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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欲哭無淚』的內心表白,引發了公眾對教育部新聞發言人離任的無限遐想。對於外界普遍流傳的其可能被『潛規則』了的傳言,王旭明坦言,『如果照本宣科念文件准確但傳播效果只有10分,而個性化語言可能不那麼准確但傳播效果能達到90分,我寧願選擇後者』、『我是很傻,但我還沒有傻到對官場基本運行規則不了解的地步。選擇了這位置,就不能只講「官話」。』
其實,王旭明的不少發言,也都非『官話』。至少他的『教育買衣論』、『大學生養豬論』、『范跑跑無恥論』等,都已經成為廣為流傳的名言。而且,作為一個為政策解讀代言的新聞發言人,他的這些言論,自然也符合官方立場。因為新聞發言人只有自己的表達技巧和方式,對於表達的內容沒有決定權,如果他的通俗表達被認定為是對政策的誤讀,自然有官方的澄清以及對發言人的問責。
也就是說,在照本宣科的官話和自我加工的『俗語』之間,新聞發言人有充分的選擇權。但實際上,我們的新聞發言人,絕大多數都選擇了官方語言。為什麼?
熟悉官場的人都知道,多講官話會少犯錯。因為官話大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語言,你不可能從中挑剔出任何的邏輯和內容瑕疵,畢竟官話早已將辯證法的精妙運用到極致。但如果將官話自己『翻譯』成通俗語言,無論邏輯上多麼嚴謹,都不會像官話那麼面面俱到、滴水不漏。比如『教育買衣論』,如果說成綜合考察、擇優錄取就會永遠『政治正確』。
但是,現在的問題是,雖然官話一貫正確,但官話卻是一種遠離公眾的『非大眾語言』。甚至在很多時候,官話的傳播者在內心也不贊同官話表達,但為了自身的仕途安全、減少說錯話的機會而不得不進行的『語言自保』。在現實生活中,公眾能夠而且需要接受的是一套符合大眾語言方式和思維邏輯的『普通話』,而新聞發言人恰恰承擔著這樣的職責,其既需要維護官話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又要將官話轉化為大眾可以接受的話語。
與其說公眾需要的是會用『大眾語言』的新聞發言人,不如說公眾渴望的是政策表達更平易近人。畢竟,新聞發言人代表的還是官方的政策立場。現在的問題是,在行政體制內部,對上負責的要求使得官話依然是一種習慣性要求,在對外『公關』上,能說『普通話』則是對公眾負責的必然要求。需要官話和『普通話』通吃的新聞發言人,如何在『上也認可』和『下也滿意』的夾縫中游刃有餘地生存,恐怕會是個難題。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如王旭明這般尷尬的新聞發言人也就會屢見不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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