，我願意為大家介紹幾位壺藝大家。
時大彬：尚理崇文，享譽朝野
時大彬，號少山，生卒年份不詳，大致生活在明代萬歷至清朝順治年間。他是紫砂壺藝界知名度最高的一個人，年輕的時候就已經成名了。
翻開明代的小說，我們發現，時大彬的名字出現的概率非常高。例如，在明末的小說《拍案驚奇》中，就有這樣的描寫：『壁間紙畫周之冕，桌上砂壺時大彬』。意思說啊，這戶人家牆上掛的畫，是萬歷年間著名的花鳥畫家周之冕的大作，而桌子上擺放的壺，是著名的大彬壺。作者凌蒙初企圖以此表明，這戶人家，品位不俗，家底殷實。明代另一位作家金木散人在《鼓掌絕塵》第三十三回中也寫道：『香幾上擺著一座宣銅寶鼎，文具裡列幾方漢玉圖章。時大彬小瓷壺粗砂細做，王羲之蘭亭帖帶草連真。』由此可見，在明代文化人的心目中，大彬壺是品位極高的『雅玩』，是與宣德爐以及王羲之的蘭亭集序一個檔次的寶貝。
時大彬是陶都宜興人。他的文化程度不高，但尊師重教、尚理崇文，非常喜歡結交文人雅士。如太倉學者王世貞，松江名士陳繼儒，都是他特別仰慕、時常拜會的壺友。時大彬不媚俗，他媚雅，他老是不停地變換花招，取悅文化精英。他原來是做大茶壺的，而且做得非常好。當他發現，文人們更愛便於把玩的小茶壺，他便改弦更張，不再做『飲茶』的大壺，專做『品茗』的寸柄小壺了。
在與文人雅士的交往中，時大彬不僅提高了自身的文化素質，也將濃郁的文人氣息，融進了紫砂壺。有句詩是這樣贊美大彬壺的：『千奇萬狀信手出，巧奪坡詩百態新。』意思說啊，時大彬把蘇東坡詩詞中的意境，融進了百態千姿的新壺。
文化人，總愛抒發點思古之幽情。為了滿足、迎合文人的這一情結，時大彬在泥料的選擇和壺型的設計上，十分注意古風、古韻的承載與表現，因而做出來的茶壺，『敦厚』，『渾朴』，『砂粗質古肌裡勻』，深受文人的喜愛。關於這一點，時大彬的高徒徐友泉，自嘆不如自己的師傅。他曾經這樣說過：『吾之精，終不及時之粗』。意思說，我做的茶壺雖然非常精致，但終究比不上時壺的粗放、粗獷啊。
時大彬做的壺，不僅走進了文人的書房，也闖進了皇家的宮廷。坊間流傳過這樣的詩文：『明代良陶讓一時』，『宮中艷說大彬壺』。這些詩文，描述的就是皇親國戚、後妃貴人對於大彬壺的艷羡。
時大彬活著的時候，就有人模仿『大彬壺』。因此，時大彬發明了一種非常有趣的防偽保真術。《揚州畫舫錄》中有這樣的記載：『彬技，指以柄上拇痕為標識。』意思說啊，他用自己的大拇指，在壺把上摁上一個籮箕，做一個特別的記號，以此來區分原作與贗品。
時大彬是個長壽的高人，享年七十有餘。按說，他一生創作的紫砂壺，數量應該是很多的。但是，存世的大彬壺卻非常少。怎麼會這樣呢？經過考證，人們發現，原來許多大彬壺都被時大彬自己給砸碎了。
他為什麼要砸自己的作品呢？因為時大彬是個追求盡善盡美的怪人。史書中有這樣的記載：『每有新作，如不愜意，即行毀棄，雖碎棄十有八九，亦在所不惜。』意思說，只要出現自己不滿意的作品，他立馬就把它砸了。雖然，十把茶壺被他砸了八九把，他也決不吝惜。
把不滿意的作品摔掉，那是需要勇氣的。尤其在作者成名之後，摔掉的可都是黃金白銀啊。他能夠堅持這樣做，確實令人敬佩。時大彬這一驚世駭俗的舉動，為壺藝界帶了個好頭，留下了一個優良的傳統。
據我所知，在時大彬之後，許多壺藝大家都繼承了這一傳統。通常的做法是，每到中秋賞月的時候，壺藝家都會邀請一些文人雅士、各界高人來到家裡做客。茶過七巡，壺藝家就會將自己一年來的創作成果，捧出來請他們鑒賞，品頭論足。最後，評選出幾把公認的好作品來。作為一年的勞動成果，那些壺，或者出售，或者留用。其餘的，也就是次一點的、有爭議的、沒有受到追捧的壺，統統當眾摔掉，一把也不留。『一將功成萬骨枯』。在較真的壺藝界，那也真是『一壺傳世萬壺碎』啊。
從時大彬開始，真正的壺藝大家，沒人願意破這個傳統，破這個行業慣例。也正因為如此，時大彬的傳世之作，都是最好的，沒有較好的。時大彬因此也長期享有『千載一時』的美譽。
