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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下,1919年爆發了中國革命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五四運動,在思想上和乾部上准備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1920年,中國各地共產主義者開始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活動。黨要領導革命必須依靠和培養青年,青年要發揮歷史作用必須有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在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領導下,作為建黨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建團工作也開始了。處於創建階段的中國共產黨和青年團,需要與列寧創立的共產國際及其領導下的青年共產國際的直接聯系,以獲得指導與援助。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張太雷,由於在黨團創建工作中表現出高度的共產主義覺悟和出色的政治纔能,因而成為中國共產黨和青年團派往共產國際和青年共產國際的使者。他在共產國際的活動是多方面的,這裡著重就其在青年共產國際的活動作一簡要述評,從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與青年共產國際的關系方面探討張太雷在中國近代青年運動史上的貢獻。
出席青年共產國際代表大會最早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代表
青年共產國際,亦稱少共國際,是根據列寧的倡議,1919年11月在柏林成立的青年國際組織,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它的任務是對各國共產主義青年運動實行集中領導,在沒有共產主義青年組織的地方建立組織,開展廣泛的青年群眾運動,特別是反帝斗爭。它對中國青年運動產生過重大影響。1921年初,青年共產國際東方部書記谷林(Green)來華,與中國團組織聯系選派代表參加青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與此同時,張太雷奉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之命,赴蘇俄伊爾庫茨克,參加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中國科的籌建工作,並任中國科書記。主持遠東書記處工作的是舒米亞茨基。該處成員有青年共產國際駐遠東全權代表達林,張太雷在此開始與他共事,建立了密切的聯系。
張太雷在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的活動和工作是多方面的,建立中國青年運動與國際共產主義青年運動的聯系,吸取蘇俄團的工作經驗,爭取青年共產國際對中國青年運動的關心與支持,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他在向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的報告(1921年春)中,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十分關注青年團的創建工作,提出黨的當前重要任務之一,就是『進一步鞏固共產主義者在社會主義青年團中的威信,以便通過他們在工人及青年工人中加強宣傳工作,用這些成員和部分學生來加強無產階級類型的共青團組織。』同年6月,張太雷作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正式代表出席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同與會代表討論通過了《共產國際與共產主義青年運動提綱》,這個文獻明確指出,青年團在政治上必須服從共產黨的領導,團組織的任務是『集中領導共產主義青年運動』,『在沒有共產主義青年組織的地方建立新的組織』;規定青年共產國際是『共產國際的一部分』,『服從共產國際的代表大會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所有決議』,受共產國際的監督。這個決議對於創建時期的中國青年團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張太雷在向大會提交的《中國共產黨致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的報告》和大會發言中,闡述了中國自五四運動以來迅速興起的共產主義青年運動的情況,指出,『現今恰好是我們在中國開展共產主義工作的大好時機』,『青年學生已奮起反抗1日的社會制度,其中許多人刻下正彷徨於十字路口,因而我們應當前去幫助他們,將他們引向共產主義。我們應當將這些力量導入正確的軌道,避免其罹受無政府主義或者改良主義思想的影響。』他呼吁共產國際對遠東,尤其是中國革命以更大的關注和支持。
為了貫徹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於國際共產主義青年運動,青年共產國際於7月9日至23日在莫斯科舉行第二次代表大會。作為最早出席青年共產國際代表大會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代表張太雷、俞秀松出席了大會,並向大會作了報告。這個報告全面地總結了中國青年運動的情況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產生的經過,團與工人運動結合開展活動的情況和發展前景。這個報告表示,中國團擁護青年共產國際的領導,認為『革命青年運動不能只局限於某一國家之內,它涉及到各國青年的利益,』必須團結奮斗;要『在中國貫徹和執行青年共產國際的決議』,同時要考慮以『中國現實的特點』;打算派遣團員赴蘇俄學習,為中國團和青年共產國際下設的遠東青年書記處培養工作乾部。張太雷被大會選為青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並受命回國組織青年共產國際中國支部。
遠東人民代表大會和遠東革命青年代表大會的籌備者之一
為了對抗帝國主義瓜分遠東的陰謀,促進遠東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民族解放運動的進一步發展,共產國際決定在帝國主義華盛頓會議期間,針鋒相對地召開一次有遠東各國被壓迫民族參加的代表大會,即遠東人民代表大會。張太雷是這個大會方案的制定者之一,並為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起草了關於召開這次大會致中國、朝鮮、日本、蒙古等國勞動者的呼吁書。
同時,張太雷又積極參與青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為貫徹共產國際上述精神,在遠東人民代表大會召開的同時,舉行遠東革命青年代表大會方案的制定。同時舉行的這兩個大會的主旨,都是聯合遠東各國的人民和青年,共圖民族解放的反帝大業。張太雷作為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負責中國事務的書記和青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以全部熱情傾注於這兩個大會的籌備工作。關於大會的性質和范圍問題,在共產國際的一些工作人員和負責人中存在很大分歧,有些人主張超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把這次大會開成無產階級革命組織的代表大會。張太雷等極力反對這種『左』傾觀點,他認為『這次大會應當是中國、朝鮮、日本、蒙古以及大洋洲地區的所有革命組織乃至民族主義組織在內』的代表大會,可是『一些同志卻不察時局,一味地要求由「純粹的」革命組織來出席大會,這就是說,事先就縮小了這場反帝示威的規模』,這將導致『各國新興的無產階級運動客觀上會脫離這些群眾組織,從而也就無法影響這些群眾組織所團結的廣大群眾,吸引他們參加革命斗爭,特別是無法用這些群眾組織中的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分子來壯大自己的隊伍。』共產國際執委會在研究了上述不同意見的爭論之後,決定把即將召開的這次大會定名為遠東各國共產黨組織和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張太雷在給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的信(1921年7月29日)中說:『我們已經致函(中共)中央,讓中國所有無產階級的及民族革命的組織都選派出席大會的代表。』
