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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共中央決定,全國範圍的縣(市、區)委書記大接訪活動,從7月開始次第展開。根據要求,各地將對各種矛盾糾紛集中進行拉網式排查和化解,對反映出來的問題,要求登記建冊,落實責任,跟蹤督辦。區別於過往的歷次大接訪,對排查出的重大疑難案件,此次還將實行縣(市、區)委書記帶頭包案制,全程參與,直至徹底解決
6月28日下午,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在全國開展“縣(市、區)委書記大接訪”活動,全力推進羣衆信訪問題,尤其“事要解決”,“要爲北京奧運會成功舉辦創造良好和諧的社會環境”。
其後,中紀委、監察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家信訪局,先後出臺《關於違反信訪工作紀律適用〈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若干問題的解釋》和《關於違反信訪工作紀律處分暫行規定》,正式實行信訪工作領導“問責制”,16種信訪工作中的違紀行爲將被追究領導責任。
這是中國第一次就信訪工作責任追究作出系統規定,也是近年來第一次對某一領域違紀行爲,同時發佈黨紀、政紀處分規定,進行責任追究。
在基層“前沿”,一個縣委書記如何解決複雜的信訪問題,大接訪的效果又如何?7月26日,《中國新聞週刊》記者走進了河北省元氏縣的現實。
嚴控非正常進京上訪
元氏縣是石家莊市23個區縣之一,古屬趙國,是一個有着2000多年曆史的老縣,因爲曾是趙國公子元的封地,故名元氏。“農民好習武,民風淳厚、強悍”,是縣裏一位副處級幹部對此地民風的評價。
站在縣委大樓8樓辦公室,可以看到對面市民廣場上有居民帶着孩子散步, “不知道哪塊雲彩會下雨,稍有粗心就可能出亂子。”中共縣委書記李義增皺了皺眉頭。
進入7月,全市開展“縣委書記大接訪”,李義增就再沒有回過他位於石家莊市區的家,“吃飯在一樓食堂,上班和睡覺都在8樓辦公室”。
“全縣幾乎把所有的工作重心都放在安保和穩控上了。”雖然遠離京城,但奧運同樣牽動着這個縣級政權的每一根神經。
李義增把全縣四大班子的領導全部排班,輪流到信訪局接訪,除了每月一到兩次的接訪外,四大班子更多要下到所承包的鄉鎮去排查“潛在的上訪戶”。
“每個週末都有人加班,許多下鄉排查的幹部乾脆就住在了鄉下。”縣委常委、縣委辦公室主任王勇軍說。
全縣久拖難決或多次上訪的重點戶,李義增都爛熟於心,已派出專門領導包案解決。
但是,不斷傳來的各地進京上訪的簡報仍然讓他緊張。
6月28日下午3點,中央處理信訪突出問題及羣體性事件聯席會議召開了“全國處理信訪突出問題及羣體性事件電視會議”,部署在全國開展“縣(市、區)委書記大接訪”活動和中央國家機關在奧運會期間組織幹部下訪工作,全力推進羣衆信訪問題“事要解決”。河北省和石家莊市規定,凡發現進京“非正常上訪”,相關責任領導須帶着“檢查”進京接人。
按信訪條例規定,上訪者不得越級上訪,並且要到規定的信訪部門,因此相當一部分進京上訪者由於不瞭解這些規定,被作爲“非正常”上訪者,由當地政府接回。
“從7月10日開始,全省已有十餘個縣、區因爲非正常進京上訪而被通報。”李義增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除此以外,河北省還有“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一票否決,凡是因爲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考覈落後或羣體性上訪後果嚴重的,相關責任人的“評先”資格將被一票否決。
盯事——元氏縣的“穩控”努力
與其他距京較近的市縣一樣,元氏縣也有上訪的“傳統”。
“村民都很淳樸,但性格很犟,喜歡認死理。”縣委辦主任王勇軍說。從元氏到石家莊有30公里,到北京也只有300多公里,村民花30元錢就可以進京。很多村民“一有事就要上北京說”。
縣委書記李義增認爲,導致上訪的原因,主要是利益調整和資源分配引發的矛盾,“基層幹部責任心不夠、處理能力差也成了上訪的另一促因”。
“只要不是權限不夠,村民的問題大部分都能解決。”李義增說,“一些幹部處理問題不公開、不公道、不作爲、有私心。”
曾擔任縣信訪局長的張月辰說,元氏縣是一個傳統的農業縣,土地問題是導致上訪的主要矛盾。2004年以前,村民因耕地被佔或土地糾紛而上訪佔總量的40%以上。
“產業園的建設、高速公路、國道、省道的建設也加劇了土地糾紛。”張月辰說,許多佔地補償款被鄉鎮挪用,或分期償付,爲村民上訪埋下了隱患。
同時,隨着石家莊市“退二進三”戰略的實施,約數十家化工醫藥產業轉移到元氏落戶。大批企業的涌入爲當地帶來豐厚的利稅的同時,給環境也帶來壓力,企業與村民之間矛盾不斷。
