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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發展中國家群體加速呈現大分化態勢,既對世界力量對比、南北關系和利益格局調整,也對它們自身的前途命運產生深刻影響。深入探究這一態勢,對認識和把握當今世界『大變革大調整』的戰略動向,找准中國的國際定位,與各國共同分享發展機遇,共同應對各種挑戰,實現和平發展與互利共贏,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某些共同特征出現深刻變化發展中國家群體是二戰後形成的,主要通過民族解放運動獲得民族獨立,進而躋身世界民族國家之林。根據聯合國經社理事會的界定,全球發展中國家目前有153個,基本包括了除歐盟27個成員國、非歐盟成員的『老歐洲國家』和其他西方發達國家之外的聯合國成員(以色列被界定為『發達國家』)。盡管國際社會對『發展中國家』概念的界定並不一致,但畢竟有某些趨同的方法論和視角,主要依據經濟、社會、人文發展標准和歷史經歷,並認為這些因素構成發展中國家政治行為和對外關系特征的基礎。
冷戰結束後,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信息革命、知識經濟等因素推動下,除『歷史經歷大體相同』和『多數國家經濟上和政治上仍處於弱勢地位』這兩大因素外,發展中國家某些重要的『群體性共同特征』發生了深刻變化。
——由『堅決反帝、反殖、反霸』,轉變為根據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利益,靈活務實地處理與發達國家的關系。目前,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視美國的國際地位與影響,希望美國『從良』,在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促進國際合作方面發揮積極作用。一部分發展中國家,把美國當成打交道的首要對象,甚至尋求美國提供『安全保護』。在一些有爭議的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面前,某些發展中國家追隨美國和其他西方大國。發展中國家群體政治特征方面的這一關鍵性變化,造成當今世界已經不存在反帝反霸統一戰線,今後也很難再構建。這從一個側面印證了當今世界『大變革大調整』的戰略動向。
——從要求並謀求『推翻舊的世界體系,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與政治新秩序』,轉變為不挑戰當今世界體系和國際秩序。對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它們一方面利用現有體系和秩序中的積極因素與條件,實現自身生存與發展;一方面致力於通過南北對話與合作,逐步祛除現有體系和秩序中的『不公正與不合理因素』,使其朝著公正合理的方向演進。這標志著它們既無奈地接受了當今世界的生產分工體系、資源分配體系、貿易秩序、金融秩序、政治秩序和國際法體系,也被動地接受了美國的一超地位和發達國家對國際經濟和政治事務的主導。
——從堅定主張並致力於南南合作及聯合自強,轉變為依賴發達國家的市場、技術、援助,依賴全球性和區域性金融機構,更加依賴從與發達國家的利益組合中『搭便車』。雖然非盟、77國集團等仍在呼吁南南合作及聯合自強,但虛多實少。根據世界銀行、世貿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近十年來發表的若乾統計,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間的貿易額、資金彼此流動額、單向援助額、經濟合作規模等,逐年大於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如上經濟交往。另外,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不反對或不抗拒經濟全球化,轉而選擇『接受』或順應經濟全球化的國家戰略。一部分發展中國家甚至認為,在經濟全球化、信息革命和知識經濟大潮下,與發達經濟體結為利益與命運共同體,比與不發達經濟體為伍,更能確保本國的生存與發展利益。
