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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時隔32年的兩次毀滅性地震襲擊面前,除了無限沈痛與哀傷,人們內心的諸多感受已迥然不同。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深深地鉻刻上兩個時代的歷史印記,見證了中國的巨大變化。
1976年7月28日,北京市以東約150公裡外的唐山市發生裡氏7.8級大地震後,當時22歲的北京市民於沛和鄰居一起,用草席、竹竿和塑料布,在宣武公園的兒童體育場上搭起四處透風的防震棚暫居。當年,中國17個省級行政區的近4億人躲避在簡陋的防震棚內度日。
然而在防震棚外,『批鄧抗震兩不誤』的標語隨處可見——無論是電線杆還是殘破的牆頭,時刻提醒人們『階級斗爭』仍然是當時中國的首要任務。已持續10年的『文革』陰霾籠罩下的中國,國民經濟瀕臨崩潰,政治、思想、組織處於不同程度的混亂之中,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遭到破壞。
報紙、電臺很少提及軍隊和民眾在唐山震區如何開展抗震救災、解救殘垣斷壁下的受困者,而更多的是報道正在深入開展的『廢墟上的批斗會』。直到3年後——當時被批斗的『主角』鄧小平主導設計的改革開放已經開始實施,人們纔從新華社播發的一條簡短消息中獲悉,高達24萬多人在唐山大地震中遇難。
『當時,各種流言混雜在一起,令人真假難辨,很多人生活在恐慌和不安之中。』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所長的於沛在辦公室裡回憶那段特殊歲月。
時隔32年,2008年5月12日,比唐山大地震更為嚴重的四川汶川裡氏8.0級大地震發生,人們看到的卻是另一番景象:32年前被視為『國家秘密』的災情與傷亡數據,如今在地震發生十幾分鍾後,就經由國家通訊社發布,成為海內外媒體滾動更新的『快訊』。而地震發生3天後,國務院抗震救災總指揮部甚至公布了此次地震『遇難總人數的估計數字』,這是新中國歷史上的首次。
印刷媒體的詳盡描述與電子媒體的實時轉播,讓第一時間趕到災區的國務院總理難忍的同情淚水、失去親人的群眾的號啕痛哭、廢墟上爭分奪秒的救援、社會各界的捐贈與哀悼,甚至是軍隊在地震發生數小時內迅速向災區調動集結的過程,都公開傳遞給了國內外公眾。
『雖然汶川大地震作為歷史上罕見的自然災難令人痛心,但它畢竟成為了觀察中國社會巨變的一個窗口。』於沛說。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不斷總結經驗教訓,進行具有開創精神的理論和實踐探索,把『以人為本』作為核心的『科學發展觀』在去年秋季寫入了中共十七大通過的黨章。這成為了汶川地震救災的指導思想。
中共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主任嚴書翰說,造成民眾對兩次大地震心理感受出現不同的關鍵因素在於,中共的執政理念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以人為本』的重大戰略思想已被清晰確立並被貫徹執行,人民的主體地位得到進一步尊重,人道主義和人文關懷漸成社會風尚。
『天地之間,莫貴於人』。汶川大地震發生後,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一再強調,要把救人作為重中之重的任務,只要還有一線希望,就要盡最大努力,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付出任何代價。國務院還設立了新中國的首個『國家哀悼日』,第一次為自然災害中遇難的民眾降半旗。
唐山大地震時,由於極『左』思潮的影響,在具體工作中,個人的利益要求和價值往往遭到忽視,個人的一切都要服從於『斗爭的需要』。
描寫唐山大地震的《斷裂帶》一書的作者張建平說,『早出煤、早出鋼、早出陶瓷』是當年唐山抗震救災的突出目標,個人和家庭生活的恢復很少被公開提及。煤、鋼和陶瓷是重工業城市唐山的標志。張建平當時在駐唐山的空軍服役,既是一名地震幸存者,也是抗震救災的一員。
在汶川大地震發生半個月後,除了仍然抓緊搶救人民群眾的生命,災民的善後安置及災後重建也迅速成為工作的重心。地震後,上千萬無家可歸的災民急需帳篷和過渡安置房遮風避雨,胡錦濤先後專程到浙江和河北考察帳篷和救災過渡安置房的生產情況,督促抓緊生產。溫家寶則表示,爭取用3個月時間把災區安排有序,使災民過上正常的生活。
截至29日12時,汶川地震已造成68516人遇難,365399人受傷,19350人失蹤,轉移安置1514.684萬人,受災4554.6065萬人。
30多年來,中國已由計劃經濟邁入市場經濟。『階級斗爭為綱』已經被『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取代。
