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是邊緣中的邊緣，弱者中的弱者，時刻被危險包圍，遭受暴力襲擊後極少報警，破案困難重重。

　　『色字頭上一把刀』

　　自2007年年初，南方周末記者對性工作者生存安全狀態的調查，在遼寧、湖北、廣東等地陸續展開。此間，各地『小姐』被殺、被強奸的消息以每周1—2次的頻率繼續見諸媒體，鮮有中斷。

　　來自多個研究者和NGO的調查同樣證明：性工作者的生命安全正在受到暴力威脅。比如紅塵網——一個專門關注邊緣女性的網站，2005年，網站管理員、妓女瑤瑤在深圳遇害。從2007年1月至今，該網收集到的性工作者被殺死、強奸的案例約200起。

　　幾乎與此同時，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趙軍開始了一項新的調研——在一個中部中等城市，和一個沿海大型城市，針對以性工作者為侵害對象的刑事案件，進行犯罪學、刑法學和社會學意義上的研究。

　　『對於她們，首先是謀生、吃飯，然後纔是小心不要被打被殺；預防艾滋病性病，那都是更靠後的事情。』性學家、人民大學教授潘綏銘說。潘綏銘介紹，近年北京未破命案中，40%的被害者是性工作者。

　　在公安部門正式的案件統計中，還不曾有『性工作者被害案』這樣一個專門的類別。無論對於南方周末，還是其他研究者，對這個隱蔽的灰色人群的調查，都是一項艱難的工作。

　　數十名性工作者的直接訪談、上百個公開報道案例的統計分析之後，『小姐』安全狀況的一副概貌展現出來——

　　被殺害、被強奸、被搶劫，是底層小姐們隨時面臨的危險。

　　時間——80%以上的案件發生在凌晨，這是她們『交易』最活躍的『工作時間』。

　　地點——最多見的是城市出租屋、小旅社，和碰巧人去屋空的發廊。而城中村則是最危險的地方。在中國的大型城市，釘子一樣的城中村不少於5000個。

　　在華南某市的一個城中村，本報記者曾目擊上千警察拉成三層大網、打擊賣淫嫖娼的壯觀景象。行動結束不到3天，一切照舊。在廣州市的楊箕村，警方一度懸掛著這樣的標語：『色字頭上一把刀，小心被騙入出租房劫財！』

　　這是『樹葉』的另一面——『小姐』伙同他人有預謀地對『客人』實施犯罪侵害，同樣不絕於耳。地下性交易，對於小姐和客人雙方來說，都可能意味著謀財甚至害命的陷阱。

　　『窮殺窮』與『黑吃黃』

　　趙軍的研究正在開始系統呈現此類犯罪的特征。他的調查不但包括案卷分析，更是從和警察們一起吃火鍋、喝啤酒、看球賽開始的。他將此種方法概括為『入圈式調查』。他的調查顯示：越是低端的、不斷流動的站街女或發廊女，受到暴力侵害的幾率越高。

　　警察們向趙軍慨嘆：為了保證服務業發展，警員要進賓館或大型娛樂場所，需要得到分局領導的批准。而高檔一點的桑拿，幾乎可以『規范經營』，明碼標價、前臺結賬。警員們的處境是：星級酒店不可隨便進入，罰款的壓力卻並未減輕。到舊民房和建築工地去查外來工，雖然沒有限制，可『除了解放鞋，他們什麼都沒有』。所以，那些最底層的性工作者，更容易成為查處目標。

　　得不到警方的保護，也就意味著更容易受到犯罪分子的侵害。用趙軍的話來概括，『越是地下化，就越容易受侵害。』

　　底層的性工作者生活艱難，青島醫學院教授張北川在防艾工作中接觸的最貧窮的性工作者，一次交易僅收費5元。而在武漢洪山廣場，本報記者取得了前文所言『兒子上大一』的『黃阿姨』的信任，去她家裡看看。這個個多次遭劫的女人自認最安全的工作地點，除了一床，惟一的家具就是一張二手桌子上面還刻著『辦公室』，寒酸壓抑令記者有一種逃跑的衝動。

