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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2008,對於中國而言,這是風雲激蕩的五十年。中共中央機關刊也走過了不平凡的五十年歷程。從《紅旗》到《求是》的這五十年裡,黨刊見證了自身的變動與發展,見證了中國的變革與成長,見證了中國的艱難與崛起,也見證了時代的變遷與風雲的變幻。
時政導讀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七大奧運城市履踐諾言:全力籌辦以人為本] [杭州市長稱信訪聯絡員制度於法有據"異地批評"] ·中央全面研判當前經濟形勢堅持科學發展不動搖·85.9%公眾關注政府新聞發言人對個性關注度最低·京滬穗深調查:僅18%受訪者認為奧運後房價可能漲·北川老城建紀念旅游區最終擬建成世界自然遺產
2008年7月4日上午10時,在北京沙灘北街2號求是大院內,《求是》雜志社舉行了紀念中共中央機關刊《求是》暨《紅旗》雜志創刊50周年大會。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發來賀信,代表黨中央,向雜志社全體工作人員和離退休同志表示熱烈的祝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部長劉雲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劉延東,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陳奎元等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的最高層全部出席大會,李長春在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
胡錦濤在賀信中充分肯定了這50年來中央機關刊的地位和作用:《求是》暨《紅旗》雜志是黨中央指導全黨全國工作的重要思想理論陣地。自創刊以來,為探索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黨的建設規律作出了艱辛努力。同時,對《求是》雜志今後的工作指明了前進方向,並寄予了新時期的厚望——緊緊圍繞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全黨這一戰略任務,下大氣力創新思路、豐富內容、改進文風,進一步辦出特色、辦出水平。
李長春對《求是》雜志的工作提出明確要求。他指出,《求是》雜志作為黨中央的理論刊物,要牢牢把握黨的理論宣傳的正確方向;堅持理論聯系實際,推動黨的理論宣傳更好地為黨和國家工作大局服務;深入總結和宣傳改革開放30年的偉大實踐,繼續推動解放思想,不斷賦予黨和理論宣傳鮮明的時代特色。
這是一場簡朴而隆重的紀念大會,凝聚了五十年的厚重。200多名求是雜志社的工作人員和離退休老同志共同見證了這個重要的時刻。
從《紅旗》雜志到《求是》雜志,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黨中央機關刊已經走過了50年的不平凡歷程。
毛澤東一手創辦《紅旗》
沙灘北街2號大院,這裡曾是中國新潮思想的策源地,是中國思想最活躍的地方。
1958年6月1日,代表著全國最高權威的黨內理論刊物《紅旗》雜志在這裡正式創刊。
建黨後,《向導》、《斗爭》、《實話》、《解放》、《共產黨人》、《群眾》等多種黨刊先後問世,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發揮了各自的作用。但自從1947年解放戰爭在全國全面打響後,直到1958年6月的這十餘年間,黨中央一直沒有直接出版機關刊物。
於是,在新中國成立後,辦一個理論刊物逐漸成了黨內的共識,其中,對創辦黨刊最為關切的是毛澤東主席。
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1月16日的發言提綱中就列有『辦刊物』一項,1月21日在發言提綱中,又提『考慮出刊物的問題』。同年3月8日,在成都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第一天,毛澤東提出25個問題供與會者討論,其中第24項就是『出版雜志——理論刊物問題』。
不久後的4月,中央發出了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必須加強理論隊伍和准備創辦理論刊物的通知。
