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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美國當前的經濟動蕩,中大大學政務學院主攻政治治理研究的阮思餘博士有自己的解讀,他認為這既是一個嚴肅而又緊迫的經濟問題,也是一個更為重要的政治問題。這涉及到美國的發展軌跡與歷史走向,也就是美國的必然衰落問題。
特邀專家: 阮思餘博士 (中山大學政務學院) 廣州日報: 美國次貸引發的『衝擊波』,到底反映了美國經濟的何種弊端?阮思餘:簡單地說,美國經濟衰退折射了美國經濟政策目標的嚴重滯後。其經濟衰退,主要是因為它未能完成人們所期待的經濟政策目標。
美國次貸危機導致的經濟退步,這是全世界都可以感知的經濟現象。從近期美國救市來說,華盛頓從最初對問題的後果估計不足,到采用傳統的救市措施——諸如降息、減稅,給銀行注資,作用似乎都不大理想。這說明,小布什政府的經濟衰退乾預已經出現嚴重危機,聯邦政府的經濟政策目標相當遲滯。
以美國的貧富差距為例,其問題的發生大多在裡根和老布什主政期間,而分化的加劇則在克林頓就任總統期間。從這一意義上而言,最近幾年美國的經濟衰退,主要是美國過去四分之一世紀的發展,未能兌現上述經濟發展目標而積重難返的結果。
廣州日報: 經濟問題從來都不是單純的經濟因素造成的,那麼,請問美國經濟問題背後的政治是什麼?阮思餘:美國經濟的困局,在很大程度上暴露了美國兩黨制政治的弊端。其弊病主要表現在,美國總統選舉越來越多的是培養政客,而非政治家。政客與政治家的一個基本區別在於:政客僅僅盯著下一次選舉,為的是打贏選戰;政治家則關注下一代未來,著眼於可持續發展。政治家要比政客站得更高,看得更遠。
縱觀當今的美國政壇,上至總統,下至地方官員,充斥的是大量政客,而缺少時代所需要的政治家。政治家有其深邃的眼光與感化之風度。他們既能善於理解當今世界變化的大勢,又能夠把脈美國在全球的優劣;既能把美國政治、經濟和戰略的長遠利益有效地聯為一體並且持續運作,又能避免政策制定過程中官僚政治的勾心斗角與互相掣肘;既能針對經濟困局做迅速反應並且切實有效,又能避免因特殊利益集團或大選年而隨意變更政策。正如錢穆所言:一政治家之可貴,固然在其政纔與政績。更可貴者,則在其政治之風度。
問題的悲劇在於,我們難以在今天美國的政局中發現具有如此政治風度的領袖氣質。包括美國人在內的諸多精英人士對美國下一任總統的期許就是最好的明證。向盟友和對手說明:美國願采取多邊主義、結束這種自認為憑借美國的實力和地位就能維持下去的雙重標准、帶頭承擔能源責任……與其說這是對新總統的期許,不如說這是對布什總統的一記響亮耳光。因為,總統就是國家問題的所在,起碼是國家衰退的擔當者。在前幾任總統執政期間已埋下諸多經濟問題的伏筆下,這樣的總統如何能承擔起推動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的重責?
廣州日報: 從歷史的軌跡看,美國當前的經濟問題與對外政策有沒有必然聯系?阮思餘:有聯系。政客大量充斥的美國政治舞臺,他們既不會仔細研習歷史教訓,又不會認真吸收歷史勸誡。針對戰後美國頻頻發動戰爭、國防費用大增的歷史,美國著名史學家保羅·肯尼迪在巨著《大國的興衰》中提出了『美國衰落論』。肯尼迪早就指出,如果個別大國在國防、消費和投資三者之間不能保持平衡的話,那麼大國衰落就是大勢所趨。因為,如果一個國家把過多的資源用於軍事目的而不是用於創造財富,那麼從長遠來看,就很可能導致該國國力的削弱。歷史上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國等大國興衰的歷史已證明,生產能力獲取財富的狀況同軍事擴張耗費資源的狀況之間,具有很重要的相關性。
從主政八年的小布什政府看,也似乎在逆歷史規律而行。這一點,至少可從美國飆昇的軍費開支以及美國近年的反恐戰兩個方面加以佐證。2007年,美國軍費開支創歷史最高紀錄,達5468億美元,佔全球軍費開支的45%。小布什主政以來,尤其是『9·11』事件以後美國采取『先發制人』戰略以來,小布什政府至今仍然沈浸於軍事的較量中,對20年前歷史學家所提出的美國因未能處理好國防、消費和投資三者關系而導致的衰落這一宏論置若罔聞。換言之,頻繁使用武力以捍衛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恰是華盛頓擔心其衰落的最後殺手?。而結果是,通過武力似乎無法阻止美國的衰落。(作者:毛玉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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