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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三月二十六日晚,第三十二屆香港國際電影節頒獎禮在香港文化中心舉行,李纓(右)導演的《靖國神社》奪得最佳紀錄片人道獎,著名導演顧長衛(左一)、電影演員蔣雯麗(中)等出席頒獎禮。 中新社發 武仲林 攝 一個祭拜之地,何以成為政治表演的舞臺?何以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 一部拍攝十年的電影,何以在日本尚未公映就掀起如此波瀾?何以在日本右翼恐嚇不休下,卻日益受到日本各界的支持? 戰爭與和平,榮譽與羞恥,靖國神社背後究竟隱藏多少復雜的表情?
《靖國神社》——寫給日本的一份情書
許戈輝:為什麼會把這部電影稱作是寫給日本的一份情書?我覺得好像把一個很殘酷的東西,披上了一件溫柔的外衣。
李纓:你這個是很有意思的說法。沒有說溫柔外衣,這種可能是我的方式吧我這個電影首先是,我重視的是一個什麼,要給大家感受的空間,它不是一種對抗,簡單的對抗,強暴,不是一個拳腳相加的一部電影,因為靖國嘛。靖國就是說和平國家,為了國家和平,然後它裡面又是紀念死去的軍人,它其實最根本的就是一個戰爭與和平的題目,但是怎麼樣纔能夠維持和平,怎麼樣纔能避免戰爭的悲劇的這種惡性循環,我想這個是,大家看了這個電影都會想的一個問題。
東京都千代田區九段北,有一處著名的景點,每到初春櫻花盛開時總是游人如織。1989年剛到日本留學的李纓也曾到這裡賞花,後來他纔知道,原來這就是靖國神社。1993年,李纓與朋友成立了自己的電影制作公司『龍影』,租好房子纔發現,自己竟然住在了靖國神社的旁邊。那時,他無從得知,14年後,他將完成一部以這個『鄰居』為『主角』的紀錄電影——《靖國神社》。李纓:就是因為日本戰後六十多年,關於戰爭責任問題,一直沒有很好地處理,它導致了日本社會就是一種歷史認識上的一種曖昧。就像我父母去日本的時候,那麼他們在進入靖國神社,我是帶他們去看櫻花,因為我那時候,公司事務所就在旁邊,就在靖國神社旁邊。那麼就帶他們去看櫻花的話,然後裡面有一些軍樂,然後呢也有很多人集中在一起來跳舞。
跳舞的有些這個日本的那種,穿著和服的這個美女,在拿著這個飛機的模型在往人群裡面扔,說這個到臺灣去,到支那去,當時看那個場面就覺得挺刺激。但是沒想到我父親更刺激,因為這個軍樂裡面,軍歌裡面,有一個他以前熟悉的,聽說的,就是徐州這個,因為他少年的時候,以前是在徐州度過,那麼就是徐州的這個音樂,他們同樣在放,這種東西是,當然是很大的一個刺激。另外我父親那時候有心髒病,完全就不行了,然後就是覺得,就想躲在家裡面,在外面就不想再看這個日本。
那次的靖國神社之行,讓李纓和父親--這對中國父子感到心靈深深的刺痛。 這座供奉著二戰甲級戰犯的廟宇,一直是日本國民心中至高無上的殿堂,它是日本天皇的戰爭祭壇,是日本『大和魂』的精神堡壘。這裡的是是非非,不僅困擾中日、韓日外交多年,它那『一意孤行』的歷史觀更如蠶絲般糾纏著李纓纓。許戈輝:你試圖通過這個片子,要扭轉人們的概念嗎?
李纓:沒有,我並不想說強迫地要扭轉一些什麼概念。我其實我這個很單純,很簡單的一點就是說什麼呢,我說,首先我做這個電影,我是一個條件反射,因為我不舒服,我生活在日本,我有那種感受,而且我想表達一種聲音,但是我發現在日本社會,你一個外國人在那裡面的話,你整天跟別人辯論或者是吵架,沒有用的,太脆弱,沒有人重視你的聲音。
許戈輝:是什麼讓你感覺到不舒服了?
李纓:你比如說我會有很多這些跟,包括一些導演,大家在討論,辯論,我在日本電影導演協會裡面,
許戈輝:是唯一的中國人
李纓:對,然後就跟他們一個導演,都是國際委員會的委員嘛,我們在一塊兒開會,平常都是非常友好,很紳士,對我很親切。忽然間說,他拍了一個電影叫《尊嚴》,是東條英機怎麼在東京審判上面維護他們的尊嚴,這麼一部電影,維護他們的歷史跟戰爭的這種正義。我就非常奇怪,簡直是難以想象,所以我必須得要了解他們這種想法到底怎麼回事,然後又怎麼來表達自己的聲音,因為我跟他在導演協會裡面,大家開會,對談三個小時,談來談去,我真的覺得我自己都非常累,覺得沒有很多意義,因為我談話的那種聲音沒有人會重視,而他卻是通過一部電影,在日本得到了巨大的反響,票房非常之好,是一個熱門電影,那你想對他們最好的一種回答,或者是最好的表達自己聲音的方式是什麼,那就是拍電影,用作品來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