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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凡
吳建民同志是我國外交戰線上的傑出代表。他1961年進入團中央國際聯絡部,在近半個世紀的職業生涯中曾先後擔任國家領導人翻譯、駐聯合國代表、外交部發言人及駐法大使等重要職務,見證了新中國國際地位不斷提高的歷史進程。
世界知識出版社最新推出的《吳建民傳》一書,記述了吳建民由一介普通少年成長為魅力外交家的人生經歷,同時也披露了我國一些外交大事的內幕。
1.『小蘿卜頭』初進聯合國1971年11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昂首挺胸地出現在第26屆聯合國大會上。聽到雷鳴般的歡迎掌聲,身為代表團成員的吳建民不禁熱血沸騰。
對自謂外交領域『小蘿卜頭』、時年32歲的吳建民來說,初到聯合國真有點『劉姥姥進大觀園』的味道。事實上,連聯合國總部究竟是什麼樣子,他此前都沒有清晰的概念,只記得那是一座像火柴盒般的建築。現在親臨紐約,他纔意識到這個『火柴盒』是何等壯觀;還有人告訴他,通過數窗戶的多少,就可以推測某個人在聯合國裡的職務——比如,秘書長辦公室有5扇窗戶,副秘書長辦公室則有4扇。
安理會是聯合國最重要和最具權威的機構。對於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分量和地位,吳建民很快就有了切身體會。作為常任理事國的代表,各國外交官沒一個不認得你,連警衛一見面都會向你敬禮。此外,在會議大樓裡只有5個常任理事國有辦公室。當時分給中國的辦公室面積著實不小,臨窗還可以俯矙紐約的東河。
聯合國秘書長的產生,同樣要得到常任理事國的認可。中國代表團11月中旬到達聯合國,而秘書長吳丹的任期再有一個半月就將屆滿,各成員國對由誰來做繼承人意見不一。幾輪意向性表決後,人選集中在坦桑尼亞常駐聯合國代表薩利姆和奧地利常駐聯合國代表瓦爾德海姆兩人身上。當時的中國理所當然地支持由亞非拉國家代表出任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很清楚,如果中國固持這一態度,自己是不可能成功當選的。因此,他迫不及待地要和初來乍到的中國人接觸。在一再約請下,中國常駐代表黃華同他見了面。
那是12月初的一天,又高又瘦的瓦爾德海姆一見到黃華,就緊緊握著他的手說:『閣下,我的命運掌握在你手裡!』他那異常謙遜的態度讓一旁的吳建民印象深刻,只覺得傲慢的西歐人原來也有『低三下四』的時候。時間長了,他纔意識到這是『五常』的分量在起作用;同時也感到在外交問題上,對待具體問題的態度必須機動靈活。
2.被以色列代表將了一軍中國代表團積極展開活動,贏得了多數成員國的贊許。大家都對同中國接觸懷有很高的興趣,舉辦活動都邀請中國代表團參加。盡管如此,在那個年代,中國外交人員在對外交往上仍然有不少『禁區』,其中最典型的是:為表示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斗爭』,所有人都不能與以色列的官方人員握手。
有意思的是,盡管以色列人是要盡量回避的,但該國常駐代表特柯阿還是給吳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某次安理會與中東問題當事國代表見面的場合,特柯阿在發言臨近結束時忽然話頭一轉,對中方主席黃華說:『我出生在上海,至今對上海保持著美好的回憶。我們願意跟中國友好。』區區幾句話,就把以色列對中國的態度和希望與中國溝通的信息傳達過來了,
另一個很奇特的現象,就是阿拉伯國家代表誰罵他,特柯阿就反擊誰,毫不留情;而當中國旗幟鮮明地支持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也是嚴詞斥責時,他卻從不反脣相譏。有一回,在中國指責『猶太復國主義』後,特柯阿不緊不慢地回應道:『關於猶太復國主義,你們批評我們。但中國人不是很尊重孫中山先生嗎?孫先生當年曾經發電報給我們,對猶太人復國表示支持。』
人們都知道,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重建以色列國是二戰後的事。以色列被聯合國承認是1949年5月,而孫中山早在1925年就逝世了。按常理推斷,他怎可能對以色列表示支持呢?所以,當時在主席臺就座的周南馬上發言反駁,說特柯阿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
