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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是活躍在外交舞臺上的一羣熱血青年，他們是輾轉在境外硝煙中的一支青春勁旅。他們的足跡，曾經鐫刻在剛果(布)、剛果(金)、伊拉克、阿富汗的廣袤大地上。爲了祖國的利益和尊嚴，也爲了世界的和平與安寧，他們曾孤軍深入援救醫療隊、臨危受命解救中國人質、甘心做阿富汗復館工作的“人梯”……
對他們個人來說，在戰區的時光無疑是人生中最濃墨重彩的一筆；對祖國來說，他們的工作是中國作爲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在越來越多的國際事務中發揮作用的見證；對於那些正陷於戰火中的人民來說，他們展示的，是中國人民的濃濃友情。
在“五四”青年節到來之際，本報編輯部特地編髮這組報道，並向年輕的外交官們致敬。
楊濤：駐阿富汗使館復館的人梯
1994年，外交學院畢業的楊濤進入外交部工作。同年，中國駐阿富汗大使館因當地不斷升級的戰爭而暫時撤館。
2001年12月，楊濤忽然接到一個緊急電話：“參加張敏領導的6人復館小組，儘快趕到阿富汗。”從2001年12月到次年2月初，爲了在“百廢待興”的狀態下迅速復館，楊濤度過了他一生中最累的58天。
是中國人給我們帶來了魚
“出發前，我們只知道要面對的是一個被戰爭摧殘得面目全非的國家。1994年撤館後，信息隔絕，我們不知道館舍還能不能使用，當地有沒有人幫我們。”由於中國駐阿富汗使館距總統府僅一牆之隔，因此在戰火中經常處於風口浪尖。“聽撤館前的同事說，他們曾親眼看見一枚導彈往使館主樓飛，所幸沒有爆炸。”
這些情況讓小組出發前就作了最壞打算。爲了確保能在阿富汗正常生活，光羽絨服、復館物資、安保物品就帶了40個紙箱。“但是，直到飛機從伊斯蘭堡起飛時，我們都還不知道自己要在哪裏過夜，所以還帶上了睡袋。”
儘管事先有思想準備，但當小組於2001年12月19日抵達阿富汗首都喀布爾時，館舍的慘狀仍然讓楊濤傻了眼。“樓外全是彈眼，窗戶上掛着黑色的棉被，樓頂還有一個巨大的彈坑。屋裏除了1994年留下的沙袋外，東西都被搶走了。”此情此景讓每一個人心酸，大家立刻投入到復館工作中。第二天，使館上空就在8年後第一次飄起由中國外交官親手升起的五星紅旗。
“我們在阿富汗的第一夜，是在使館旁的一家賓館度過的。”楊濤說。由於年久失修，這家曾經的五星級賓館在天寒地凍的12月卻沒有暖氣供應，還經常停水停電。但在復館期間，阿富汗人對中國的深厚友誼卻一次次感動着楊濤，讓溫暖始終與他相伴。
“我們下飛機時，阿富汗還是個沒有走出戰亂的國家。《波恩協議》尚未執行，北方聯盟、美軍和塔利班殘餘等各種勢力都雲集喀布爾，路上隨處可見裝甲車、重兵器和揹着火箭筒的人，晚上更是槍聲不斷。”楊濤告訴記者，在當時的危險局勢下，是身後的“祖國”保證了復館的順利進行。
爲了聯絡地方官員，小組經常要出門訪問，但安全問題卻從沒給他們帶來困擾。“在阿富汗，無論哪派武裝都對中國人充滿感情。”楊濤說，因爲當地流傳着一個美麗的傳說。很久以前，阿富汗是沒有魚的，是修水壩的中國人把魚帶到了這裏，從此阿富汗纔有了魚。他回憶道，每當小組出門時，街上的阿富汗人看到中國國旗總會親熱地湊過來，把這個故事講給他們聽。“西方國家的大使出門，一般會帶上兩卡車衛兵。”他驕傲地說，“我們卻不用任何特殊措施，因爲‘中國’的效力勝過防彈衣。”
