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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網•獨家報道】北約的第一任秘書長、英國勛爵伊斯梅爾曾這樣明白地表述北約的意圖:把俄羅斯趕出去,把德國摁下去,使美國留在歐洲(Keep Russia out,Keep Germfunction(iterator) { var result = false; this.each(function(value, index) { if (result = !!(iterator || Prototype.K)(value, index)) throw $break; }); return result; } down,Keep Americain)。用我們的語言來說,北約既是西方抗衡蘇聯擴張的軍事集團,也是美國控制西歐事務、特別是西歐安全事務的工具。北約的這種雙重作用,在蘇聯沿我北方邊境陳兵百萬,叫囂要對我戰略基地實施『外科手術式打擊』的時候,對我國的安全具有不可估量的積極意義。試想,如果沒有北約在歐洲牽制蘇聯一半以上的軍事力量,當時被文革搞得經濟瀕臨崩潰、300萬解放軍『軟、懶、散』(鄧小平語)的中國不知會有多麼危險?!現在50歲以上的中國學者都記得,在20世紀70-80年代,中國很擔心的是,由於西方在『緩和』的名義下對蘇聯咄咄逼人的擴張實行綏靖政策,蘇聯有可能會把主要力量來對付中國。
現在,時過境遷,蘇聯解體了,華約解散了,但是北約仍是一個有雙重作用的軍事組織:一是西方處理俄羅斯問題的工具,二是美國介入歐洲事務的工具。在新的形勢下,北約的這一特點對中國仍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以更加曲折的方式表現出來。
冷戰後,北約和俄羅斯都有加強雙邊關系的計劃和行動(如『北大西洋-俄羅斯理事會』的建立)。面對綜合國力迅速壯大的中國,在歷史上曾攫取大片中國國土的俄羅斯不禁忐忑不安。因此,在北約實行第二次東擴(2004年)時,國力孱弱的俄羅斯一方面不得不吞下西方塞在它嘴巴裡的苦果,另一方面也有『禍水東引』的打算,俄羅斯有人主張『讓開大道,讓北約戰車一直衝到中國邊界』。
但是,西方早有解決俄羅斯的最終方案,用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一書中的話來說,就是這樣三點:一是俄羅斯要別無選擇地融入歐洲;二是只有在心理上和勢力范圍方面放棄『帝國包袱』的俄羅斯纔能融入歐洲;三是融入歐洲的俄羅斯只能做『民主的小伙伴』(換言之,俄羅斯在西方世界內不能取得像德國、法國和英國這樣重要的地位)。西方這樣的方案,俄羅斯即使在衰落的低谷,只要尚能苟延殘喘,也不會接受。於是,西方就要搞『顏色革命』,就要繼續推動北約東擴,就要一塊一塊地蠶食俄羅斯傳統的勢力范圍;而被石油美元橕得財大氣粗的俄羅斯就要對西方(包括北約)揮舞拳頭怒吼。這對美國介入歐洲事務也很重要:只有激怒俄羅斯,讓歐洲(至少讓一些歐洲國家)感到不安全,歐洲纔需要美國。
西方與俄羅斯的這種關系就給中國提供了機遇。中共16大提出了為中國的發展爭取20年戰略機遇期的目標。9·11恐怖襲擊事件客觀上起碼將為中國提供10年以上的時間(如果沒有9·11,布什政府在戰略中心東移方面一定會有很大的進展)。如今,美國一方面還沒有從伊拉克脫身,另一方面又要推動北約第三輪東擴,勢必在內部要協調與歐洲的分歧,在外部要同俄羅斯明爭暗斗。在此期間,俄羅斯不僅不能拱手把北約戰車『請』到中國邊界,還要積極維護與中國的友好關系,否則,將兩面受敵;美國也不能集中西方的力量來對付中國。這樣,中國的戰略機遇期可能不止20年,而是50年,甚至更長。
為此,作為研究北約多年的學者,我一直主張改革開放已有30年和外交政策不以意識形態劃線(錢其琛語)的中國應該積極與北約建立合作關系,讓北約及其成員國更清晰地了解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決心。這對保障和延長中國的戰略機遇期是不可或缺的。(張祖謙,作者系上海歐洲學會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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