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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公報》7月4日發表評論文章說,俄羅斯公民在很大程度上是高道德標准的,俄羅斯人的哲學思維非常到位,使得公民對於貪污的容忍幾乎沒有,因為任何的貪污,都會引起俄羅斯人對於道德崩潰的聯想。
文章摘錄如下:
最近有國際媒體報道,中國的財經智囊團沒有准確預測國際高油價時期的來臨,在長期的報道中,始終認為石油高價格是一時的,是炒家所為,而且還存在國際陰謀。其實准確地講,國際陰謀是常態。自1840年後,中國在國際社會間基本就已經處於國際陰謀下,這沒有任何好大驚小怪的,但如果在中國存在不趨小同的專家纔是國家的幸事。比如對俄羅斯存在貪污問題,基本上都是西方媒體觀點,但如何正確理解,纔會使得我們對於俄羅斯不會過分輕蔑,或者過於親近。對此,如果不能夠理解最近八年在俄羅斯發生的貪污案的本質,我們就無法了解過去八年俄羅斯取得的任何成就,同樣無法預測未來十二年,就是到2020年後,俄羅斯未來在全世界可能取得的政治、經濟地位。
首先,俄羅斯在經過經濟高速發展之後,整體的經濟和政治的發展模式將會在梅德韋傑夫和普京共同治理下。2008-2020年是俄羅斯能源輸出型經濟模式轉型的重要時期,在外交上俄羅斯需要建立以自己為主體的石油輸出模式,因為未來西方通過發展高科技,會減少對於石油的依賴。
其次,俄羅斯公民和官員自身對於任何貪污案件的容忍度同樣是沒有的。對於重大貪污案有很多的著名記者和議員會首先身先士卒,親自勘查。俄羅斯的最高行政單位私下認為,這樣的情況對於俄羅斯政治的發展是非常有利的。但這樣做非常危險,這些記者和議員的生命得不到保障,而且事後政府不能夠做任何的澄清。往往在西方媒體的誤判下,俄羅斯政府最後背黑鍋,但這時間往往也就是五六年。如1996年後,俄羅斯媒體對於寡頭的報道,把1992年『休克療法』後的怨氣都集中在寡頭身上,甚至當時非常流行對具有黑勢力幫派色彩的寡頭調查。這以俄羅斯中部鋁企業的經濟問題為主,為此有幾位記者在調查中被打甚至喪生,但最後形成全民痛恨寡頭的社會氛圍,盡管當時很多人認為這是政府腐敗的表現,但在大的戰略下,政府贏得民眾對於寡頭的共同認識。這為1999年後,普京開始整肅寡頭,創造了非常好的社會氛圍。如在抓捕寡頭後,幾乎沒有民眾認為這是錯誤的。
俄羅斯公民在很大程度上是高道德標准的,俄羅斯人的哲學思維非常到位,使得公民對於貪污的容忍幾乎沒有,因為任何的貪污,都會引起俄羅斯人對於道德崩潰的聯想。
今年三月在莫斯科發生『三個鯨魚』家具城少報海關稅款的案件,而且在案件的處理過程中,相關官員同樣發生問題,案件涉及的相關各系統官員有二十多名。此時記者出身的國會議員謝科奇辛因調查案情而神秘死亡。
對此,俄羅斯《消息報》分別用三天三大整版詳細報道自2000年立案以來偵訊的走私與貪腐特大案件。在這之前,這類報道以月報《完全機密報》最為擅長。
發生在莫斯科的海關漏報稅案,該案件是普京執政期間最嚴重的貪污案件之一,而案件漏報的稅款為1600萬盧布,大約合380萬人民幣。這些錢好像也不少,但對於一個經濟剛剛起飛的俄羅斯,而且是在海關的漏稅案件,這些錢其實不是很多。幾年前,相關的漏報海關稅的案件,至少十幾億美元是跑不掉的,有的在十年前就達到40多億美元。
現在俄羅斯已經沒有蘇聯時期的意識形態,並且俄羅斯人同樣沒有接受西方的民主化思維,因為西方民主化思維主要在一定程度上首先要讓公民遵守一定的規則,然後在整體穩定的前提下,按照社會精英思考或者討論出來的模式進行發展,但這種模式對於很多的公民並沒有直接的關系。
這是俄羅斯人所無法忍受的,俄羅斯人對於社會的任何發展進程都是非常熱心,積極參與的。比如在十月革命、在蘇聯解體期間,俄羅斯聯邦改革的『休克療法』,官員還沒有休克,但差點讓所有俄羅斯民眾都集體過度休克,甚至導致死亡。
再次,這些貪污案件的揭露和媒體的通力合作密不可分,俄羅斯媒體人對於媒體第四權有相當的迷思。對於這一思想,自戈爾巴喬夫改革時代開始,已經深入到每一位媒體人的思維,因為對每一位媒體人而言,不卷入這些貪污案是基本的追求。俄羅斯媒體很多的駐外機構的記者其實對於如何推銷自己的媒體沒有太多的概念和思維,這些記者的思維經常是過於商業化或者完全不商業化。
最後,最近幾年發生的大大小小的貪污案件,總體而言,是由於俄羅斯經濟高速發展,但相關的行政規章制度沒有太大的改變造成的。
未來普京和梅德韋傑夫需要在十二年間建立國家運行的一定模式,方便民眾,以民為本,不能夠以官僚為本,以能源為本。不如此,民眾對於官僚過度反感,都會導致社會再次陷入不穩定當中。(吳非 胡逢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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