當時由於中蘇還沒有外交關系,帝國主義對蘇俄的武裝乾涉局面尚未結束,因而中國和其他一些東方國家去蘇俄面臨很大困難。為使各國代表能夠安全到達蘇俄,張太雷仔細地研究了中國的報刊,分析了北洋軍閥統治下的中國局勢,考慮了中、日等國代表如何經由中國邊境進入蘇俄,為代表們安排好了越過封鎖線的方向和路線。1921年8月,張太雷奉命回國,任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助手和翻譯,負責聯絡與組織中國、日本等亞洲國家選派代表赴蘇俄參加這兩個大會,並作為共產國際的密使前往日本傳達關於召開這兩個代表大會的要求,與德田球一、近藤榮藏、?利彥等取得聯系,完成了使命。
遠東各國代表團於1921年底先後順利到達伊爾庫茨克,遠東人民代表大會和遠東革命青年代表大會分別於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和1月30日至2月2日在莫斯科如期舉行。參加遠東革命青年代表大會的代表共67人,中國13個組織共派出代表27人,是最多的代表團。這兩個代表大會的順利召開和張太雷的積極努力是分不開的。
青年共產國際中國支部的組織者
1921年8月張太雷回國,受青年共產國際之命組織中國支部,按照中共中央局的指示負責團組織的整頓恢復和發展工作。他領導制定了團的臨時章程,建立了團的臨時中央局,推動全國各地團組織的整頓恢復工作。1922年春,他與青年共產國際代表達林起草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綱領、章程等草案。5月5日至10月,張太雷在廣州主持召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團的綱領、章程等一系列決議,選出團的中央委員會,使全國各地團組織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實現了完全統一,這標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先進青年群眾組織——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正式建立。達林出席大會並發表《國際帝國主義與中國及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演說。大會正式決定加入青年共產國際,承認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為青年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
1922年12月,青年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張太雷雖未出席,但由於他在共產國際和青年共產國際工作中的功績,特別是在創建中國支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工作中的貢獻,再次當選為青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這次大會專門通過的《給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書》,認為中國青年團最近期間『能在廣泛的中國青年中開展急進的革命工作。青年工人群眾間的實際工作使你們得以鞏固發達,從馬克思主義的小團體變成幾千團員的廣大組織』,『已成能組織群眾運動的團體,這是你們實際運動中勝利的事實』;肯定由張太雷負責主持的整頓恢復團組織的工作,即『肅清團體』的工作對中國青年團的鞏固與發展的重要意義,明確表示中國青年團加入青年共產國際是『絕對合格的。』
1923年8月,張太雷參加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蘇聯考察軍事政治和黨務,並洽談蘇聯援助問題。考察結束後,留莫斯科參加青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工作,並任中國團駐青年共產國際的代表。1924年1月,與達林共同完成關於亞非各國共產主義青年運動狀況和任務的報告(C.A.達林《中國回憶錄》)1月21日,列寧逝世,張太雷作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代表在莫斯科工會大廈園柱大廳瞻仰列寧遺容,參加葬儀。同時還寫了幾篇紀念列寧的文章。
同年7月15日至20日,青年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各國青年團144名代表與會,張太雷和卜士畸作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代表出席大會。此前張太雷還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任李大釗率領的中共代表團的秘書和翻譯。這次大會重新討論了東方工作問題,通過了一系列決議,在《關於殖民地問題的決議》中,認為中國團組織更加鞏固並加強了出版工作和在農民及國民革命運動中的工作。張太雷在大會發言中闡明了共青團必須積極參加民族革命運動時,著重強調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保持獨立的共青團組織的重要性。他繼續當選為青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張太雷文集》)
青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鑒於『中國支部的發達和中國青年運動的重要』,為進一步給予其『以主義上的、組織上的和行動上的指導』,特別是『盡力傳播列寧主義於中國的一般青年工人和農民群眾』,決定出版《少年共產國際》中文版,創刊號就在這次代表大會召開時出版了。這和張太雷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同年8月回國後,張太雷以青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參加團中央的領導工作,向團中央傳達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和青年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的決議精神。同時,為了總結建團以來的工作,貫徹上述兩個大會和中共『四大』的精神,推動全團投入國民革命運動,迎接革命高潮的到來,張太雷受中共中央和青年共產國際之命,於1925年1月26日至30日在上海主持召開團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並向大會作了工作報告。大會通過了宣言和一系列決議。在大會的第一天一開始就決定把團的名稱改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這是因為『社會主義青年團』這時已是第二國際機會主義領導下的青年組織的名稱,中國團開始使用這個名稱,是為了避免許多人對共產主義還有誤解的緣故,但到這時情況已經改變了。為表明中國團組織是真正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革命青年組織,大會決定和青年共產國際直接領導的各國青年團一樣,把團名改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時也表示和第二國際領導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根本區別。張太雷當選為中國共青團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總書記。
上述張太雷1921年至1924年在共產國際和青年共產國際的工作和活動,表明他是中國共產黨和青年團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舞臺上一位開拓性的使者和活動家。他一方面將中國青年運動的情況向共產國際與青年共產國際作了及時的報告,與各國交流了革命經驗,獲得青年共產國際對中國青年運動的重視、支持與指導;同時,他又作為青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受命組建中國支部,貫徹青年共產國際的指示,溝通與國際共產主義青年運動的密切聯系,從而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團的建設和青年運動的迅速發展。
(作者單位:江蘇常州教育學院副教授/葉孟魁)
(載自《中國青年研究》1992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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