“儘管雙方8年沒打交道，但阿富汗新政府的官員說起中國，沒有不豎大拇指的。他們聽說我是爲中國復館而來，都反覆告訴我只有中國在阿富汗沒有利益，只有中國人沒欺負過阿富汗人。”有了當地官員的積極配合，小組不僅順利見證了阿富汗臨時政府成立這一歷史性時刻，他們爲復館所做的努力也終於在次年2月“開花結果”。
來接我們的只有地雷、狙擊手和一輛車
儘管有“人和”作保證，但既不佔“天時”也不佔“地利”的客觀境況依然讓復館任務阻力重重。因爲，復館不僅意味着館舍的修復，更重要的是要與阿新政府建立聯繫。但曠日持久的戰爭已經打壞了電網，一切現代通訊手段都陷入癱瘓；頻繁的政權更迭，又讓小組與新政府之間連個牽線人都沒有。
面對橫在眼前的不利因素，楊濤和同事們爲了當好這架“人梯”，決定以最原始的方式接觸。
“過去，我只能從新聞、報紙和電話中看到一個戰亂的國家。但到了阿富汗才明白，戰爭對基礎設施、國家機器的破壞能達到怎樣的程度。”楊濤告訴記者，當時喀布爾與外界聯繫的渠道，只有一個70公里外的美國軍用機場。當小組乘坐聯合國的16座小飛機降落的時候，迎接他們的，只有遍佈狹窄道路兩旁的地雷、美國的狙擊手和一輛新政府派來的車。
“當時阿新政府剛剛成立，人心惶惶。車子把我們從機場送到使館後，就再沒出現過。”他說。爲了儘快與新政府恢復接觸，第二天上午，小組乾脆自己找了一輛車，繞過滿街的線、旗子，冒着遭遇地雷的危險，去了阿富汗外交部。
“但是，因爲沒有電話系統，你在去之前根本不知道要找的人在不在。”楊濤說，找不到人是家常便飯，又沒有電話、手機，怎麼辦？“爲了不漏過任何聯絡的機會，沒說的，坐在那兒等！有時一等就是一天，第二天接着去。”
就是這樣的鍥而不捨鑄就了一系列輝煌“戰果”：在復館小組的推動下，卡爾扎伊在政權成立後不到兩個月，就對中國進行了訪問。2002年2月，中國駐阿富汗大使館也順利恢復了運作。就在新一批使館人員前來阿富汗交接工作一週後，楊濤卻與同事們一道，悄然離開了阿富汗。
回首這段“人梯”歲月，已經是外交部國際司安理會事務處處長的楊濤滿懷深情。它也許並不驚心動魄，但瑣細與堅韌同樣值得珍藏，因爲它們纔是人生的底色。
蔣旭：爲了人質的命運
2005年1月20日晚上10時，剛完成中國駐伊拉克使館復館任務回國才4個月的蔣旭接到外交部電話：“你的護照還有效嗎？”
蔣旭立刻明白了自己的使命：參加由時任亞非司司長翟雋爲首的3人工作小組，趕赴伊拉克解救人質。蔣旭當即趕到外交部查航線，“要以最快的速度趕到伊拉克！”
“用我們換也要把人質換回來”
2005年1月18日晚，有報道稱8名中國公民在伊拉克被劫持。
人質事件發生後，外交部、中國駐伊使館立即與伊拉克臨時政府及當地上層宗教人士廣泛接觸，並聯繫了在中東很有影響力的半島電視臺和阿拉比亞電視臺。北京時間2005年1月19日零時、上午5時、下午1時，翟雋先後3次接受電視臺的連線採訪，指出被劫持者是普通中國公民，呼籲劫持者儘快釋放人質。
1月20日晚，外交部又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由翟雋率領特別工作小組趕赴伊拉克，靠前指揮、解救人質。
21日，小組立即取道法蘭克福飛抵約旦首都安曼。23日，工作小組終於搭乘每天唯一一班航班抵達巴格達。一個小時之後就傳來消息，有人通知中國使館接人質的時間和地點，還提供了8名人質所處位置的信息：距離巴格達100多公里的遜尼三角地帶。
去還是不去？這消息準確嗎？萬一是個陷阱怎麼辦？
