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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倫決定傾全欄目之力讓邱孟煌——這個登上前臺說新聞的小品演員外在的差異化特質內化爲親切、睿智的人格特質和電視傳播符號，即臉上嬉笑怒罵，心裏是非分明。主持人阿丘的名字，迅速躥紅。
3月份的一天，央視新聞頻道編導何萍給北京一家都市報的女記者打了個電話。何在電話裏痛斥對方：“你看過《士兵突擊》嗎，我告訴你，你就是702團裏面編團報的那個傻叉宣傳幹事!”
何是央視新聞頻道一個剛被撤銷欄目《社會記錄》的編導，她的憤怒不僅是欄目被撤銷，而是這家都市報記者在報道中稱“《社會記錄》被撤銷是因爲央視每年底對欄目收視率和觀衆滿意度調查的結果”。
“這是一種羞辱。”何表達的是對欄目死得不明不白的憤怒，她不能容忍欄目撤銷的原因被這樣解釋，而她的同事們卻是另外一種憂傷——實際上《社會記錄》被撤銷的消息，早在1月中旬就已悄悄傳開。
1月14日這一天，何的一位同事在博客裏留下一篇題爲“天使折翼”的帖子，說想哭，哭不出來；另一位女編導則留下一首詩：空氣漫過了，沒有氣息，時間經過時，突然停了，這羣人很悲傷。一位還沒來得及簽約的編導則在博客裏寫道：我家的《士兵突擊》很照顧我的感情，一到14集就卡殼……
《士兵突擊》第14集是鋼七連解散。從2007年下半年開始，《社會記錄》製片人李倫就強烈推薦大家看這部電視劇。彼時央視剛開始大張旗鼓地清理黑工，相當一批數量的未簽約員工被迫以各種方式離開了節目組。大家判斷李的用意，是讓團隊學習這個片子主流價值觀創新表達的同時，進一步凝聚工作之上的價值觀共識。
三個月後，《社會記錄》被宣佈撤銷。事後回想起來，何萍感嘆一語成讖。雖然新聞頻道改版的風聲早有耳聞，但每一個《社會記錄》的人都沒能想到，這個開播近五年的欄目，恰和鋼七連的結局一樣。
意外之死
《社會記錄》的第一期節目，開播於5年前的2003年5月1日，其時恰是央視新聞頻道試播出的第一天；最後一期節目，播出於2008年春節前的1月31日，也正是新聞頻道開播5週年的前夕，這期名爲《驗房師的故事》的節目甚至連製作完畢的下集都未能播出，欄目就戛然而止。屈指算來，這個日播深度報道欄目，在CCTV新聞頻道上播出了1000餘期節目，一共存活了1730天。
一位知悉內情的央視內部人士說，按照央視公示的欄目生存規則，每個季度都會有綜合指標排名，這個指標包括收視率、專家意見和觀衆滿意度等綜合數據，再加上相應的播出時段係數，成爲央視考評每個頻道節目的決定性依據。進入頻道倒數三名範圍內的，會被黃牌警告，連續兩次獲警告，欄目會被拿下。
央視官方也自始至終沒有公開宣佈過《社會記錄》撤下的原因。從記者獲得的新聞頻道開播5年來季度考覈綜合指標數據來看，頻道20個左右節目中，社會記錄幾乎每次都在前十名之內。
《社會記錄》主持人阿丘在接受上海《新聞午報》採訪時，提出了欄目被撤銷的一個說法，是因爲“時效性不夠強，和新聞頻道的定位不符”。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社會記錄》在新聞頻道消失的一個月後，同樣是上海的媒體，2月底出版的《新聞記者》雜誌刊登了一篇名爲《社會記錄，真在記錄社會》的文章。文章說：“不管是硬新聞還是軟新聞，遠的像衡陽大火、佘祥林案，近的如肖志軍拒絕簽字、陝西華南虎照片真假，《社會記錄》往往搶在CCTV所有欄目之前甚至在CCTV獨家報道。”
作者感嘆：“它的LOGO，只是一塊小小的拼圖。當我面對鳳凰衛視和報刊的同行還有非同行觀衆，虧得這塊拼圖，減輕了一點點我內心的恐慌。”