——不少發展中國家從堅持基於本民族文化和宗教價值觀確立政治制度和發展道路,排斥其他制度和價值觀,轉變為接受甚至引進西方政治模式、法律體系、『民主與人權』價值觀。出於穩定政局等考慮,它們尚未放棄本民族文化和宗教,但選擇世俗政治和社會生活,主張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樣性,贊成文明對話和相互借鑒,特別是承認西方文明在推動世界走向進步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包括推動人類物質生產力和精神生產力走向進步,認為東西方文明和南北文明可以彼此促進,相信文明之間的交流及融合有利於世界和平與發展。從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對待不同文明的態度看,它們不再選擇對抗,而是選擇合作。
發展中國家呈現大分化發展中國家曾經以較為完整的群體規模和相對統一的力量,在世界政治和經濟舞臺上發揮重要作用,如促成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推動召開討論原料與發展問題的第六次特別聯大,通過《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宣言》和《行動綱領》;在第四次中東戰爭後動用石油武器,制裁西方國家,造成持續三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機』等。
冷戰結束前,發展中國家群體主要依托跨區域和區域組織發揮作用,尤其是不結盟運動、77國集團、非加太集團(ACPGroup)、石油輸出國組織、伊斯蘭會議組織(OIC)、阿盟、非統(非盟前身)等,都具有較強的凝聚力,在重大問題上可以用『一個聲音』說話。它們關注的焦點主要是維護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獨立,反對美蘇爭霸損害自身利益,非殖民化和消除種族隔離,以及要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與政治秩序。
冷戰結束後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知識經濟和信息革命日新月異,世界主要力量對比發生巨變,全球利益結構多元化,格局復雜化,國際規制呈現新的演化,多種力量角逐秩序重塑。在這樣的戰略背景下,發展中國家群體呈現大分化、大改組。
以宗教、種族、地緣因素或相近政治和經濟訴求而結成的大型發展中國家集團,大都活力日漸消逝,既難以影響全球重大熱點問題的解決,亦無力引導世界的主要經濟和政治趨勢。它們的首腦會或外長會仍定期舉行,仍發表大量的宣言、聲明或公報,但少見實質性的合作行動,更談不上統一的戰略努力,言不信,行不果。如分別擁有數十個上百個成員國的集團組織,在對待全球化、反恐、伊拉克戰爭、伊朗核計劃、阿以爭端、達爾富爾、科索沃、多哈回合、氣候、環境、聯合國改革、油價暴漲等問題上,難以形成統一立場,甚至陷入爭吵。
內部發展失衡,貧富差距拉大,導致利益訴求不一,甚至彼此衝突。例如,在伊斯蘭會議組織(OIC)的57個成員國中,2007年沙特、土耳其、印尼、馬來西亞、伊朗、尼日利亞、巴基斯坦、阿聯酋、埃及、阿爾及利亞等10國的GDP總額約20442億美元,佔伊斯蘭世界的72%。另外47國除巴林、卡塔爾、阿曼、科威特、文萊系富國外,其他42國總財力比不上沙特一國,它們欠長期外債7300億美元,佔其年GDP總額的87%,且無力償還。海合會六國及文萊的人均收入,已超過某些發達國家,其中卡塔爾人均年收入達66063美元,屬世界最富有國家之一。與此同時,聯合國劃定的49個最不發達國家中,伊斯蘭國家佔了22個,另有7個伊斯蘭國家因經濟倒退已接近最不發達國家的主要指標。如上情勢必然產生利益衝突。據世貿組織2007年評估,發展中國家間的貿易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仍然很高,全球50%的反傾銷調查案出現在發展中國家之間。
內部矛盾和衝突進入多發期,各類力量組合不斷變化。半數以上的發展中國家分別或同時被邊界爭端、資源糾紛、部族摩擦、教派矛盾、戰亂、瘟疫、極端主義、分離主義、恐怖主義所困擾,出現數千萬難民。小、弱、窮國不得不依據生存需要,圍繞大、強、富國劃線站隊,或頻繁『反水』,變更『陣營歸屬』。相當數量的民眾對本國前途失去信心,通過合法或非法途徑移居、滯留發達國家。