195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八屆五中全會決定由中央主辦一個『革命的、批判的、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雜志』,定名為《紅旗》,每半月出版一次。毛澤東主持了這次會議。在此之前一天,毛澤東高度評價了《紅旗》發刊詞,並作出批示:『此件寫得很好,可用。』
同時,毛澤東還為《紅旗》題寫了二十多幅題頭,並特為此寫信給《紅旗》:『報頭寫了幾張,請審檢;如不能用,再試寫。』他還在自己題寫的其中兩幅『紅旗』字旁,注明『這種寫法是從綢舞來的,畫紅旗』,另一幅旁寫有『比較從容』。後來,從其中選出了兩字作為《紅旗》雜志的正式刊頭。《紅旗》雜志上正式標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辦』,這也是毛澤東決定的(據國家歷史博物館資料)。
『刊物搞起來,就逼著我們去看經典著作,想問題,而且要動手寫,這就可以提高思想。現在一大堆刊物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力。不辦刊物,大家就不想,不寫,也不會去看書了。』
不為人熟知的是,1957年11月,在莫斯科會議上,赫魯曉夫曾提出要辦一個國際性理論刊物的倡議。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毛澤東創辦一個理論刊物的想法來源。
1958年8月,《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雜志正式出版,總部設在布拉格。它比《紅旗》雜志創刊晚了兩個月,中國參與了這份國際共產主義理論刊物的創辦,但在中蘇公開論戰期間,又退出了《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編輯部。對此,毛澤東後來認為,過早地退出這份刊物,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在這一點上,可以看出毛澤東對理論工作的重視,也就不難理解他對待《紅旗》的認真態度。
《紅旗》在創刊之後的一段時間內就形成了較大的影響力,成為了黨在理論研究和宣傳方面的一個主陣地。它的影響力與毛澤東的關懷是分不開的。在雜志正式出版後,毛澤東繼續對《紅旗》給予經常且具體的關心和扶植,包括為《紅旗》寫約稿信和編者按。他不僅同意將自己的《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在《紅旗》創刊號上發表,而且此後還不斷向紅旗推薦文章。1958年7月3日,他對一封調查研究的信寫了評語,說:『紅旗半月刊應當多登這樣的通信』。此後,該信以《從化四日——給廣東省委的一封信》為題,刊登於《紅旗》1958年第6期上,內容有關於農村早稻生產、群眾路線和大字報運動問題。
毛澤東不僅親自為《紅旗》選取、推薦文章,對文章從標題到內容、詞句、凡需修改的,都一一動筆改定,需要強調的他都加寫增補,有時還為編輯部寫按語。毛澤東看《紅旗》十分細心,一旦發現錯誤就會寫信給編輯部要求予以訂正。1958年6月4日,他寫信給《紅旗》總編輯,指出『紅旗創刊號第四頁第六行多了一個「的」字。其他各篇,可能也有錯訛字,應列一個正誤表,在下期刊出。』
1960年11月25日,《光明日報》發表了中共哈爾濱工業大學機械系及自動化專業總支委員會寫的題為《從設計『積木式機床』試論機床內部矛盾運動的規律》一文。毛澤東讀了很感興趣,於11月28日給作者寫了一封信,在12月6日將此信改用《紅旗》雜志編輯部名義,代為約稿。信全文如下:
『中共哈爾濱工業大學機械系及自動化專業分總支委員會同志們:
看了你們在1960年11月25日光明日報上發表的文章,非常高興,我們已將此文在本雜志上轉載。只恨文章太簡略,對六條結論使人讀後有幾條還不甚明了。你們是否可以再寫一篇較長的文章,例如一萬五千到二萬字,詳細地解釋這六條結論呢?對於車、銑、磨、刨、鑽各類機床的特點,也希望分別加以分析。我們很喜歡讀你們的這類文章。你們對機械運動的矛盾的論述,引起了我們很大的興趣,我們還想懂得多一點,如果你們能滿足我們的(也是一般人的)要求,則不勝感謝之至。』
在《紅旗》創刊後的頭幾年的版面上,我們還經常可以看到幾個作者的名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寫國際評論的於兆力,寫思想評論的施東向,寫經濟評論的許辛學。這三個集體筆名,在當時的讀者群中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力。
使用集體筆名的好處是,可以集中集體智慧,在時間短、任務急的情況下較快地完成寫作任務,而且容易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從而擴大文章影響。
事實證明,這些集體筆名也確實體現出了他們的作用,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