中國社科院數量經濟所所長汪同三說,如果和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時期相比,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增長了數十倍,尤其是近些年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無疑為中國政府的救災和災後重建工作積累了深厚的物質基礎。
截至29日12時,中國各級政府共投入抗震救災資金209.38億元,其中中央財政投入166.86億元,地方財政投入42.52億元。
嚴書翰指出,抗震救災還反映了中國法治社會的逐步形成完善,『過去數年來,中國已明顯加快構建有助於發展和保障社會主義民主的法律體系』。
例如,『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與『私有財產不可侵犯』被寫入憲法;今年5月1日實施《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要求政府主動公開『需要社會公眾廣泛知曉或者參與的政府信息』;《突發事件應對法》則刪去了草案中有關新聞媒體不得『違規擅自發布』突發事件信息的規定。
30年的對外開放使中國融入了世界。唐山大地震時,中國仍處在東西方冷戰的國際大環境中,受到超級大國的軍事威脅、政治壓力和經濟封鎖,與外部世界的聯系受到限制和乾擾。
而如今,中國同世界的關系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內的世界所有國家發展友好合作,推動構建『和諧世界』。
與唐山大地震時拒絕外援相比,此次抗震救災中,中國政府首次接納多國專業救援隊前往災區。政府不僅坦然接受國際社會的救災款物,還多次主動地向國際社會提供救援清單尋求持續支援;政府更是歷史上首次接受外國軍隊提供的救災款物;外國記者也被邀請到災區現場做第一手的采訪報道。
『志願者的大量出現是汶川大地震和唐山大地震的最大不同之一。』《三聯生活周刊》記者袁越寫道。大量非政府組織和民間志願人士自發而廣泛地參與了抗震救災,使得一些媒體注意到『公民社會在中國的形成』。
據中國財政部統計,截至29日12時,中國共接受國內外社會各界捐贈款物總計373.07億元,不斷刷新歷史紀錄。
人們注意到,這些捐贈款物不僅來自傳統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而且還來自改革開放後不斷湧現出來的新的社會階層和新社會組織、新經濟組織,以及廣泛的國際社會,與政府財政救災款物共同發揮著重要作用。
汪同三指出,伴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和管理能力也都有了明顯的提昇。地震發生後,十幾萬救災大軍從陸路、空中和水上快速調往災區,成千上萬的醫療人員雲集災區施救,同時,多種大型救災機械和先進救生設備廣泛應用,使受災群眾的生命得到最大程度的挽救。
而在不斷強調『要繼續把抗震救災作為當前最重要最緊迫的任務』的同時,中國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新的『兩不誤』——要以科學發展觀統攬全局,堅持『兩手抓』,一手要毫不松懈地抓抗震救災;一手要堅定不移地抓經濟發展。
觀察人士認為,這一切的背後,是中國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根據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地震災害發生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人民團結一致,『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體現了改革開放的成果。
從唐山大地震到汶川大地震,也都留下了一些遺憾。兩次造成巨大損失的大地震,都沒有能夠得到臨震預報。中國是地震多發國家,從1966年的邢臺地震起,中國就開始進行較大規模的地震研究,並取得了很多成功的經驗。但是,地震科學仍是世界難題,人類離最終揭開自然界的奧秘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如果說唐山大地震還主要是一次城市型地震,那麼,人們在面對給廣大農村地區帶來嚴重損害的汶川大地震時,也看到了明顯的城鄉差距,這也為災後安置和重建工作增添了難度。另外,雖然震災對中國整體經濟影響不大,但也對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出了一些新課題。
北京的分析人士認為,可以預期的是,30餘年裡經歷了兩次特大地震的中國,對如何進一步堅持改革開放,踐行科學發展觀,從而加快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有了更貼切更充分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