這篇文章甚至比較了同屬央視新聞評論部的《社會記錄》和《焦點訪談》兩檔節目，覺得“《焦點訪談》是文，《社會記錄》是筆。有韻爲文、無韻爲筆，《焦點訪談》韻文居多，有人覺得專事歌頌；《社會記錄》是筆記、是小說，編輯、記者和阿丘都有些蒲松齡、紀曉嵐的神韻。理想狀態，《焦點訪談》監督政府，《社會記錄》價值重估。”
文章的作者，是時任《焦點訪談》主編的莊永志。
偶然之生
在何萍的記憶中，《社會記錄》的出現純屬偶然。2003年5月1日新聞頻道試播，此前一個月，頻道整體方案上報到中宣部和國家廣電總局，一位主要領導提出新聞頻道應該有一期紀錄片節目，《社會記錄》由此而生。在央視一個著名的紀錄片欄目《生活空間》(《百姓故事》的前身)拍了近10年老百姓的李倫，得以競聘成爲這個新欄目的製片人。
“在央視這棵大樹下，成爲一個欄目的製片人，就意味着弄了一塊地做小地主，有了種什麼和怎麼種，以及請什麼人來種的相對自由。”原南方報業集團記者姚一五，在《社會記錄》開播不久後即應李倫之邀北上加盟，多年後如此評價李倫和《社會記錄》剛開播時的情形。
39歲的李倫，一頭長髮，見人先帶三分笑，在新聞評論部以做人低調和好脾氣著稱，以致剛開播的時候，欄目組裏新來的實習生們總把這個點頭哈腰的製片人誤作打雜的司機。但後來，這個精瘦的北京人很快就讓大家見識到了他的狠勁。
對李倫來說，2003年的4月是個紛亂繁忙的季節，忙着攬人，找辦公室，籌備開播，幾個從《百姓故事》出來的老編導和一幫實習生成爲這塊地的首批長工，何萍也在此時得以進入這個新欄目工作。
《社會記錄》這個名字其實也是偶然。李倫回憶，開始想過一系列名字， “新記錄”、“鏡面”，甚至“世說新語”、“世語新說”等等，李倫希望借這些現在看來也還相當另類的名字，表達一種有別於央視常規語境的視角：最後，時任新聞評論部主任的樑建增定下了“《社會記錄》”這名字，樑同時給李倫找來的主持人邱孟煌定了一個後來迅速竄紅的名字：阿丘。
如同欄目的名稱一樣，《社會記錄》的LOGO，也有過諸多選擇。開始試圖用一個迷宮圖案，最後確定下來的LOGO，是一塊“拼圖”，每天晚上準時出現在央視新聞頻道屏幕上阿丘背後的淡藍色佈景上。但李至今覺得這個使用了好幾年的“拼圖”LOGO，還是未能準確傳達出這檔節目蘊含的意味。
他最滿意的，是片頭曲音樂，這首曲子至今保存在李的手機裏。這首猛一聽有點像天氣預報音樂的曲子，創作者是演員周迅的音樂製作人曾雨。李記得曾向對方如此描述他想要的音樂標準：要現代、清新，又不要像《新聞聯播》那樣情緒太強；要有行進感，又不要像《焦點訪談》那樣強勢……
“我只記得那時我特痛苦，幾乎沒一個人能清晰理解我的意思。其實到現在我才知道，我那時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想要表達什麼，但我知道我一定不想要什麼。”
似乎是巧合，《社會記錄》最後一期節目和最初一期節目，都是包老片。所謂包老片，是將其他欄目已經播出的節目重新加工播出，這是電視圈內經常出現的應對播出方法，術語叫資源再生，說白了就是廢物利用。
《社會記錄》的編導們事後回想時開玩笑說，節目雖然和新聞頻道同生未共死，和包老片卻是共始終。如果說最後一期節目包老片，是當時欄目已確定撤銷，無力再組織生產新節目，那麼在2003年剛開播時，包老片的節目持續了近半年時間，則和當時的節目播出時段和欄目定位息息相關。
《社會記錄》剛開播時的廣告詞是：“不看不睡”，言下之意是對不起您，我們這個節目實在太晚了，看完了您也就該睡了——時段定在央視新聞頻道晚上11點40分播出。毋庸諱言，在收視率和廣告價值上，這幾乎是個令人絕望的時段。