一些經濟、科技、教育、社會發展程度較高的發展中國家,急欲改變自身國家定位,甩掉『發展中國家』的帽子。除已經成為歐盟新成員的12個『原』發展中國家外,韓國、新加坡、土耳其、烏克蘭、馬其頓、克羅地亞等一批國家,已經很不願意被稱為『發展中國家』或『第三世界國家』。它們『引進』西方政治制度、經濟模式、法律體系,在所謂『民主』、『人權』、『新聞自由』、『民族自決』等問題上的價值評判,日漸與西方趨同。
世界力量對比趨於復雜目前,世界格局仍屬過渡期,力量對比趨於復雜。不同社會制度的對峙淡化,弱勢意識形態對強勢意識形態的反抗愈顯模糊,新的『中間力量層』應運而生。和平、發展、合作、互利共贏,成為歷史潮流。主要戰略力量之間不存在公開對抗和搏斗關系。
一超、『中間力量層』、若乾『反秩序國家』等三個力量板塊,逐漸匯聚成國際格局的新輪廓。在這三個力量板塊中,『中間力量層』的構成最復雜,宏觀上由除『反秩序國家』外的發展中國家和除一超外的發達國家組成,它們主張捍衛世界和平、維護地區穩定、促進互利合作、實現可持續發展。在該力量層內,『大』力量對比套著『小』力量對比,其中的利益組合和硬軟實力消長,決定著大國關系、南北關系、南南關系的基本內涵和走向,也決定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快慢。『中間力量層』這種突出的戰略地位與作用,主要由發展中國家群體的分化改組所催生。
造成發展中國家分化改組的主要原因,一是經濟全球化彰顯『叢林法則』,推動世界生存與發展資源重新配置,並形成不平等的資源交換。一部分發展中國家如中國、印度、韓國、新加坡、南非、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土耳其、沙特等,抓住機遇,揚長避短,順勢而上,成為受益者,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顯著增強,軟實力和國際形象提昇,分享到更多生存與發展資源,開始擁有對國際規則更改和重新制定的話語權。與此同時,大部分發展中國家被經濟全球化『邊緣化』,不但與發達國家間的貧富差距愈拉愈大,而且與發展中國家群體中的一批『新興經濟體』拉開了鮮明的發展差距,導致利益取向和對待全球化態度的較大差異。
二是由於捍衛和鞏固政治獨立的歷史任務已完成,發展中國家群體將關注焦點從政治領域移向經濟領域,將經濟發展和民生視為首務,內外政策愈加務實。在利益驅動和實惠誘惑面前,許多國家往往自行其是,有的甚至見利忘義。這種帶有普遍性的現象,必然衍生發展中國家群體的內部矛盾。經濟領域內的矛盾和相互競爭,使發展中國家群體很難形成統一的政治訴求和強有力的集體性努力。
三是美國為了維持其霸主地位,發達國家為維護其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優勢地位和既得利益,以各種手段對發展中國家群體進行分化打壓,包括政治瓦解、經濟誘惑、文化和價值觀滲透、挑撥發展中國家彼此間關系等,推促發展中國家的分化改組。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先後對發展中國家發動了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先後對索馬裡、蘇丹等發展中國家采取軍事打擊行動。為了剝奪發展中國家群體對不公正不合理國際經濟與政治秩序的反抗能力,美國等西方國家多管齊下,包括對一些發展中大國進行誘拉,而對另一些『不聽話』的發展中國家施壓和妖魔化。美國將發展中國家群體進行『分類』,有『新興市場國家』,有『民主國家』,有『溫和國家』,有『轉型國家』,有『失敗國家』,有『邪惡軸心和無賴國家』,並據此決定對它們的政策。今年,美國繼續推展對中東和伊斯蘭世界的『民主改造』,鼓吹『構建中東大市場』,對埃及等發展中大國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細化『大中亞戰略』,拉攏哈薩克斯坦等國,在非洲搶佔『道德高地』,拉攏南非等關鍵國家,拼湊亞太『價值觀聯盟』,拉攏印度等國,同時對伊朗、敘利亞、蘇丹、緬甸、津巴布韋等發展中國家保持高壓。法、德等國則積極推動『地中海聯盟』最終成型。西方國家的如上舉措,目的在於加速催酵發展中國家的分化改組。
