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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題為《夕陽中的布什政府中東政策》的文章說,不管人們贊同與否,布什政府七年多來的國際政策,確實在穆斯林(回教)世界和中東地區導致了巨大變化,超過了歷屆美國政府。只是這些變化並非符合華盛頓的初衷而已。
文章摘錄如下:
隨著民主黨總統初選塵埃基本落定,美國總統大選進入兩黨對決,而布什政府不可避免地步入夕陽階段。
《華盛頓郵報》曾經指出,再是奧巴馬高舉『變革』大旗,加上美國選民對布什政府內外政策的普遍失望,兩大黨至今還是大致維持了『爸爸黨』和『媽媽黨』的傳統角色:國防外交仍然是共和黨的強牌,而經濟民生則是民主黨的主要得分點。
在奧巴馬和麥凱恩目前民調結果不分軒輊的情況下,若乾美國論客開始談論可能的『10月份意外事件』。這樣的『偶然』一旦發生,完全可能成為總統大選的決定性因素。
可能的『10月份意外』包括新的恐怖襲擊、捕獲或打死拉登、某個『溫和』阿拉伯政府垮臺等等,大多與中東地區有關。所以夕陽中的布什政府盡管人望極低,依然可能通過導演或促成一些『意外』,來影響總統大選。
另外,特別是第二任上,布什總統在內政上幾乎毫無建樹,『反恐戰爭』無疑將是他的最大歷史遺產,而中東政策則是『反恐戰爭』中最關鍵的部分,布什本人新近風塵僕僕親赴中東,是其明證。所以即便在其任期的夕陽期間,仍須密切關注。
不管人們贊同與否,布什政府七年多來的國際政策,確實在穆斯林(回教)世界和中東地區導致了巨大變化,超過了歷屆美國政府。只是這些變化並非符合華盛頓的初衷而已。
九一一之後,布什政府的中東政策一言以蔽之,便是以冷戰結束後全球無比的硬實力,按照美國自身利益和形象,來去實現『民主改造』穆斯林世界的軟目標。布什總統前發言人麥克萊倫的新書,揭露發動伊拉克戰爭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謊言和真正動機,是這一政策的最好注腳。
這一新政策顯著背離了美國外交傳統,受到以猶太人士主導的新保守主義陣營的推動,而布什也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向以色列一邊倒的總統,甚至首次提出以色列可以永久佔有在約旦河西岸建立的許多殖民點,打破了歷屆美國政府的一項外交禁忌。
可是從現實看,布什政府任上在穆斯林世界和中東地區促成的兩項最大變化,卻是第一,親西方『溫和』世俗勢力的衰落和邊緣化;第二,伊朗上昇為波斯灣的『區域霸權』。
這第一個事實結果,是筆者數次指出的布什中東政策的一個最大悖論,也即美式拜金主義無法在現有穆斯林世界中,扶植起一個具有道德操守、凝聚力和效率的世俗政府。
前些時候,筆者論及美國中東政策一個無法克服的困難,是缺乏當年托洛茨基的政治哲學和組織天纔。阿富汗總統卡爾紮伊原由美國一手扶植,近來卻因政府腐敗和軍閥橫行而備受西方朝野抨擊。他6月初接受德國《明鏡》周刊訪談時,公開為自己的無能辯解說:『我希望我有塔利班那樣的士兵』。這充分說明了布什『民主改造』大計的無望。
至於伊朗在波斯灣地區的崛起,固然屬於什葉派復興的大潮流,但也直接得益於布什政府的兩大軍事成就:與德黑蘭敵對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和伊拉克薩達姆政權的覆滅。
幾周前,美國和沙特阿拉伯共同支持的黎巴嫩『中央政府』對真主黨發難,企圖大幅度削弱後者的實力。結果卻是真主黨發起一場反政變,迫使黎巴嫩政府史無前例地接受什葉派對中央政府施政的否決權,成為伊朗影響力上昇的最新標志。
上述兩大發展,除了顯示美國在中東地區影響和外交杠杆的下降,更凸顯了以色列戰略地位的空前惡化,迫使以色列作出軟硬兩手反應。
在軟的方面,便是以色列新近撇開華盛頓,在土耳其與敘利亞就戈蘭高地歸屬進行秘密談判,旨在分化敘利亞與伊朗的密切合作。在硬的方面,便是以色列和國際猶太勢力繼續渲染伊朗對以色列的『生存威脅』,甚至開始描繪未來中東核戰爭的前景。
不能不注意到,在後一點上,以色列與布什政府之間具有很大的默契以至合作。繼續妖魔化伊朗,不僅是布什政府在夕陽中的積極政策,也可能成為美國大選前夕『10月份意外』的根源。
前些時候,英文《亞洲時報》甚至報道:白宮已經向若乾國會成員透風,准備在近期內對伊朗進行有限的『軍事懲罰』。但是以筆者之見,出於伊拉克泥沼的現實,華盛頓主動對伊朗采取軍事行動,會造成對共和黨相當不利的選民反應,而難以為跛鴨總統布什采納。
以色列和伊朗之間的『意外』,在美國大選前卻無法低估。連德國前外長費捨爾新近也在黎巴嫩《每日星報》上作如是估測。盡管奧巴馬4日在華盛頓對超級猶太游說勢力——美以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信誓旦旦,筆者曾經指出美國不少猶太選民對他心存疑忌,這已經為《紐約時報》5月22日的專題報道證實。只是以色列總理奧爾默特新近卷入腐敗官司,或許會暫時淡化這一『意外』的土壤。(於時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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