加上國有企業改制、城市拆遷,2003年左右,元氏縣曾一度成爲石家莊有名的上訪縣。高峯時,每年上省進京上訪達數百起。
“居民上訪的目的是爲了解決問題。”在李義增看來,穩控的精力不是放在盯人上,而是放在盯事上。
從2004年起,元氏縣嘗試把信訪關口前移,實施法制指導員和村民事務代理制,要求縣領導負責到村,以求把矛盾解決在萌芽狀態。李義增還立下規矩,縣委、政府領導幹部每兩月至少到信訪局接訪一次。
據元氏縣信訪局近三年的統計,從2005年開始,到縣信訪局上訪由557批次下降到去年的372批次。但今年開始,上訪再次增加,僅今年1至7月,就有475批次。去年到省市上訪共66批次,今年僅上半年就有42批次;去年到北京上訪的數字是21批次,今年1到7月份就有9次。
進入7月份,信訪量猛增讓地方官員們擔憂,許多多年前的老事,已平息的舊事又重新出現,成爲新增上訪案件。
“書記大接訪”將上訪者的注意力吸引到了縣裏,從7月5日到28日,在縣信訪局登記上訪的有97批次。元氏縣信訪局局長梅慶芳稱,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一倍多,去年7月份的接待量是47批次。
“進京接人”的成本
官員們承認“接人”成本巨大。
“只要是正常到規定的地方登記上訪的,比如國家信訪局的,一般是不會打電話要求底下接人。”元氏縣信訪局原局長張月辰說,他們去接的主要是在國家規定的上訪登記部門以外,例如天安門廣場、新華門、釣魚臺、外國大使館等地。
曾多次到北京接人的張月辰回憶,北京市南三環的馬家樓是他經常去的地方,“一排一排的大廠房被改成上訪者‘分流中心’,每個省都有一間,凡不到規定的地點進行上訪的都會被警方送到這裏。”
張月辰介紹,上訪者進入分流中心,都會被一一登記,由分流中心通知所在的省或各地駐京辦去“接人”。分流中心每天下午五點關門,關門之前還沒有被接走的將給予放行。張月辰說,很多時候,他們接到通知趕到時已到了下班時間,而上訪的人已被放走,他們只好住下來,“跑遍京城去尋人”。
“一去一回,光過路費和油費就要一千多,期間還不算工作人員在京的住宿費和招待費。”張月辰說,平均接一個人的成本大約是一千到三千元。
上訪者只需花50元左右就可以進京“告狀”,而地方政府要把其接回來,一個人至少要付出高出其數十倍的成本。
除了“分流中心”,張月辰也經常到北京南站附近“上訪村”去接人,有一次他甚至在南二環的橋苑賓館住了半個月。
“不僅成本巨大,大多數時間都由包案領導、責任單位負責人和所在鄉鎮派出所組成一個小組,每次都要四到五個人一輛車,分頭在北京找人。”張月辰說。
據元氏縣委辦公室主任王勇軍說,北京當地的值勤民警在街上發現上訪者,都會將其帶到派出所進行登記,“民警們登記非正常上訪者都會記入考覈,有時會幫忙代爲看管幾小時,因此我們去了,總免不了請人家吃頓飯表示感謝。”
有的上訪戶不願跟着車子回縣裏,縣裏去的人只好花錢在北京陪着,直到將其勸回。
王勇軍介紹,該縣有一對姓裴的兄妹,因不服省高院的判決,屢次進京上訪,其所在的鄉鎮平均每年要花兩三萬元去“接人”,而該鎮一年的總經費只有20萬元。
書記“權力”與信訪問責
7月15日是縣委書記李義增的接訪日。當天早上8點剛過,他就帶着縣委辦主任趕到信訪局。“爲了讓他幫我記一下,免得自己忘了。”李義增說。
據李義增回憶,接訪當天,他一共接待了20撥,有七八十人。從上午8點多一直到下午兩點,“期間有幾次想去廁所,但由於人太多,只好憋住了。”李義增說。
“當天來登記的人明顯比平時多,”縣信訪局長梅慶芳說,書記接訪當天現場解決的有14起,另外7起也都責成相關部門給了明確答覆。在李義增看來,縣委書記接訪能起效,一是因爲手中有“權”,再就是他所能調動的公共資源較多。這兩項能督促幹部責任心,有利於直接解決問題。
也有地方的縣委書記抱怨,這兩項解決問題的“撒手鐗”都比原來有所減弱。
地方官員的邏輯是,近幾年,縣裏許多職能部門如國土局、技術監督局、食品藥品監督局、工商局等紛紛“上掛”,其人事、財政都歸併到市裏或省裏。從約束幹部這一項來看,縣委書記的“權”是在減弱,而隨着縣辦國有企業的陸續改制,黨政一把手可調動的公共資源減少了。
“與前幾年相比,此次大接訪更多要依仗書記個人影響和處理問題的協調能力。”李義增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稱,“現在老百姓法律意識和維權意識越來越強,書記找政策和法律答覆問題,不能做‘三拍’(拍腦袋、拍胸脯、拍屁股)領導。”
信訪局的幹部,更擔心由此而來的上訪潮。“書記接訪的成效本身就是一個宣傳效應,7月份的上訪量一天比一天多,8月份估計還要多。”梅慶芳說。
李義增把書記接訪比喻爲“大合唱”,不是“獨角戲”,能把上訪者留在縣裏,總有辦法解決。
河北大學政法學院教授陳秋明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說,“書記接訪,直接的目的是藉助‘一把手’的推力促使問題解決,而更深層次地看,是爲推動信訪問責制度鋪路。書記大接訪只是一種權宜之計,解決問題的關健還是完善信訪制度本身。”