在那個時候，《社會記錄》還只是試播出，隨時可能因綜合指標不達標而拿下。爲了在殘酷的節目競爭中求生存，《社會記錄》一開始就確立了別具一格的講故事模式，這一點從此時另一個已近俚俗的節目廣告語可見一斑：“你看了嗎？你聽了嗎？百姓民生，我指給你看，凡人小事，我說給聽。”
但這種坐吃山空的日子顯然不是長久之計，儘管也間或做過少量原創新聞片，半年後，《生活空間》和《百姓故事》時代的老片已經快包光了。2003年國慶，節目組全體成員在香山開會。和姚一五一樣，前《南方週末》記者趙世龍此時也應邀北上，時任《社會記錄》編委，香山會議上的激烈爭辯給趙留下了深刻印象。這次會議後來也被稱爲是節目組的一個關鍵轉折點。
李倫讓豎起一塊大黑板，團隊裏每個人把希望《社會記錄》承載的東西，歸納成一個詞後寫在上面，不斷擦掉重複和接近的概念，合併同類項到最後，只剩下當時剛被邀請到欄目工作的作家王開嶺提出的良知和審美兩個詞。而趙世龍則強調社會記錄一定要做原創新聞，要把新聞“織細織密”，趙的火爆脾氣和大嗓門，也給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香山會議後，良知和審美這兩個詞，能否成爲這個跌跌撞撞的新欄目的價值觀共識，還在爭議中，隨後的衡陽11?3大火迅速點燃了這羣團隊的新聞熱情。在央視所有欄目組裏，《社會記錄》最早到達現場，並率先發回一系列專題報道。在收視率和美譽度上，《社會記錄》第一次嚐到了甜頭。
但在隨後發生的河南黃勇案和開縣井噴事件中，《社會記錄》碰到了和兄弟欄目同質化競爭的問題。在大家都能做的新聞中，當日播出時段佔盡劣勢的《社會記錄》如何搶佔制高點？《社會記錄》的優勢是事實傳播還是價值探討？做新聞開掘還是評論梳理？李倫的焦慮使得《社會記錄》的腳步陷入了猶疑，趙世龍隨後也離開了節目組。姚一五回憶，被一把大火點燃的新聞熱情，在隨後的開縣井噴事故里又迅速泄了氣。
恰在這時，原新聞評論部副主任陳虻提出了評論空間的問題，這個電視業界聲名卓著的大佬，是李倫在《生活空間》做編導時的製片人，也是《社會記錄》的分管領導。陳認爲《社會記錄》還是應該以做新聞爲主，以評論爲主打的路不好走。李倫回憶，這個老領導的理由很簡單，但很準確：既做評論不能只說四平八穩的道理，而在央視這個平臺上又必須遵循話語的平衡。
在一年後的新聞頻道第一次改版中，另外一個主打評論的節目《央視論壇》停播，似乎坐實了陳虻的隱憂。
2004年春節後，在凱瑞大酒店的一次會議上，焦慮的李倫如此評述新聞頻道的諸多節目：《焦點訪談》有其輿論監督的看家寶，《共同關注》有采訪部的獨家支撐，《每週質量報告》有曝光食品安全的殺手鐗，《法治在線》有和警方長期合作的良好資源，那麼《社會記錄》的核心競爭力在哪裏？
阿丘式道路
在電視業界專業人士看來，主持人是電視節目的符號，也是節目價值觀的承載者。姚一五覺得，社會記錄主持人阿丘這張臉，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起到解構CCTV的作用。
而根據李倫的描述，當初對這個欄目主持人的設想，其實是想找一女孩，在演播室裏能率性地哭，敢咯咯地笑，在找阿丘前，他曾找過無數人來試鏡，包括現在的《新聞調查》記者柴靜，甚至想過電影演員陶虹——那時李倫剛看完她主演的《空鏡子》。
最後，這個廣西南寧的小品演員邱孟煌來了。試錄節目是在中華世紀壇下面的新聞頻道演播室，何萍的同事陶華當時在現場，聽到陳虻邊看邊點頭，說這個人一定會火起來，理由很簡單，這個小個子有觀衆緣。