發展中國家崛起改變全球利益格局近年來,一批發展中國家迅速崛起,既改變了世界經濟結構,也改變了全球利益格局。2008年,這一態勢繼續。『金磚四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繼續超過50%。緊隨『金磚四國』,發展中國家群體中又出現了VISTA五國和一批『第二梯隊國家』。它們把握住了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趨利避害,發揮自身不同優勢,彰顯出較為強勁的發展活力和潛力。2007年,在世界經濟20強中,新興經濟體佔了7個,分別是中國、巴西、俄羅斯、印度、韓國、墨西哥、土耳其,而在世界經濟50強中,發展中經濟體佔了25個,形成『半壁江山』。
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導致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同時出現發展不平衡局面。世界經濟發展失衡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新特點。就發展中國家內部而言,國與國之間發展差距越拉越大。在發達國家群體中,同樣出現較大貧富差距。挪威和盧森堡2007年的人均收入分別是歐盟新成員保加利亞的20倍和19.7倍。而另一方面,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2007年9月發表的報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差距,1980年是23倍,2006年縮小為18倍。2007年,人均GDP超過澳大利亞的發展中經濟體(香港、臺灣除外)有12個,分別為新加坡、韓國、沙特、克羅地亞、墨西哥、俄羅斯、委內瑞拉、南非、馬來西亞、阿根廷、哈薩克斯坦和土耳其,這些國家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
世界經濟失衡和南北發展同時失衡,造成全球利益格局生變。首先表現為生存利益格局大變革。就國家和民族生存而言,發達國家群體早已確立生存優勢,主要依靠科技不斷創新、雄厚的經濟和金融實力、對國際貿易的主導、對世界主要資源和市場的控制、強大的軍事實力和集團組合以及由它們制定的人類生存規則。長期以來,發達國家群體一直佔有人類生存利益『大蛋糕』的最大部分,擠壓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生存環境、生存資源和生存能力的總體惡化態勢。然而,隨著一部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崛起,發達國家群體不得不與其『分享』一部分生存利益領域內的『好處』。這部分發展中國家並不滿足於此,還要獲取更多『好處』,這樣,便使它們的生存特征和生存行為逐漸遠離廣大發展中國家,逐步與發達國家磨合為『命運共同體』。
其次表現為發展利益格局大調整。長期以來,發達國家群體具有強勁的發展能力和實力。但南北發展『雙失衡』局面,造成全球發展利益格局大調整。發達國家為確保自己的發展利益,遲滯新興力量『奪走』更多的發展利益,開始拋出各種誘餌,拉攏一部分新興力量與西方為伍,聯手阻遏另一部分新興力量的繁榮強大。其結果是,被拉攏的新興力量在全球發展利益格局中的地位明顯改善,而『被阻遏』的新興力量不斷衝破阻遏,也在全球發展利益格局中通過競爭提昇了話語權和利益分享權。
再就是表現為政治利益格局內涵大改變。以往,維持舊秩序還是建立新秩序,是世界政治利益格局之爭的主線,冷戰時期被集團對抗以及制度和意識形態對峙所主導,發展中國家成為博弈雙方所爭取的『中間地帶』。冷戰結束後,多種力量共生共存,誰也吃不掉誰。面對經濟全球化浪潮和人類生存資源、生存環境、生存空間挑戰,各國對制度和意識形態分歧的關注,明顯讓位於對利益依存關系的關注。和平、發展、合作、互利共贏,成為最大的世界政治。在這方面,中國提出的『和諧世界』主張,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贊同,也推動著世界政治利益格局的大改變。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其前途和命運與整個發展中國家群體的前途和命運緊密相連。中國的和平發展和科學發展,對整個發展中國家群體有利,對整個世界也有利。(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董漫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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