　　一方面，是最底層的性工作者最容易受侵害；另一方面，對這個最底層的人群實施侵害的，同樣多是底層人群。

　　嫖資糾紛，是最常見的血案導火索。在深圳，一個發廊妹的死帶給『客人』的收益，是13元現金；在廣東河源，一個老翁要將事先商定的50元嫖資『砍』到20元，最終讓小姐喪命；在內蒙古某地，『客人』拿不出事先商定的100元，『小姐』提出用3件衣服折抵，爭吵最終導致小姐被分屍後棄於水溝。

　　而來自警方的案卷顯示，針對小姐群體的綁架搶劫，越來越呈現『專門化』特點。

　　2006年，湖北某地警方破獲了一起集團系列搶劫案，主犯經歷是：先開發廊『經營』她們，後來索性直接搶劫她們。此人退伍回原籍後沒有工作，開設了一個小休閑店，但生意不太好。在平時的閑聊中，他從自己店裡小姐口中得知，有些姐妹做生意時遭到過客人的綁架和搶劫，但不敢報案，被劫財劫色，也只能吃啞巴虧。他由此受到啟發，開始在網上瀏覽相關信息。後來在網上找到了一個叫『黑吃黃』的網站，上面詳細介紹了綁架小姐的各種方法、技巧和注意事項，並宣稱：采用該網站推薦的方法作案，至少要做50至70件纔可能因疏忽被查獲。

　　於是，他聯絡幾個無業人員，給他們介紹相關作案方法，實施針對小姐的犯罪活動。

　　『殺了她有什麼了不起的？』

　　嫖資糾紛引發爭執，爭執中動起手來，小姐如果大聲叫喊，客人往往更加慌亂而采取過激行為——本報統計的百餘案例中，絕大部分顯示出這樣的事實邏輯。其中七成以上的作案工具是，隨手拿起的磚頭、水果刀、椅子，包括死者的胸罩。趙軍搜集到的案例中，就地取材找東西往嘴裡一堵、導致窒息死亡的就有好幾例。

　　悲劇往往埋在『小姐』們的出身和性格裡。站街女是一些什麼樣的女人？家庭卑微，小學畢業，『常年東躲西藏的，還要陪笑臉，有時候心裡悶得要死。』本報記者在洪山廣場訪問的站街女曉華說，『有些姐妹認死理，喜歡和人吵。』而她至今安然無虞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為上過高中，『對事情看得比較開』。

　　與嫖資糾紛引發的大量過失傷害夾雜在一起的，是報復這群『賤人』的心理。嫖客們購買服務，同時鄙夷服務者的人格。一些人強暴、搶劫這樣的女孩，雖然不至於以為在伸張社會正義，但多半沒有負疚感和犯罪感。無論是社會文化——道德，還是社會制度——法律，都把她們置於被告席上。令她們成為邊緣中的邊緣，弱者中的弱者。

　　在湖北某市，一個綁架小姐的團伙先後作案二十餘起，後期開始對受害人實施額外性暴力——比如用牙刷、用打火機。這是超出了綁架、威脅、人身控制的必要性。事後證實：主犯全身長滿牛皮癬，年近三十交不到女友，嚴重自卑。辦案警員回憶說：他的供述顯示，『自卑心理在這個過程中得到了平衡』。

　　廣西的一宗個案中，殺人動機是『小姐』舉止放蕩，嫖客要為社會鏟除殘渣；『不就是賣淫的婊子嗎？殺了她有什麼了不起的？』另一個摩托車行老板基於對『小姐』的極端仇視，先後在麗江殺死5人。

　　2005年8月，發生在深圳的一起慘案更令人側目。兩名『發廊妹』被凶手帶到出租屋，案犯向她們的家人勒索錢財，並施以各種凌辱——毆打、輪奸、強迫吸毒、用打火機燒乳房和下體。他們用針蘸上墨汁在她們的額頭、乳房、後背上刺下『妓女一號』、『騷貨』。

　　在個別地方，記者看到，有的『治安仔』也在對底層性工作者實施搶劫傷害。4月初，記者在華南某省采訪，看到如此情景：幾個治安隊員提著警棍排成一排，像戰士衝鋒陷陣一般向站街女衝去，不時用鐵棍擊打地面，口中罵著極其難聽的髒話，讓記者都感到膽戰心驚。連續幾個晚上，每當治安隊員的車燈閃爍，就會傳來幾個站街女淒厲的慘叫。有的治安隊員將黑墨水或者油漆灌進10毫昇的大號針筒，開著面包車來到運河旁邊，對著她們的頭發和臉部噴射，然後吹著口哨離開。一個站街女告訴記者，去年年底，她的一個同居姐妹在橋頭被治安隊員追打，被過路的一輛小車當場碾死，治安隊員沒有承擔任何責任。