但剛試完鏡的邱一頭汗，李叫住了全無自信的他，說別急着走，留下來試試。陳虻所說的觀衆緣，李倫理解，是央視語境下一種有別於其他常規欄目的平民語態，而邱孟煌恰好長得很家常甚至有點“歪瓜裂棗”，普通話不那麼標準甚至有點南腔北調，姿態不那麼義正詞嚴。
這種和央視主流語態刻意差異化的特質，也是爲晚上11點40分的播出時段度身打造。李倫決定傾全欄目之力讓這個登上前臺說新聞的小品演員外在的差異化特質內化爲親切、睿智的人格特質和電視傳播符號，即所謂：臉上嬉笑怒罵，心裏是非分明。
節目裏的每一句話，甚至每個標點符號，都是由編導事先寫好，反覆修改，邱孟煌要做的，是坐在字幕提示機前，聽從監控臺前編導的指令，根據每期節目的內容，盡好一個演員的本分。這個時年35歲的廣西男人邱孟煌，從此成了央視主持人阿丘。
對一個非直播的錄製節目而言，很難說這種電視手段的技術化包裝在當時有什麼後患。假以時日後，事實上也收到了陳虻所預期的觀衆緣效果。何萍回憶，欄目組裏收到了大量寫給阿丘的觀衆來信，多有對這個小個子主持人的機靈睿智和能說會侃的驚歎，“阿丘老師，您太了不起了，每一句話說出來來都是警句啊！”
這種包裝的成功也贏得了業內的部分讚許，2006年5月在北大新聞學院召開的《社會記錄》開播3週年研討會上，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新聞學教授展江甚至以“電視節目主持人裏的葛優”來比喻阿丘。阿丘本人則在央視國際的一篇帖子裏，感嘆自己其實只是一隻鼠標，“脊樑上有無數的人來點擊和操縱”。
在成功包裝出來阿丘這個非主流標誌性符號的同時，李倫也爲《社會記錄》贏得了一個非主流的操作空間。在央視的語境下，一些話放在羅京的嘴裏決不能說，但從阿丘的嘴裏，以這種稍顯另類的方式說出來，既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也往往會得到體制的寬容。“領導會想，這是阿丘說的嘛，不要緊，又不是白巖鬆和羅京。”有人如此戲言。
到了2005年的時候，社會記錄在新聞頻道的生存已經不是問題，但接下來出現的一個情勢是：從選題篩選到方向解讀，節目內容都不得不和阿丘這個非主流意識形態的欄目符號相匹配，越來越強化其民間立場和微觀敘事，呈現出遊離於主流之外的邊緣化色彩。王開嶺的一句名言是，“我們就是要飯碗裏養金魚，就是要被窩裏孵恐龍”，而姚一五的憂慮則是，這種當初處於生存策略化考慮的阿丘模式，會不會慢慢成爲欄目發展和轉型的一個瓶頸。
在開播3週年時，《社會記錄》在北大新聞學院展播，有學生感嘆，仔細看每一期節目的名字，報道佘祥林案的《油菜花開》、天津醫療事故盲童案的《你的眼神》、記錄都市人羣生活狀態的《地鐵陌生人》、近似文化寓言片的《一隻特立獨行的羊》等等，串起來都像一首詩。與之相比，《新聞調查》的每個片名，都像是一篇社會學調查報告的的論文提綱。
鳳凰新媒體評論頻道主編彭遠文曾在《社會記錄》做過兩年編導，他形容《社會記錄》：用一個字是“偏”，兩個字是“邊緣”或“異數”，三個字就是“非典型”了。“這些詞既沒有褒義也沒有貶義，放在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意義。比如從新聞專業主義的角度說，這種偏有時候就不夠堂堂正正；從央視這個平臺來說，這種偏就顯得意識形態味道比較少。”彭如是表述。
與此同時，被不斷強化另類色彩的《社會記錄》節目本身，隨着其影響不斷擴大，首播播出時段也逐漸前移，開播一年後就從晚11點40分前移到11點30分，到2005年5月1日新聞頻道第一次改版時，大幅前移到晚間10點05分，這意味着《社會記錄》已經進入和2年前天壤之別的晚間黃金時段了。
