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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低速經濟增長決定了韓國基本不會發生經濟危機,韓國經濟已經進入平穩的後工業化時代,也正因為如此,對於東亞其他國家缺乏參照意義本刊記者/王艷
這個時候對韓國的關心,是基於一段深刻的記憶和有關『重蹈覆轍』的猜測。
大約11年前,剛剛加入『富國俱樂部』的韓國在金融風暴中破產了。接下來,被韓國人視為『國恥』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進駐,經濟出現負增長,人均國民收入退回7年前的水平。
現在,預判一個國家的命運仍然是困難的事。韓國經濟研究院的學者對於我們的問題顧左右而言他,只是說,韓國已經是一個和當年完全不同的國家。
金融體系的亞洲典范韓國傳統經濟的思維,是由國家分配資金扶持財閥,不論公有、民營,幾乎所有銀行的高階職務都由政府決定,貸款給誰也聽命政府,並非市場導向。
國家主導型經濟的最初設計者是朴正熙。靠政變上臺的朴正熙對西方思維不以為然:『讓韓國套上美國的制度,就像一個100磅重的人借了一件250磅大漢穿的西服,無法使自己穿得文雅。』
他親自主持召開企業銀行聯席會議,企業家和銀行家分坐兩邊,如果有企業提出需要貸款,朴正熙就當場點名讓某家銀行提供貸款。
後來的韓國領導人繼承了這位獨裁者的經濟哲學,用30年的時間創造了一個亞洲的經濟奇跡。
但是,這種故事在IMF看來簡直就是異端。1997年,處在金融危機中的韓國政府向IMF求援,申請580億美元的緊急援助。IMF的第一個條件就是對韓國的官辦金融體系『釜底抽薪』。
那時,這個要求顯得很合理。因為大量引進海外短期貸款,韓國銀行出現了嚴重的清償危機,這正是韓國金融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
1997年12月3日,最後的談判達成。韓國財經部長林昌烈沈痛的表情與IMF主席康德蘇的輕松快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曾經有人認為,強調自尊心的韓國政府不會完全聽命於IMF。事實卻相反。
面對IMF停止保護那些已經喪失清償能力的金融機構的要求,韓國政府沒有絲毫猶豫。1998年到2003年初,韓國金融機構的數量減少了32.4%。其中,不良貸款問題最集中的綜合金融社,至2003年僅剩下3家仍在正常運營,93%被關閉。
外資自由進入,使韓國成為亞洲金融體系最開放的國家。IMF在與韓國簽訂貸款協議時,要求允許外國銀行或非銀行金融機構大舉進入韓國市場,在韓國的外國銀行或企業可以全面參與韓國證券交易活動。一些國際金融法學家甚至認為,這實際上是讓韓國用相當一部分金融主權換取貸款援助。
雖然韓國人始終認為,銀行被外資控制是否就會真正健康起來是一個值得存疑的問題,但他們不否認韓國銀行更加安全的現實——韓國銀行的資產充足率已經達到13%,不良貸款降到1%以下,這兩個數字保證銀行可以抵御一般性的經濟衝擊。
而以提高效率為目標的金融監管體系改革,是韓國應對危機的自主行為。當年,韓國銀行、保險監督院、證券監督院的白領僱員,獲悉政府有意將這三大機構合並,不禁齊聲表示反對,破天荒地開始靜坐示威。
消失的野獸衝動野獸衝動是經濟學家凱恩斯在解釋投資者動機時的創造。凱恩斯說:『在情況不明朗時,企業家根據直覺決定投資。』
亞洲金融危機前的韓國,就是一個充滿『野獸衝動』的國家,激進,不畏懼高風險。那一代韓國人流行的觀點是,持續的收入增長是愛國責任的體現,不必在意短期的利潤。
1997年底,韓國最大的30個產業平均債務/淨股本比率高達519%,而美國這一比率約為154%,日本為193%,臺灣地區為86%——韓國政府和銀行的全力支持,使大財團能夠在承擔高風險的情況下照樣進行大規模長期投資。這種發展模式成就了韓國經濟奇跡,也為金融危機埋下了禍根。
曾經的大宇公司董事長金宇中即使在破產後也不認為『過度舉債是萬惡之源』。金宇中最具『野獸衝動』的行為是在兩伊戰爭期間,在伊朗建造鐵路。
如今,游戲規則的改變徹底顛覆了韓國的增長模式。《韓國時報》說,外國控股的銀行『不情願向韓國企業發放貸款』。2001年,因為從國內銀行拿不到貸款拓展業務,從事工藝品買賣的韓國人康吉鋒決定到上海尋找機會。『外國投資者對於風險太過敏感,不願意承擔風險。』他說。
2004年4月,美國凱雷基金將韓美銀行出售,獲利6.75億美元;次年2月,美國新橋資本將韓國第一銀行出售,獲利16億美元,三倍於它四年前的投資。這兩件事證實了韓國人對外國投資人的懷疑:外國投資人對短期利益的增加更有興趣,關注的重點不在企業的長期增長,因此,他們可能會通過賣掉企業將短期利益兌現。
但同時,過分的『理性投資』又使經濟的鍾擺擺向了保守一邊。
從2005年開始,韓國政府建議外國投資者,董事會成員最好選用韓國人。另外,外資如果收購股權超過5%,就必須向金融監管機構報告。新政策推出後,許多外國銀行家和外企高級主管私下抱怨,稱韓國在監管方面的做法捉摸不定,給投資者帶來了不確定性。接下來的幾年,外國對韓國的投資逐年減少。
信用卡政策是韓國政府在金融危機後最大膽的行動。
2000年,剛剛擺脫金融危機陰影的韓國政府急需拉動內需,於是通過稅收優惠等各種政策鼓勵消費者使用信用卡,由此引發一場轟轟烈烈的信用卡熱銷運動。
為啟動和推廣信用卡,韓國國稅廳硬性規定,所有法人經營單位和年銷售額達一定規模的餐飲、零售業者必須使用信用卡結算。家庭主婦們甚至連買一捆菜都用信用卡結算。2003年底,韓國消費者債務拖欠比率達到了創歷史紀錄的11.2%,使韓國的信用卡公司無一例外發生了流動性危機。
事實上,早在信用卡政策的第一年,負責金融監管的金融管理委員會與金融監督院,就曾聯合發出警告。結果獨立機關敵不過政策需求,當時負責政策的財政經濟部並不理會,拖拖拉拉到了2003年,造成七分之一的韓國人破產。
消磨掉最後一絲衝動,凱恩斯所說的『理性投資』成為韓國的集體選擇。
沒有參照意義的榜樣?這5年,韓國的經濟增長率始終在4%上下徘徊,身處在東亞狂飆突進的國家之間,它就像溫吞水的歐元區。
『低速經濟增長決定了韓國基本不會發生經濟危機。』吉林省社科院東北亞研究所研究員張玉山說。
1997年前後,張玉山一直研究韓國經濟結構,最近幾年纔轉變研究方向,只是做些韓國投資預測。『韓國經濟已經進入平穩的後工業化時代。也正因為如此,對於東亞其他國家缺乏參照意義。』
即使不再發生金融危機,韓國人也不會對政治領導者心存感激。失業與敵對的勞資關系,讓他們更願意回憶上世紀90年代的生活。
在李明博就任前,韓國人說他們經歷了『失去的十年』,對於金大中和盧武鉉挽救經濟的功績只字不提。
有趣的是,現在韓國經濟的問題都可以在歐洲大陸上找到對應物。『對於想防范金融危機的亞洲國家來說,韓國並不是一個好榜樣。』張玉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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