但此事畢竟來得突然,並沒經過謹慎核稽。周南心裡不太踏實,會後馬上給國內發電匯報。外交部在部藏檔案裡查了一下,沒有當時的外交記錄,就派人到北京圖書館去查,結果發現孫中山確實給猶太人發過這樣一封電報。這說明以色列的調研工作做得非常周密,他們的說法確有依憑,而中方倉促應戰便露出了破綻,一下子就顯得有些被動了。
從這件事上,吳建民感到外交工作確實有很大學問,外交舞臺上幾招一過,外交努力的效果還有外交官的纔能就都顯現出來了。
3.發生了人命關天的大事中國代表團當時住在曼哈頓區的羅斯福酒店裡。美國方面對中國代表團的安全還是很重視的,特派了雙倍的武裝警察24小時晝夜值班,絕不允許受邀之外的人進入。起初,大家感覺還是挺安全的,但到了1972年初臨近尼克松訪華的時候,就開始有風聲說有人會對中國駐聯合國人員下毒手。代表團於是便提高了警惕,連每周末的上街『放風』都取消了。一天,常駐領導決定放個電影改善生活。負責此事的是公務員王錫昌,吳建民和他認識。然而誰也沒想到,人命關天的大事隨即便發生了。
次日上午是公勤人員學習時間,可王錫昌很晚了也沒有到,打電話沒人接,去敲他的房門也許久沒有回應。後來酒店服務員開了門,卻發現裡面的鐵鏈子還掛著,撞開門一看,只見王錫昌仰臥在床上,心髒已停止了跳動。美國的救護車趕來,看到人已經死了竟然調頭就走,還說處理後事不歸他們管。
這顯然是一起蓄意謀殺。經過紐約市警方的偵查,發現有人將高濃度的尼古丁投放到室內的暖瓶裡,致使王錫昌在飲水後中毒身亡。對周邊環境調查後發現,王錫昌的房間附近有個貨物電梯,這裡恰恰是守衛觀察的死角。加上他在放電影時忘記鎖上房門,因此推測凶手是趁全體人員看電影時,從貨梯上樓,溜進了王錫昌的房間。
中國要求立刻追查凶手並予以嚴懲,但美方調查了許久,最終也沒能查出個所以然,此事終成懸案。但吳建民等人私下分析認為,此舉的目的無疑是企圖破壞中美接觸的勢頭,給尼克松訪問中國增加麻煩。至於行凶的主使者只有三種可能:一是臺灣方面乾的,二是美國的右翼分子乾的,三是蘇聯人乾的(當時最不願看到中美關系改善的就是蘇聯)。
王錫昌的遇害讓整個代表團的情緒都受到了影響。當時適逢春節,已經對美國的飯菜倒胃口的代表團成員,終於吃上了盼望已久的中國菜和餃子,但卻沒人流露欣悅的神情。為防止再出意外,除了到聯合國總部開會以外,大家只能把其餘時間消磨在飯店裡,看電視幾乎成了惟一的文娛方式,以致這些身居紐約的人,對這個城市的大致地貌都說不清。
4.辦公大樓裡竟有數百竊聽器隨著第26屆聯大的閉幕,中國代表團也開始考慮購置永久性住所的問題。經過數月考察,最終相中了林肯廣場對面的一座汽車旅館,對方要價485萬美元。報告國內後,經周恩來總理親自批准,代表團用現款一次性付清了這筆錢。
民間曾有這樣一則傳言:『中國進入聯合國的時候,派出了以鄧小平、喬冠華帶隊的赴美代表團。當時什麼都安排好了,突然發現去聯合國不能用人民幣。於是中央緊急下令全國所有銀行將美元收集起來,共找出38000元,成了當時唯一的現金經費,以至於代表團住進了美國的豪華酒店,工作人員竟給不起小費。』
這看似言之鑿鑿的敘述有個基本的常識性錯誤:1971年鄧小平尚未復出,如何率團赴美?而從一次付清485萬美元這件事看,所謂美金使用捉襟見肘一說亦屬無稽之談。何況,當時中國正在全力支持越南的抗美斗爭,還向非洲好些國家進行經濟援助,許多物資都是用美元購買的。按照吳建民的說法,他當時的實際感覺是:手中的美金盡是大票,需要用一些小錢時,反倒有些不太方便。
1972年4月,代表團住進了新樓。搬家後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對樓內進行徹底的檢查。因為買下這棟樓後,原樓主提出要代表團暫緩一周搬入,理由是要進行清掃以便去除隱患。代表團猜測這一安排別有目的,檢查結果也不出意料——在樓內的燈具、門把手、天花板、衛生間內,竟發現了200多個竊聽器!這樣一來,代表團內部的重要會議,就都要跑到相對安全的地下車庫去開了。
在中國代表團駐地的西面有一座更高的樓。中國代表團一搬進新家,馬上就有國外記者鑽進了隔壁這座樓,並且架起了照相機、攝影機,居高臨下地對著這所昔日的汽車旅館進行『全方位監控』。吳建民的眼睛好,到樓頂鍛煉身體時,一下就發現了這些小動作。而他自己健身的身影,很快也出現在美國《生活周刊》、《新聞周刊》等著名刊物上。
(節選自《吳建民傳》,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年7月第一版,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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