這次調整之突然，讓《社會記錄》團隊一時措手不及。一次編委會上，王開嶺甚至表示不希望時段提前，因爲在這個黃金時段，以前阿丘可以說的話都不合適說了。成長中的《社會記錄》，開始面臨自身的另類色彩和央視語境之間的自洽問題。
(本文來源：人民網 )
陳虻在10年前開創的《生活空間》，通過“講述老百姓的故事”創造了中國電視業界的一個神話，業界對其口碑是,這個欄目爲後人留下了一部小人物的歷史。李倫承認，《社會記錄》的精神氣質，部分源於《生活空間》，他希望《社會記錄》能秉持和傳承這種民間立場和微觀敘事的價值取向。一個玩笑是，如果《社會記錄》獲准可以採訪某位高官，採不採？李倫的態度是，不採，理由是：“這樣的節目，我媽不愛看。”
陳虻擔心，10年前的《生活空間》選擇了一條非主流意識形態的道路，但不是做新聞，而是通過記錄小人物的命運來承載這個使命，《社會記錄》未必能複製，因爲在新聞頻道播出的《社會記錄》，做的是以社會事件爲主打的社會新聞，而社會事件有主流意識形態所規定的價值方向。姚一五理解，這就是“喉舌”的功能，即便如《南方週末》，做“喉舌”也是需要技巧的。
李倫並不認爲他試圖挑戰主流意識形態，他一直強調《社會記錄》是社會的建設者，而《社會記錄》多年來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不過就是迴歸基本的新聞常識。李的朋友，央視法制專題部主任錢蔚也認可李這個看法，在一次研討會上，她認爲迴歸了常識的《社會記錄》是“孤獨的勝利”。姚一五理解，錢蔚所說的“孤獨”，是指《社會記錄》對選題的選擇，敘述語境和思維方式的自我。
文化學者摩羅後來評價說，《社會記錄》的一個重要關注點其實是社會學上的“底邊弱”：社會底層、邊緣人羣和弱勢羣體。
2005年，《社會記錄》播出了一期反映甘肅髮廊女不幸命運的片子《日記》上下集，錢蔚看了爲之淚下。參與《日記》拍攝的彭遠文回憶，接受採訪的人民大學社會學教授潘綏銘看到節目後又吃驚又興奮，央視居然會播這樣的內容。
儘管《日記》後來受到了批評，但李倫並不承認外界所指稱的《社會記錄》的邊緣和另類，只不過覺得自己是秉持一種區別於常規宣講模式的敘事立場，而目標是一致的。“你能說黃靜之死和佘祥林事件是非主流嗎？採擷到新聞事件中的人性閃光點，其實是真善美。”他說。
李倫承認，《焦點訪談》主編莊永志對《社會記錄》的定位歸納極爲準確，那就是價值重估。事實上《社會記錄》很少做《焦點訪談》式的輿論監督，用李倫特意撰寫的一段話說，是不斷“發現鮮活的社會現象(準狀態)，通過價值重估，努力爲觀衆提供獨立思考和判斷的可能”。
欄目主編王志安更喜歡用另外一句話來表達這個價值重估的概念，那就是“《社會記錄》試圖呈現轉型社會的價值觀衝突”。檢索5年來的節目，這種價值重估的努力，其實是通過講述故事的敘事語態和紀錄片品質的新聞現場影像相嫁接的技術手段，逐漸獲得了業內認可。
在《三聯生活週刊》副主編李鴻谷看來，新聞不過是認識世界的一種工具，《社會記錄》的核心競爭力，是能在每一期節目裏把“屁大點的事情做出像《焦點訪談》那樣的影響力”。展江提出《社會記錄》“在媒介這麼一個名利場裏，成功地爲大衆爭取到了部分話語權”。北師大傳播系主任于丹感嘆節目“解讀的空間大於事實的發佈”，這個以鐵嘴著稱於傳媒圈的女教授甚至認爲，《社會記錄》在“傳播一種可傳播的思考”。
這些業內專家的溢美之詞，能讓人得到幾分安慰，但很難消解欄目面臨的現實問題。被《社會記錄》嚴密包裝出來的阿丘，紅起來後，慢慢成爲央視系統內的一個共享資源，模糊掉了原先刻意打造的《社會記錄》色彩，姚一五所擔心的主持人瓶頸問題，迅速顯現出來。在北大新聞學院召開的3週年研討會上，有過民營電視製作公司經驗的北大新聞系副教授阿憶對李倫曾談到，央視讓阿丘和娛樂節目主持人畢福劍，和高矮懸殊的張泉靈一起主持節目，實在是個敗筆。