組長翟雋很堅定：不管是真是假，都得去一趟。我們的任務不就是安全解救這8名中國公民嗎？蔣旭說，當時翟司長的話讓人印象深刻：就是用我們幾個人換，也要把這8名人質換回來！
時局混亂，小組及使館工作人員戴着鋼盔、穿着防彈衣，在使館武警的保護下立刻前往遜尼三角地帶，爭取與劫持者正面接觸。在一處清真寺裏，他們與幾位當地宗教人士和武裝分子見了面，經過一番交涉，劫持者終於同意把8名人質交給工作組。人質在清真寺一看到中國人，就知道自己有救了，他們從驚懼轉爲激動。
蔣旭和同事們把這8人安頓好，迅速護送他們回國。爲了以最快的速度到達他們的福建老家，小組選擇了銜接最緊密的航線：在一天之內，從巴格達到安曼，從安曼到巴林，從巴林到香港，馬不停蹄。最後經過四起四降抵達福州。踏上了家鄉的土地，8名中國公民的心踏實了，蔣旭也鬆了一口氣。
圓滿完成解救人質的任務後，第二天早上蔣旭在飯店的院子裏散步，身邊沒有戰火，院子裏鳥語花香。“很寧靜，周圍是和平的氣息。從巴格達回來之後，才真的感到在安寧的環境裏生活是多麼幸福。”蔣旭感嘆道。
25小時解救人質
其實，蔣旭不是第一次解救人質了。9個月前，身爲中國駐伊拉克使館復館小組成員的蔣旭就參與了在伊解救7名中國人質的行動。
2003年6月，蔣旭在組長孫必乾的帶領下前往伊拉克，着手恢復在戰爭中遭到嚴重破壞、處於暫時閉館狀態的中國使館。次年2月，伊拉克局勢已迅速惡化，中國政府正式派遣武警保衛外交人員進入伊拉克。就在他們史無前例地帶着“保鏢”復館期間，發生了7名中國人被劫事件。
4月11日晚上8時多，蔣旭和同事們正在看阿拉比亞電視臺的新聞，忽見屏幕下的字幕顯示：7名中國人在伊拉克被綁架。同時，中國駐約旦和駐敘利亞使館的同事也看到了這條消息，3個使館馬上溝通。
先覈實消息的真實性。蔣旭他們即刻行動，首先向中國駐阿聯酋使館詢問阿拉比亞電視臺消息的來源，同時與駐約旦使館聯繫，在約伊邊防站覈查4月10日和4月11日的出境記錄。一查，果然有7箇中國人從約旦進入伊拉克。聯繫到的阿拉比亞電視臺記者也證實，有目擊者看見7名持中國護照的公民被扣押在費盧傑的一個祕密地點。雙方信息均顯示，確有7名中國人遭綁架。
在向國內報告情況的同時，復館小組迅速與伊拉克新任內政部長、外交部、臨管會、過渡政府的成員和穆斯林長老會等各界人士聯繫，並廣泛接觸當地民間組織和朋友。對一切可能發揮作用的人員和組織，他們都全力做工作，儘可能找各方施加影響，從官方、民間和輿論三個渠道展開營救，以確保人質儘快獲釋。
第二天晚上10點左右，蔣旭和復館小組的同事們突然接到穆斯林長老會打來的電話，告知7名中國人質已獲釋，現已抵達長老會總部，請中方立即派人去接。“太好了！”蔣旭懸了一天的心放下了，復館小組的成員都如釋重負。
“保護我國在外公民安全是每個外交官的天職。”蔣旭說。當天深夜11時多，復館小組冒着可能遭襲擊的危險，驅車來到巴格達郊區的伊斯蘭長老會，迎接7名同胞。僅僅過了25個小時，7名中國人質就全部被安全解救。
經過一年的艱苦努力，復館工作也初現曙光。2004年7月9日，伊拉克曼蘇爾飯店一間普通房間裏，一面嶄新的五星紅旗見證了中國駐伊使館的正式復館。對蔣旭而言，此刻彌足珍貴。
“只有心懷坦然，才能臨危受命。”如今回首在伊拉克的日日夜夜，已任外交部外事管理司副處長的蔣旭說，“事實證明我去伊拉克的選擇是對的，那段經歷確實很值得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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