　　『偵破難度最大的刑事案件』

　　2007年6月，中國婦女網絡培訓中心在北京和山東膠州地區做了一次『小姐』受暴力侵害情況的問卷調查。『認倒霉』，是調查員們聽到最多的一句話。

　　調查中有一個問題：遇到警察，是否會告訴他你遇到了不好的客人？山東膠州的『小姐』中，不到1/3表示肯定；在北京，只有1/20。

　　四川女孩阿玉是接受本報記者訪問的一個發廊小姐。4年前，阿玉來到廣東東莞，她的夢想很快被流水線上每月400元的工資打破。和多數性工作者一樣，她的背後是一個渴望她帶來改變的農村家庭。她委身深圳一家發廊，開始了『小姐』的生涯。此後的1年多裡，阿玉幾次遭到過敲詐、綁架和搶劫。『我一直在忍著，』她說，『如果報警，就算抓到人，我損失更大。』治安管理處罰法第60條規定，對賣淫嫖娼可處以10—15日拘留，並處5000元以下罰款。『這個數字夠我做幾個月的。』

　　研究者趙軍還發現：『媽咪』、『雞頭』、老板，常常勸阻甚至禁止小姐報警——刑法第359條規定：引誘、容留、介紹他人賣淫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情節嚴重的，將獲刑5年以上。

　　即使是報警，她們也常常提供虛假信息。前文提到的『主犯牛皮癬』案，第3名被搶劫的小姐當即向公安機關報了案，卻說是遭人飛車搶奪。警方據此偵查，顯然無法及時破案。待到該團伙搶劫、綁架至第23名小姐、並向小姐的老板勒索巨款時，老板怕事情鬧大，不得不向警方如實報案，這纔導致案件的最終破獲。

　　報案難，破案更難。畢業於武漢大學法學院刑法學專業的趙軍曾經從警，特別能夠理解其中的難度和刑警們的苦衷。『可以肯定的是，殺害「小姐」的案件幾乎成了偵破難度最大的刑事案件類型之一。』

　　一切都是假的——假名字、假身份證，籍貫、背景也是編的。從刑事偵查學角度說，偵查對象難以從被害人的利害關系人中確定，串案、並案工作比較困難，偵查效率難以提高，幾乎沒有實質性線索。加害方和被害方都是流動的、不確定的。

　　在北京市豐臺區發生的一起凶案中，19歲的死者曾在當地多家發廊工作，但沒有一個老板能說得出她的真實姓名。『說實話，我們招人從不問對方從哪裡來。』一位老板說。

　　部分僥幸逃脫的被害者，甚至不願意承認自己曾經被侵害。在趙軍的調查中，一個刑警告訴他，為了找到一個當事『小姐』，他從廣州到了武漢，然後又去了深圳……而在另一宗連環綁架案中，為了說服一個小姐承認被搶，一位刑警5次趕往她位於深山的家中，每次都走超過兩個小時的山路。

　　『有時候找一個受害的小姐，比找一個犯罪分子還難。讓一個小姐承認被害，比讓犯罪分子開口還難。』這是一個刑警的切身體會。

　　『「小姐」的錢來得容易，交際范圍很復雜，即使把她們殺了，一時也破不了案。』而一名罪犯曾這樣說。

　　如果求助於警察可能招致更大麻煩，老板可能息事寧人，親友也不會對這些『傷風敗俗』者伸手——她們能到哪裡求助？

　　色情業與黑社會的勾結淵源流長。從本報記者暗訪的多處黑道管理者的情況來看，有的公司從小姐的『交易』中抽取高達30%-50%的保護費，有的直接扣押她們的證件，要求定期往特定的賬戶打錢，有的甚至要求上繳全部賣淫所得，只給她們固定的吃飯、化妝費用。用毒品來控制小姐是黑道的常用手段。

　　趙軍認為，非法化、犯罪化的身份，使得她們尋求國家公權救濟的動力很弱。從犯罪學的角度來說，這進一步加重了其被害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