另外一個問題是，從2005年開始，伴隨着新聞頻道第一次改版，輿論環境也慢慢改變，新聞類輿論監督類節目統統上收到《焦點訪談》欄目。原新聞評論部主任樑建增有句名言：“《焦點訪談》在當下的中國，只能做13分鐘。”王志安曾在《南方電視研究》上著文，稱樑這句話爲準確點出了當下輿論監督節目的時代困境，意即再往下說，就會涉及到當下很難解決的體制問題。
新聞頻道的各類新聞專題節目隨之馬上面臨急劇轉型。
除了《法治在線》一如既往地打造“央視警務報道”外，一度躍躍欲試做深度報道的《共同關注》轉以慈善和公益節目爲主，兩年前一度引起轟動的《每週質量報告》則從不良產品的曝光臺，轉向宣揚優秀產品質量的平臺。另一個不太引人注目的跡象是，央視的深度報道王牌欄目《新聞調查》，不久後也被從央視一套悄悄轉移到新聞頻道播出。
彭遠文感慨，彼時《社會記錄》的處境，是進則被體制所同化，退則被主流所邊緣化。對內是臺內輿論環境的急劇變化，對外是主持人講述故事的模式被克隆後，一夜之間各地電視臺出現了大大小小的阿丘。
“精神明亮”的日子
從羊坊店路115號到羊坊店西路9號京門大廈C段637，是一條不到150米長的馬蹄形衚衕。前者是原央視新聞評論部南院工作區，後者是《社會記錄》的辦公室。每期節目，從選題策劃到前期採訪、後期編輯、審查通過和合成播出，《社會記錄》的編導需要在這條馬蹄形衚衕上奔波無數次。
2006年下半年開始，這條路走得越來越艱難，困境也不單是輿論環境的變化。從這一年開始，央視開始消減節目製作經費，新聞頻道諸多欄目紛紛開始轉向演播室節目形態。
社會記錄每一期的節目製作經費是16000多元，李倫仔細算過一筆賬，堅持做深度報道，就必須出差去現場調查，費用和做純粹的演播室節目完全是兩個概念。另一個無法避免的龐大費用支出是斃片損耗，而社會記錄的情況是差不多每十期節目就得準備一期無法播出。
李倫的另一個苦衷是人力資源問題。難以置信的是，這個時長25分鐘的日播深度報道節目，每天的單集播出量在新聞頻道位居前列，但開播五年間，真正能在採編一線幹活，進入央視企聘編制的編輯記者，只有區區9個人，欄目組不得不通過相當數量的編外人員幹活，來維持欄目運轉。在央視大規模清理黑工前，一個有點諷刺的現實是，社會記錄負責招聘這些員工的職員，本身也就是央視語境裏的黑工。
即便是如此，身爲製片人的李倫，從未想過去對上尋求體制的資源和支持，他自承是一個優秀的主編，但未見得是一個優秀的製片人，興趣始終是做敬業的生產隊長，帶領和監督長工們種地。但這個地主事必躬親，他對每一期片子在質量特別是敘事結構上的苛求，成爲每個長工的噩夢。何萍的MSN名字，在很長一段時間，都叫做“登陸諾曼底”，在她看來，每交完一個片子，基本等於脫掉一層皮。彭遠文的一個遭遇是，曾經耗費了近四個月時間反覆修改一期片子，他承認這種後期加工階段的“殘酷”，在那個極端時刻，幾乎讓他開始懷疑人生的意義。
這種苛求也會引發關於效率的爭議。姚一五覺得，李的這種做法，源於他漫長的紀錄片拍攝經歷，更適合出作品而不是產品，也會損傷新聞產品本身所必須的時效。
何萍的同事劉麗喬，則喜歡用四個字來歸納社會記錄的現狀：活累錢少。在2007年初央視第二次消減節目製作經費後，《社會記錄》的普通編導，平均月薪是5000元左右，如果不能及時交片，則只有靠每月不到2千的底薪乾熬。