陳曼生：不戀官場，酷愛壺藝
陳曼生，清乾隆至嘉慶年間人，名鴻壽，字子恭，另有老曼、曼公、恭壽、種榆仙客等別號一長串。他可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手藝人，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下海做壺的文化人。
陳曼生的本職工作，是當縣太爺。他長期擔任溧陽縣知縣。可是這人太癡迷紫砂壺了，他經常不昇堂、不斷案，偷偷溜到宜興去品新茗、賞新壺。
陳曼生是個纔子，詩、書、畫、印樣樣精通，是『西泠八大家』之一。出版過《種榆仙館印譜》等許多『學術成果』。因為愛壺，陳曼生放下縣太爺的身段，找到紫砂藝人楊彭年、楊寶年、楊鳳年兄妹三人，與他們達成協議，聯合開發紫砂新品。具體的分工是，陳曼生負責設計與篆刻，楊家兄妹負責捏制與燒成。雙方優勢互補、精誠合作，創作了大量的紫砂名壺，並推出了著名的品牌『曼生壺』。
陳曼生與楊家兄妹合作，開創、完善了在壺體上刻字、作畫的工藝。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創舉。因為有了這套工藝之後，無論是文人偏愛的佳句、箴言，還是百姓喜歡的山水、花鳥，都可以刻到壺上來了，從而極大地提昇了紫砂壺的文化含量以及適應市場的能力。
『曼生壺』的風格獨特，內涵豐富。尤其是那些個壺銘，具有很高的文化品位。
壺銘之一：『月滿則虧。置之左右，以為我規。』這是刻在一把半月壺上的座右銘。意思說啊，盛極必衰，樂極生悲，我將這把壺隨身攜帶，放在眼前，作為我為人處世的一個提醒。
壺銘之二：『內清明，外直方，吾與爾偕臧。』臧者，好也。偕臧者，大家都好也。這是刻在一把方貨上的壺銘。意思比較明確：對內，我們親兄弟明算賬；對外，我們講原則守規矩。這樣一來，對我對你都會有好處。
壺銘之三：『笠蔭，茶去渴，是二是一，我佛無說。』這一句文氣更足，雅趣也更濃，是刻在一把斗笠壺上的。者，中暑也。意思說啊，斗笠可以遮陰去暑，而茶湯可以解渴，兩者是一回事還是兩回事呢？佛祖沒有告訴我。平實中透著機趣。
陳曼生寫壺銘，確實堪稱一絕。那些句子既切壺，又切茶，而且意味深遠。
在陳曼生之前，許多陶器上已經出現了銘文，但檔次都不是很高。例如：『扣門三五下，自有出來人。』這是教人懂禮貌的，叫人別一個勁地老敲人家的門。再如：『主人居此宅，可以斗量金。』這是炫耀主人有錢的，沒什麼文化氣息。又如：『上有東流水，下有好山林。』這顯然是句套話，文化含量稀薄。
因為曼生壺上總是刻著精彩的名言佳句，故而留下了『壺隨字貴，字依壺傳』的佳話。
『曼生壺』的落款大多為『阿曼陀室』，而『阿曼陀室』是紫砂壺藝界第一個強強聯合的研發基地。在那兒，陳曼生整理出了一整套制作紫砂壺的圖譜，也就是著名的『曼生十八式』。在該研發基地的大堂裡，懸掛著陳曼生撰寫的一幅有趣的對聯：『青山個個伸頭看，看我庵中吃苦茶。』絕妙地表達了這位縣太爺超凡脫俗的、自鳴得意的心態。
陳曼生還以縣太爺的身份帶動了一批文人墨客、朝野名士，共同關心、一起扶持紫砂業的發展，大大地提昇了紫砂壺的文化品位和做壺人的社會地位。陳曼生對紫砂業的貢獻是別人不可替代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於右任、關山月、劉海粟、陳大羽、馮其庸、韓美林、亞明、唐雲、啟功等現當代的文化名流，都是陳曼生的同道者、後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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