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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大學文學院文化素質教學部主任、教授楊嵐
道德是人們在一定社會文化環境中形成的行為規范,指向人性的彰顯、提昇與完善。道德是有時代性的,一個時代的道德典型可能會成為另一時代的精神遺產也可能成為包袱,如封建道德之於現代社會,而那些能穿透時光而能在不同文化圈中引發共鳴的道德觀念和行為,總是探向人性共性的部分,閃爍出迷人的溫情厚意,讓我們感到人性的尊貴,而這些會成為從叢林部落傳說直到好萊塢影片的恆久主題。
中國社會從傳統農耕社會到現代工商文明、信息文明基礎上的現代社會的轉型過程中,人們的觀念行為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當傳統觀念不足以范圍人心,古道熱腸成為落寞,現代觀念體系又未能引領風尚,人們不免有些無所適從,新舊交替的變革期,思想解放文化多元的背景下,社會經濟政治思想文化能量激蕩迸發之際,也容易出現觀念混亂行為失范的現象,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屢現的『道德滑坡』現象,與此有關。而道德建設不能只乞靈於傳統美德弘揚,而應著力於為現代社會奠定新觀念基礎,建構現代人格,樹立身邊榜樣,暢行現代文明行為。『百城市道德模范巡講網上行』活動正是這樣的盛舉。
各城市推出代表自己城市精神和市民素養的模范人物,他們有見義勇為的英雄、誠實守信的義士、助人為樂的好人、敬業奉獻的勞模、孝老愛親的主婦等,他們構成了城市建築之外的精神形象,是文化軟實力的重要載體。天津市推出的十名全國道德模范及提名獎獲得者中,既有見義智為成功救出三名落水學生的碩士生徐偉,也有在抗震救災後格外引人矚目的絕不建豆腐渣工程的建築師范玉恕;有危難中捨己救人的李遠洲,有和平環境中義務獻血20多次的程鐵鳳;有現代職業道德典型如螺紋專家、醫院院長,藍領專家,也有傳統家庭美德榜樣,如孝養繼父的普通婦女,有認養10個抗洪救災英雄母親的企業家,也有30年如一日照顧殘疾人的派出所民警。他們的身上既有耀眼的人性的光輝,又有鮮明的現代生活印記,也有天津人淳厚義勇的特質。他們是這個時代天津市民的道德肖像。而在關於他們的訪談中,我們很少看到誇張的豪言壯語和慷慨激昂,而只有沈甸甸的深刻自省到的責任、義務,滲透到一言一行中的素養、良知,包括他們周圍的親友同事的理解和支持構成的托起這些道德英雄的文明基座。李遠洲的妻子說『我們願意他救人,更願意他活著。』她將2萬元捐款回報社會,並建議在海河邊設救生圈;冰湖英雄徐偉不建議大家都向他學習,『這個事情是突發的事情,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遇到的。只要大家有善良的心,我能幫就去幫,能做就去做,盡力而為,不要強求,如果強求很多時候可能做的事情就已經脫離了那種原先的本質的想法了,我覺得做好事誰都能去做,能做盡量去做。』他的救人與讓座一樣是自然形成道德習慣,這個80後青年楷模身上折射出的理性、冷靜和人文意識讓我們對這一代青年刮目相看。而在馮香苓這個朴實的婦女身上,我們更多地看到傳統美德的慣性,她把一份無血緣基礎的親情推到了極致溫馨,感恩報德的仁義之舉甚至有些偏執,如她堅持選婿入贅,還讓丈夫改姓繼父的姓,——這也是天津人,道德楷模的性格中總是有幾分常人難及的固執,在現代社會利益流轉中葆有那種心靈的堅持。
在道德建設中應該注意的是,道德一直被認為屬實踐理性,知易行難,道理三歲孩童知曉,八十歲老人做不到;而現代道德中注重知行合一。傳統道德基於情感,宗教的狂熱和親緣關系的推擴也可促進道德建設,現代道德基於理性,科學認知和文明行為習慣養成是重要路徑。城市市民道德建設更多現代性色彩和全球化理念,無論是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建設,抑或是生態倫理、科技倫理建設,都離不開道德的知,只有深知纔能力行。建構在理性基礎上的道德纔會是普遍性的,作為軟約束的自律性的道德有其界限,責己嚴待人寬,與法律的強制性不同,道德法制化會促使社會僵化。現代社會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的劃分也是重要標志,以私德衡量職業領域發展,或以事業業績替代私人生活質量,均不明智。現代道德注重道德主體的自由選擇,在保證底線倫理不被觸犯突破的基准上,人們可以選擇作聖人完人,也可選擇作凡人俗人,不可強求一致,形成『道德綁架』。沒有了政治法律體制性支橕和風俗輿論的規范,在這種自由選擇基礎上出現的道德楷模就更顯珍貴,而能在道德中立、道德淡化的大背景中形成民眾道德追求的熱潮,只是印證了社會發展的道德需求和公民素質的普遍提昇,這纔是真正的精神文明建設。
沒有了強制性的道德追求會成為時尚,人們會快樂地追逐和嘆賞那種心靈的美好和行為的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