而熬夜是包括實習生在內的每個編導的基本功，劉麗喬印象最深的社會記錄工作經歷是，多個女編導都曾累暈倒在辦公室。《社會記錄》每期片子的素材基本在15盤左右，60分鐘一盤帶子，刨除主持人阿丘出鏡的演播室時間8分鐘左右，25分鐘節目剩下17分鐘左右新聞畫面，需要從900分鐘素材畫面裏一幀一幀篩選，這種繁重的紀錄片式日播新聞生產方式，讓一位後來調到其它欄目的攝像感嘆不已，換到新東家後，他每期節目只需拍不到5盤帶子就完事了。
而李倫渾然不覺，只要往非線機器前一坐，這個39歲的男人馬上神采奕奕，他性格中的理想主義一面，在這個時候完全顯露出來。何萍回憶，欄目組最困難的時候，李倫喜歡沿用王開嶺的一篇文章，要求大家做“一個精神明亮的人”。爲了方便改稿審片，這個有家有室的北京人，五年來一直租住在辦公室附近的一居室裏。
這個被員工們稱爲有着一顆“敏感的心靈”的製片人，這種類似“精神生產力”的做法，也會引來編導們背後的抱怨，姚一五則喜歡嘲笑他是另外一個麻原札幌。《社會記錄》消失以後，已經調到另外一個節目組的陶華感嘆，現在才知道央視記者的滋味，而她的前同事彭遠文則感嘆，恐怕在央視很難再找到這種清教徒式的運作體制了。
但這種“精神生產力”的作用也不可小視，檢索央視國際的節目單，會發現社會記錄其實是死於高潮。
在度過2007年7月的清黑工事件後，《社會記錄》這一年最爲極致的報道，出現在陝西華南虎事件中，《社會記錄》創紀錄地製作了6期新聞專題片。在隨後的孕婦李麗雲死亡事件中，也先後製作了4期新聞專題片。對於一期日播深度報道專題欄目來言，這種速度和頻率，已經趕上了新聞頻道整點新聞的時效。
也恰在半個月後，還沉浸在高度快感上的《社會記錄》團隊，就聽到了欄目被撤銷的消息。
風水
《我叫劉躍進》裏面有句話，任何悲劇拆解開來，都是一地喜劇。
《社會記錄》的最後一次年會，是以一場婚禮結束的。兩個社會記錄的編導在這場最後的聚會上奉子成婚，本該喜慶的場合還是有人哭出了聲，何萍抱着一個老編導趙文忠的孩子給大家敬酒，說這是“鋼七連”的下一代。
何萍說，《士兵突擊》裏的鋼七連解散後，連長高成和士兵許三多在內都有了不錯的去處，其實社會記錄也挺像，社會記錄消失的同時，新聞評論部撤銷，李倫調任《新聞會客廳》製片人，主編王志安升任新創欄目《新聞一加一》的執行製片人，阿丘轉任《共同關注》主持人，其他人大多調入現新聞專題部的其他欄目。
李被這些散居各欄目的舊部們戲稱爲校長。
從公開的資料看，《社會記錄》被撤銷的央視內部背景，是開播近五年的央視新聞頻道進行調整和改版，同一批被拿下的，還有包括《時空連線》等其他一些欄目。稍顯奇怪的是，這次新聞頻道調整，央視沒再像2003年開播和2005年改版時那樣進行大規模推介宣傳。
儘管還是有憂傷，在李倫看來，一個電視臺裁撤一期節目，不過如一份報紙調整一期版面一樣，本身無可厚非。讓他得到一些安慰的是，央視新聞中心主任樑曉濤曾在內刊上著文說明了一些情況：“當調整成爲大局，某些不盡人意便難以避免。那些早已聲名遠揚的欄目，離開了。你我內心的難受決非難過二字就能涵蓋，由此涉及到的兄弟姐妹們，我向你們鞠躬致謝。”
姚一五感嘆，這就是在央視這棵大樹底下種地的系統性風險，水稻栽得好好的就讓平了種玉米，不定那天就被徵收回去蓋別墅了。
《社會記錄》撤銷後，《新聞調查》搬進來了它在羊坊店西路9號的原辦公室，5年來，加上《社會記錄》，已經先後有三個在這裏辦公的欄目最後消失了。李倫每次開車經過這條馬蹄形衚衕，總是忍不住會搖下窗子，看看這個傳說中“風水不好”的地方，這個奮鬥了1700多個日日夜夜的地方。
(本文來源：人民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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